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论杜拉斯小说《情人》里的中国情人形象一、生平和创作玛格丽特·杜拉斯，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法国著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1914年生于法属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越南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父母为教师，有两个哥哥，16岁遇到一个中国情人，帮她的家里渡过难关，18岁返回祖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数学，政治学，1935到1941年在法国殖民地部当秘书，笔根不辍，1996年去世。

从1943年以杜拉斯为笔名发表《无耻之徒》开始，到最后一部作品《这是全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共发表三十多部小说，参与制作的戏剧和电影有20多部，在她众多著名的小说中，以发表于1985年的《情人》最为著名，这部小说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二、具有异域情调的中国情人形象分析1.文化“混血儿”他的身上，有古老中国的烙印，长相俊美，金灿灿的皮肤，没有肌肉，少髭须，浑身乏力，自卑，胆怯，颓废，懒散，柔弱，优雅，深情，爱哭，身上有烟草和香料的味道，臣服于父亲和父亲的财产。

同时，又具有具有法国绅士文化的色彩，如：留学法国，会说法语，言谈举止优雅，穿西装，坐穆新汽车，有穿着制服的专职司机，家里有很大的房子。

如果说，他长相俊美，优雅，身上有一些法国文化色彩，有钱，满足了一个贫穷的法国少女对情人的想象，那么他身上的深深的中国烙印，他的黄皮肤，他的胆怯和阴柔，代表了法国及其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而他的财富和他身上的文化混血现象代表了海外投机和海外殖民的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集体想象。

2.被压抑者在恋爱关系中，小姑娘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掌控着主动权，第一次见面，他胆怯，自卑，小心翼翼的和小姑娘搭话，小姑娘出于好奇，以一种施舍者的态度跟他交流，在两性关系中，小姑娘主动将自己献给了他，最后也是小姑娘主动离开了他，所以在整个恋爱关系中，他始终被小姑娘居高临下的姿态压抑着，所以他沉默，他爱哭；在与我家的交往中，我的家人并没有因为他有钱而高看他一眼，相反，极度鄙视他，同样，也是以一种施舍者的态度，赏赐或者恩赐给他一个请他们家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他试着和我家人说点什么，却无人理睬，所以他沉默，在舞会上，他被我的两哥哥侮辱，他也是沉默的，这是我家人对他的压抑；在家庭关系中，他恪守宗法观念，完全听命于父亲，寄生在父亲的巨额财产中，谦卑柔顺，毫无反抗之力和反抗之心，他被他的父亲所压抑；在文化上，他虽然留学法国，会说法语，但他的身上，依然流淌着古老中国文化的血液，与这个古老的国度一样，慵懒，无力，死板，毫无生机可言，他依然是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规训和压抑的巨婴；3.绝望的等待和被等待者《情人》中的男主人公以一个永远等待者的形象出现，而且这种等待从一开始就是无果的，绝望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在胆怯和自卑中跟我打招呼，当我回应他的时候，他显得很吃惊，说想不到我会和他说话，由此可见，他打招呼，但并没有指望小姑娘会回应他，他等待着，一个等不到的结果；出人意料地是，小姑娘回应了他，在接下来的交往中，小姑娘的开放，野性让他始料未及，也措手不及，他对此惊慌，也对此惊喜，他等待着小姑娘说爱，他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是爱情，但小姑娘却要求他象对待别的性伙伴一样对待她，因此，他的等待有一次落空了；在和小姑娘的家人的交往中，他试探着跟他们说话，等待着他们的回应和接纳，但他们只顾埋头吃饭，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沉默了，他的等待有一次落空了；小姑娘离开了，对小姑娘来说，他们的爱情也结束了，但是对于杜拉斯来说，他们的爱情还在继续，或者刚刚开始，她需要用他绝望的，无果的等待来构建她的爱情，对杜拉斯来说：等待——爱情——现实——离开——继续等待，经历了这五个阶段，才算是完整的爱情，从一开始的等待，到最后继续等待，再到很多年后相见，他们的爱情才算真正的完成，因此，他是一个等待者，那是他的深情，而对她来说，深情固然有，但深情背后，她需要他的等待，来构建她的爱情，所以他又是一个被等待者。

三、双重背景、多元文化与双重时空下的身份确认杜拉斯构建的情人形象，一方面出于她双重背景和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身份确认的需要，从双重时空上来说，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情人也承担了女性成长、性别确认以及女性主体性地位确认的功能，当然，不管是文化身份确认还是性别主体性确认，都要归结为年老的杜拉斯为自己一生的定位于确认。

1、双重背景与多元文化1.1双重背景杜拉斯是一个出生在法属殖民地的白人小姑娘，她的童年，是光着脚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玩耍，说越南语，因此她野性，叛逆，追求自由自然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作为宗主国，她住在白人区，坐着专门给白人的座位，享受着白人的特权和优越感，这就决定了她无法真正的融入越南；而法国对她来说，就是母亲口中那个文明开化的国度，不管是在殖民地，还是回到法国，她都在法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接受的是法国的教育，但回国之后，彬彬有礼的法国文化与她的叛逆野性的个性又格格不入，正如杜拉斯所说：在越南，我为自己是白种法国人感到骄傲，在法国，我又觉得自己的是越南人，东方成了我的文化底片。

1.2多元文化跨国生活经历将杜拉斯置于法越、法中、中越三重文化之中，对她来说，法越属于殖民关系，所以她有优越感，中越不管在地缘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具有亲缘关系，而法中则代表着东西两大文明，中国是可以想象和观照的对象。

1.3双重背景和多元文化下的文化身份确认跨国的生活经历和双重教育背景以及多远文化生态导致她文化身份的混乱，她生活在东西两大文明的夹缝中，她同时属于两种文化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被这两种文化所排斥或者边缘化，在越南人或者东方人眼中，她是一个白人，在法国人眼中，她又是一个具有东方面孔和文化内涵的怪人，她成了不折不扣的异类。

但同时，跨国生活经历和双重教育背景开拓了她的视野，她的思维和视野不在停留在抽象的东方形象想象中，通过生活在越南的中国情人形象，她认识了中国，也认识了东方，所以情人身上独有的那种文化混血儿的形象，以及她与中国人恋爱，都是她试图调和东西文化的一种试探，但无疑情人的懦弱和自卑，奴性与保守，她的离开，说明这种调和是不被允许的，在某种程上，也是失败的，由此可见，对于杜拉斯来说，西方情人只是她试图调和东西文化的一个介质和依托，或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上，她看到了自己的“象”：法国文化才是她的内在和本质，东方文化是她的表层和外化，因此，她离开东方，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于法国文化的回归。

2.双重时空与性别确认小说的开篇，是一个年华老去的夫人，在一个公共大厅里遇到了年轻时的恋人，从而展开了回忆性的述写，在人称上，她称现在年老的自己为“我”，称小说中很有自传色彩的那个小女孩为小姑娘，现在与过去，双重时空的断裂和双重视角的错置通过回忆连接了起来。

2.1性别确认：在没有遇到情人之前，这个白人小姑娘尽管享受着白种女性的各种特权，但家庭的贫穷，父爱的缺失，母亲对大哥的偏爱，大哥的游手好闲和称王称霸，小哥哥的软弱，让她的生活混沌而痛苦，她戴着男人的呢帽，穿着母亲的长裙，腰里系着一个不合时宜的皮带，穿着有黄金条带的鞋子，深谙平穷和成长的悲哀，却装作不谙世事，观察着来自外界的目光，她性感，叛逆，狡黠，而作为文化混血儿的中国情人的出现，无论从长相上，还是金钱上，都满足了她对男人的想象，但是，中国男人作为一本被压抑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胆怯，自卑，沉默，让这个小姑娘从一开始就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扮演了一个“刚性”的角色，而这个压抑，痛苦，柔弱的中国情人处于弱势地位，扮演了一个“软性”的角色，进一步强化了小女孩的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和主体性地位，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中，小姑娘也是主动的，索取的，她不仅占有了他的身体，还占有了他的性别，性作为欲望的行动，带有很强的否定性，进一步弱化了可这个东方情人，也弱化他的男性地位，东方情人的出现，成了小女孩变成女人的一份成人礼，最终让她走向了女性至上的境地，所以，小姑娘最后离开东方情人，除了文化上的回归之外，也是一种性别的张扬，那么，东方情人作为一个无望的等待者，也是这种性别的张扬与性别确认的一部分。

2.2人生重构与确认杜拉斯作为开篇那个追述往事的老夫人，年轻的她，不管是文化身份的确认，还是性别身份的确认，都已经成为过去，对于这个老夫人来说，情人重构过去的一个元素，对逐日苍老的她来说，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早已确认，那么，文化混血儿形象的出现，给她的小说和爱情打上了深深的异域风情或者是东方风情，而情人的压抑和等待，无疑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厚重，更加有质感，也更加震撼人心。

四、西方——法国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和杜拉斯《情人》里的中国情人1、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嬗变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嬗变一共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地理上遥远而飘渺的中国，拥有丝绸、茶叶、瓷器、园艺的物产中国，用友孔儒、礼仪制度的思想中国，殖民视野下落后自闭的黄祸中国，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中国。

那么，中国人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在西方认识中国的时候逐渐凸显出来，如果把各种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做一个归纳，就会发现，中国人只有两幅单调的面孔，正如18实际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所说的那样：人们最终无法找到一条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中国的中间途径。

这句话概括了西方定义中国人的总体基调：开明|残暴，圣贤|愚昧，富有|贫穷，天堂|地狱，中国人的形象在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来回抛掷，由于义和团运动，中国人的形象只身下一个面孔：残暴的黄祸。

正因如此，20世纪初期的西方文学中，中国人总是以危险的“黄祸”登场亮相。

2、杜拉斯《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的超越性和局限性2.1杜拉斯《情人》的超越性在于她塑造的中国情人形象更加人性化，他不再是理想化活着妖魔化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文化混血儿，他有很多优点，如金灿灿的皮肤，会说法语，家世显赫，行为优雅，也有很多缺点，胆怯，自闭，沉默，这些优点和缺点并不是两极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它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突破了西方对中国两极对立的评价，从而让这个东方情人更加有人情味，更加立体和丰满，而在于白人女孩的恋爱中，他虽然只是一个无望的等待者，但作为爱情的参与者，他对白人女孩的呵护备至，与白人女孩的两性关系，足以打碎中国人的“黄祸”形象；2.2但另一方面，情人形象具有很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根植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固有偏见中，她将中国情人塑造成一个被压抑者的形象，他的自闭和胆怯，偏女性化的气质，在家族和父权面前，奴性十足，这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传统认知是一脉相承的。

总结：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出于文化确认，性别确认和人生整合的需要，塑造了一个具有文化混血、被压抑、等待与被等待的中国情人形象，这就意味着，出于文化身份确认的需要，情人只能以一种“异己”或者“对立”的形象出现，他的文化混血儿身份，本身参考和观照的价值，也整合了她的人生，在对情人形象的塑造中，杜拉斯有创新和突破的地方，也有西方固有的文化偏见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