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文学上最美的《情人》：将最露骨的男女事，用最干净的方式讲出来
文学上最美的《情人》：将最露骨的男女事，用最干净的方式讲出来《情人》这本小说，拍成电影也是禁片，其场面比李安导演的《色戒》还要露，很多场面都是床戏。
但你看了，不会觉得脏。
再说《情人》原文，杜拉斯语言露骨，但你读了之后，发现她写得真的美，美得让你忘不了。
王小波的小说尺度大，《黄金时代》更曾被当成风月小说来卖，他说：“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学境界。
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一种人生的韵律。
”史铁生是一个智慧的人，思考着人性和神性，他将残疾和爱情作为人生的两条密码，谈到杜拉斯，他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无论多么露骨，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
”为什么不脏呢？用史铁生的话来说，性在摆脱繁殖的垄断后，成为一种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祷告。
杜拉斯的表达，已经超越了动物原始的欲望，成为心灵的表达。
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性事肮脏，是因为这些人的内心本来就不干净。
01不管你读没读过这本书，你可能都知道这句话：“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句话就是《情人》里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本书的故事，都曾真实地发生在作者的身上，因此它也如同作家某个时期的“自传”。
杜拉斯15岁的时候，遇见了他的中国情人，两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很多年后，杜拉斯将这个故事改写成《情人》。
《情人》出版后，火爆程度远超杜拉斯以往的作品，首印两万五千册，第二天便被抢购一空，不断加印，杜拉斯也成了出版史上的一个传奇。
杜拉斯一生，情人众多，做过人流，出过轨，婚内怀了情人的孩子，最后年老体衰，还有一个小情人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同为法国作家的阿列特·阿梅尔说：”杜拉斯的写作给读者两种可能，要么恨她，要么爱她，没有第三种温和中庸的态度。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向红
【期刊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000)001
【摘要】<情人>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越南南部为背景创作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中充满了对异域风情的描写和刻画,然而作为从小生长在殖民地的一个欧洲白人,虽然深受异域环境的浸染,但在她眼中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种族意识.本文主要运用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方法对小说的场域和人物进行分析,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形象学意义.
【总页数】4页(P99-102)
【作者】向红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相关文献】
1.“中国情人”形象塑造中的文化想象——以杜拉斯小说《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为例 [J], 陈召荣;李俊花
2.杜拉斯与"情人":"我"与"他者"——从形象学出发浅谈杜拉斯的三部小说 [J], 张慧敏
3.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读 [J], 翟金芝;
4.杜拉斯《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读 [J], 张露洋;王宗峰
5.杜拉斯《情人》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解读 [J], 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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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情人》中的“他者”形象
杜拉斯《情人》中的“他者”形象[摘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塑造了一个“他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契合了欧洲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想象,通过文化“他者”完成了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再认同。
[关键词] 形象学“他者”文化身份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最具个性的女作家。
《情人》是她在1984年发表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爱情。
当年就获得了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在此之前的一年,该书已销售了420万册,由香港影帝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情人》更是让无数影迷倾倒,《情人》的成功使得人们竞相阅读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出生在法属殖民地的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旧称),她整个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18岁时才迁居法国。
“肮脏的小安南人”,“黄皮肤的瘦弱孩子”,“印度支那的少女”,都是杜拉斯对自己的指称,印度支那的一切给她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并扎根于她的意识深层,成为她潜意识的文化之根,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东西两种文化在她身上交流、碰撞,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
”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她的创作具有非常丰富而多变的内涵。
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充斥着种族歧视和等级观念。
白人是高贵的上等种族,白人中又分为很多等级: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做贸易的、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等,再往下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商人、教师、最底层的穷白人。
整个殖民地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分明。
杜拉斯一家处于白人社会的最底层,贫困使她们虽身处同类之中,却常常被排斥、被嘲笑甚至被压迫,杜拉斯的母亲因不知贿赂殖民官员,买到了一块无法耕种的土地,导致破产,她的家庭是因为贫困而受到印度支那白人社会的排斥和鄙视。
尽管她母亲竭力维持着这个家庭所谓的白种人的尊严,但贫困还是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当地人而非白人。
杜拉斯《情人》背后的形象学思考
杜拉斯《情人》背后的形象学思考中心词：形象学、社会整体想象物、创造性想象、意识形态、乌托邦摘要：当代形象学强调对作家主体的研究，研究他是如何塑造“他者”形象的。
杜拉斯是如何将她这一生最美好的爱情想象“创造性想象”地赋予这个支那人的。
由于杜拉斯情感的日趋激烈，这个支那人在承载杜拉斯想象的过程中，完成了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由意识形态向乌托邦的转化。
小说结尾这个中国男人打来的电话，超脱了小说整体的虚化性，却给小说乌托邦注上了真实的注脚。
一：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门类，它的研究对象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如“晚清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战后日本文学中的美国形象”。
○1很显然，形象学研究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
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
○2形象学经历了从传统形象学到当代形象学的演变过程。
传统形象学重视研究形象的真实与否，即关注形象与“他者”的差距，当代形象学却更强调对作家主体的研究，研究他是如何塑造“他者”形象的。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科利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提出萨特似的“创造性想象”，即将现实中的异国降为次要地位，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主要不是被感知的，而是被作者创造或再创造出来的。
这就将形象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形象的创造着---想象主体一方。
○3想象主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其所属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即是说在他们被其自身所属的文化烙上强烈的特征时所进行的对另一个文化的审视必然带有其“社会整体想象物”的浓厚印记。
所以，作家成其为重要的媒介。
法国学者认为，社会整体想象物并不是统一的，它有认同作用和颠覆作用这两种力，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
我们说某一作家笔下的异族形象是意识形态的，意思是指作者在依据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表现异国，对异国文明持贬斥否定态度。
精神分析视域下杜拉斯“情人”系列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研究
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原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小说家。
自1950年开始，她先后创作了三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分别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年）、《情人》（1984年）及《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而这三部小说又被称为“情人”系列三部曲。
这三部小说叙述着同一个故事：在遥远的法属印度支那，一个白人少女邂逅了她的异国情人并产生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初恋情事。
杜拉斯的精神探索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脉络清晰地对她不同时段写就的同一个故事内涵进行重述。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杜拉斯所处的时代相邻，虽然他们生于不同的国度，专注不同的领域，但杜拉斯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方法同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理论都体现出二者研究人的心理世界这一相同之处。
不仅如此，精神分析学说还是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艺理论流派之一，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本论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出发，以压抑作用、人格结构理论和力比多理论为基础，对杜拉斯“情人”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深入解读，同时研究杜拉斯创作这些主要人物形象的内在心理动因，探索她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本论文由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
前言部分主要对杜拉斯的作品进行梳理并对杜拉斯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予以综述，阐述本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并概述论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正文则包括三章：第一章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情人”系列小说主要人物形象解析。
这一章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压抑作用、人格理论和力比多学说理论概念，将“情人”系列小说中典型人物，主要是母亲、白人少女和情人这三个人物形象放置于上述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重新解析，分析小说中人物的种种不寻常的行为和表现。
第二章杜拉斯创作“情人”系列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动因探究。
本章从杜拉斯从小生活的地域、感受的文化氛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庭情况与人生经历入手，揭示杜拉斯年少时期的生活是她潜意识压抑的来源和转化，也是她创作“情人”系列小说的灵感源泉，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情人》少女的傲娇与中年男人的胆怯
韩浩月假若，我是说假若，杜拉斯在湄公河上遇到的那个黄皮肤男人，也是个作家的话，那么他会怎么写那个15岁的法国女孩。
“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情人》开头这句话被许多人引用和传颂，其实，换作故事的另一主人公来写，一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杜拉斯的中国情人，在她的笔下是病态的、柔弱的、若隐若现的，她甚至吝啬于说出他的名字，只是在书中一次或两次道出他的姓氏。
有评论从社会文化、情感心理的角度，评析了《情人》中所带有的种族歧视色彩，这或是一种过度的敏感，那不过是一个少女的傲娇和一位女作家的自恋的综合呈现而已。
杜拉斯是真心爱过她的中国情人的，当她在他的资助下，坐上由越南返回法国的渡轮后，意识到今生可能再也无法和他相见，想到他曾给予过的恩惠和保护，忍不住哭了起来。
到小说结尾，杜拉斯之爱仍然是少女之爱，她写下这个让人揪心、痛苦的故事，仍不过是记录自己生命里一个短暂的片段。
大她年龄一倍的中国情人会为她感到痛苦吗？在杜拉斯的描述下，他是会的，他对她充满占有欲，会为她嫉妒，恨她但无法不去取悦她。
她是他的洛丽塔。
但若论痛苦的程度，他会弱于她许多，这么说是因为，除却那个白裙小姑娘，他的世界还有家庭、商业、酒楼、鸦片……当小姑娘以操纵他的欲望为乐时，却忘记了，他同时可以被更多的事物操纵或反操纵。
老男人恋爱，如老房子失火，不失火则已，一旦失火就会难以自控。
对于过早体会命运气质充满颓废的中国情人来说，杜拉斯是他这所老房子的一把小火苗，时不时地窜出来炙烤他的心肺，但他无法燃烧，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份不对等的爱情，是一次欲望的走火入魔，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琴瑟和鸣。
对于年轻的女孩，中年男人总会有又爱又惧的复杂情感，他们喜欢她们的光洁、干净，还有体内蕴藏的旺盛生命力，但又惧怕无法与之产生同等的热情与欲望，她们是行动迅疾的小兽，他们则是疲倦的猎手，彼此远隔遥望最好。
这世界上最大的误会之一，恐怕得增加这一条：男人都喜欢年轻女孩，其实不过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而已。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论杜拉斯小说《情人》里的中国情人形象一、生平和创作玛格丽特·杜拉斯，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法国著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1914年生于法属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越南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父母为教师，有两个哥哥，16岁遇到一个中国情人，帮她的家里渡过难关，18岁返回祖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数学，政治学，1935到1941年在法国殖民地部当秘书，笔根不辍，1996年去世。
从1943年以杜拉斯为笔名发表《无耻之徒》开始，到最后一部作品《这是全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共发表三十多部小说，参与制作的戏剧和电影有20多部，在她众多著名的小说中，以发表于1985年的《情人》最为著名，这部小说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二、具有异域情调的中国情人形象分析1.文化“混血儿”他的身上，有古老中国的烙印，长相俊美，金灿灿的皮肤，没有肌肉，少髭须，浑身乏力，自卑，胆怯，颓废，懒散，柔弱，优雅，深情，爱哭，身上有烟草和香料的味道，臣服于父亲和父亲的财产。
同时，又具有具有法国绅士文化的色彩，如：留学法国，会说法语，言谈举止优雅，穿西装，坐穆新汽车，有穿着制服的专职司机，家里有很大的房子。
如果说，他长相俊美，优雅，身上有一些法国文化色彩，有钱，满足了一个贫穷的法国少女对情人的想象，那么他身上的深深的中国烙印，他的黄皮肤，他的胆怯和阴柔，代表了法国及其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而他的财富和他身上的文化混血现象代表了海外投机和海外殖民的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集体想象。
2.被压抑者在恋爱关系中，小姑娘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掌控着主动权，第一次见面，他胆怯，自卑，小心翼翼的和小姑娘搭话，小姑娘出于好奇，以一种施舍者的态度跟他交流，在两性关系中，小姑娘主动将自己献给了他，最后也是小姑娘主动离开了他，所以在整个恋爱关系中，他始终被小姑娘居高临下的姿态压抑着，所以他沉默，他爱哭；在与我家的交往中，我的家人并没有因为他有钱而高看他一眼，相反，极度鄙视他，同样，也是以一种施舍者的态度，赏赐或者恩赐给他一个请他们家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他试着和我家人说点什么，却无人理睬，所以他沉默，在舞会上，他被我的两哥哥侮辱，他也是沉默的，这是我家人对他的压抑；在家庭关系中，他恪守宗法观念，完全听命于父亲，寄生在父亲的巨额财产中，谦卑柔顺，毫无反抗之力和反抗之心，他被他的父亲所压抑；在文化上，他虽然留学法国，会说法语，但他的身上，依然流淌着古老中国文化的血液，与这个古老的国度一样，慵懒，无力，死板，毫无生机可言，他依然是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规训和压抑的巨婴；3.绝望的等待和被等待者《情人》中的男主人公以一个永远等待者的形象出现，而且这种等待从一开始就是无果的，绝望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在胆怯和自卑中跟我打招呼，当我回应他的时候，他显得很吃惊，说想不到我会和他说话，由此可见，他打招呼，但并没有指望小姑娘会回应他，他等待着，一个等不到的结果；出人意料地是，小姑娘回应了他，在接下来的交往中，小姑娘的开放，野性让他始料未及，也措手不及，他对此惊慌，也对此惊喜，他等待着小姑娘说爱，他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是爱情，但小姑娘却要求他象对待别的性伙伴一样对待她，因此，他的等待有一次落空了；在和小姑娘的家人的交往中，他试探着跟他们说话，等待着他们的回应和接纳，但他们只顾埋头吃饭，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沉默了，他的等待有一次落空了；小姑娘离开了，对小姑娘来说，他们的爱情也结束了，但是对于杜拉斯来说，他们的爱情还在继续，或者刚刚开始，她需要用他绝望的，无果的等待来构建她的爱情，对杜拉斯来说：等待——爱情——现实——离开——继续等待，经历了这五个阶段，才算是完整的爱情，从一开始的等待，到最后继续等待，再到很多年后相见，他们的爱情才算真正的完成，因此，他是一个等待者，那是他的深情，而对她来说，深情固然有，但深情背后，她需要他的等待，来构建她的爱情，所以他又是一个被等待者。
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读
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读作者：翟金芝来源：《新闻世界》2015年第02期【摘要】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形象学为依托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对本国形象的理解与阐释。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性小说《情人》正是可以被形象学细致阐述的典范。
它承载了杜拉斯在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下对中国人乌托邦式的想象与刻画，也展现了一位女性对异国爱情意味深长的追溯与怀念。
【关键词】形象学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并曾经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她率性洒脱，放荡不羁；抽烟酗酒，感情生活也相当丰富，拥有过多位情人；她的写作风格同样标新立异，以亦真亦幻的笔端化为近乎呢喃呓语的文字；在1984年她以小说《情人》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之前，她还曾一度被评价为“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其传奇色彩和文学价值不言而喻。
而且自杜拉斯引发狂热的“杜拉斯现象”后，世界范围内对杜拉斯的研究众说纷纭，为我们了解杜拉斯以及她的作品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研究角度。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
法国学者亨利·巴柔对“形象”的解释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①形象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早期传统形象学演变到当代形象学的过程。
早期传统形象学大致停留在“一个形象与‘被注视者’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②。
简言之，即形象的“他者”差距。
当代形象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对作家主体的关注以及作家对“他者”形象的塑造。
根据形象学理论的阐述，形象学研究可分为文本外部研究和文本内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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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09汉语言（二）班姓名：宋梦捷学号：0901********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
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
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
”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杜拉斯以西方人的视角赋予东方独有的格调，通过塑造一些次等的东方形象及与具有优越感的白人之间的模糊却真挚的爱情，强调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必然联系。
本文主要以文本内部研究为主,旨在从“情人“中的异域场景和人物形象两个方面分析“情人”中的形象学意义。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
父母是法国小学教师，受殖民主义宣传的影响, 从法国来到当时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
她本人则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直到十八岁时才回到法国巴黎。
东方文明和异域情调、印度的民风民俗,都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正如《杜拉斯传》中写到：印度支那殖民地,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底片。
特殊的异国身份让杜拉斯对印度支那怀有特殊的感情。
她视之为故乡,童年的回忆也成为杜拉斯将来创作中的重要源泉。
然而杜拉斯看待这一故乡的眼光却是复杂而暧昧的。
这根源于作者双重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
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属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处的越南人。
杜拉斯从小就生活在贫穷、混乱、暴力的家庭中,她是穷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生死线上顽强挣扎的越南底层人民,并对他们的苦难极为同情；但她又是白人殖民者,可以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那些挣扎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并有意无意地赋予被殖民者特定的本质。
杜拉斯既处于西方权力分配的弱势地位,又在东方场域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位臵。
这种双重性。
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殖民的背景下,欧洲女人深陷种族、性别、阶级的模式中。
作为女人,她们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从属于男性,男性是她们理所当然依赖的人。
作为白人妇女,她们是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 她们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了相当的特权。
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
在这个意义上,东方有有弗洛伊德的东方、达尔文的东方、歌德的东方、雨果的东方、拿破仑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它从来就不是客观、纯粹的东方,它是被西方东方化的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他者。
杜拉斯作为从小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人,东方的热带气息早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她意识的中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是不可能丢弃的,因此在她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种族主义的眼光和观念。
半个世纪过去了,旧时印度支那的风光,对杜拉斯来说依然清晰如昨日。
“渡船四周的河水齐着船沿,汹涌地向前流去,水流所至。
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卷去。
不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 死狗, 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水风信子的泥丘,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
”在杜拉斯的心目中,湄公河是那么充满力量, 充满生命的激情和欲望, 它让她感到惊奇,也有些许的恐惧。
波涛汹涌的湄公河就像血液似的注入了杜拉斯的心底。
还有独特的亚热带气候,同样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而在旱季, 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余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明亮的。
白天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捣得粉碎,尤其是夜晚, 更加美丽,充满了魅力,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
每一夜都是独特的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发出的声音。
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
”在这片土地上,季节的界限是如此分明,白昼与夜晚的景致是如此不同,在杜拉斯看来,是专属于东方异域的奇特景象。
还有那喧嚣的城市,就像电影的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 城市就如同一列充满噪音的火车,熙攘的人群,炭火的叫卖声,说话声, 刺耳的木拖鞋声;还在城市中充溢着的各种气味,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 烧炭发出的气味,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
恍然臵身于原始而神秘的亚热带丛林里,恍然回到了杂乱落后的法属殖民地。
西方意味着文明的生活方式,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被现代理性牢笼禁锢了的场域。
东方却犹如魔域桃源:未开发的河流,森林和旷野,炎热的土地上横陈着赤裸裸的声色诱惑。
这块野性盎然,浸润着肉欲的大地,现代文明的尸布尚未完全覆盖它, 它的泥土里还蕴藏着生命的种子。
是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使杜拉斯与那些在法国培育出来的白种女人完全不同。
就如杜拉斯在“情人”里描写的那样:“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念的地位。
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
”在杜拉斯的眼中,这是一片完全不同于西方欧洲风情的东方土地,它充满了生命的热情与活力, 它也孕育了热情大胆的杜拉斯,它的确是她生命的底片。
她热爱这片热土, 她也在笔下无数次的描述它,然而,这种爱是矛盾的, 也是复杂暧昧的。
因为作为一名西方殖民主义者, 她始终是一个观察者, 始终是一种俯视的态度, 在她内心深处, 她对这一切是接受的, 同时也是排斥的。
比如她对中国饭店的描写:“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 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
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
我们来到最清净的一层楼上, 也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
”从这里看出, 杜拉斯始终无法放弃作为欧洲白人的高雅和优越感, 在她眼里, 中国饭店就像百货市场一样嘈杂是无法安静就餐的。
还有像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无理的人潮,还有刺耳的木拖鞋声,说起来像是在吼叫的中国话等等,这些描写无疑或多或少的都打上了种族的烙印。
《情人》里的白人女孩正是在印度支那的环境中浸染出来的新人,她在殖民地上出生、成长,比任何宗主国来的妇女都要更有活力、叛逆精神。
她汲取了东方大地的精华,燃烧的欲望, , 同时, 她又具备白人特有的智慧和主动性。
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坚定的想要成为作家,毫不羞涩的追求和享受性的快乐。
杜拉斯笔下的这个白人小女孩独自站在风雨飘摇的渡口, 被东方男人仰视着。
在殖民地, 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
家境富裕的华人竟然在一个未成年的白人女孩面前手足无措,他是胆怯的。
这里有种族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
正是在对自己的自我欣赏和自恋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展现自己的外貌与着装, 她不厌其烦地唠叨自己的粉、口红、香水、香皂、头发、帽子、裙、带、鞋。
她无视道德和羞耻感, 她细腻地描摹着男性无法体验的为女性才有的生活、体验、感觉, 她毫不掩饰对于自己女性或美的特征的向往、沉醉以及这种外貌和着装之下的自己的欲望。
白人女孩以其强烈的主体认知屹立于整个作品中。
相反, 混血儿海伦•拉戈奈尔与之形成明的对比。
海伦长得很美丽,却没有主见,她无法主宰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寄宿学校白白地消耗着青春和美貌。
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不走,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
海伦意识不到她很美。
她的父母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
海伦觉得她的未婚夫是谁都可以。
十五岁的白人女孩骄傲的说:海伦拉戈奈尔,我已经懂得的事，她还不知道，她毕竟才十七岁。
这大概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她以后永远也不会明白。
在这里,海伦被彻底地描写为欲望的客体,她意识不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也就丧失了反抗的本能,所以她终究摆脱不了被摆布的命运。
两者的差异在于, 作为混血儿的海伦拥有不同于殖民地女人的美丽外貌，但她是个东方人,作用是一个参照物,这正是西方女人笔下的东方人的失语症,由此可以看到杜拉斯身为白种女人的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感。
同样,在杜拉斯的眼里,那个中国情人虽然在法国留过学,受过西方的教育,会说法语,肤色明亮,几乎接近白人,家境富有,轿车和钻石的点缀使他带上了几分西方的优雅,但他毕竟是黄种人,这是怎么也无法抹去的种族烙印。
所以在杜拉斯认为堤岸的那个中国情人的肉体与海伦所依存的肉身是同一的, 在她的笔下, 白人女孩的中国情人依然是虚弱、麻木,没有行动能力,没有主动性的异族人。
当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华人青年在湄公河上第一次遇到这位十五岁半的白人小女孩时, 即使比这贫穷的小姑娘, 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 他的手依然在发抖, 他胆怯、害怕,就因为对方是一个法国白人。
同样, 从杜拉斯的角度来说,她必须使他发抖,因为他是一个黄种人,她无法想象一个黄种人在面对一个白人时能够不胆怯。
在这里种族优劣很明显,种族差别是超越一切的。
在整个情感经历中,小姑娘始终是主动的,第一次上黑色小汽车,第一次去堤岸的单身公寓,甚至在第一次做爱时,也是这位白人小姑娘不慌不忙,既耐心有坚决,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而那个华人青年所能做的只是退到床的另一头。
在杜拉斯眼里，华人青年身体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懦弱、无能、消极被动,这些都是华人青年留给读者最强烈的感受。
继而,与华人青年有关的一切似乎都是低级和劣等的。
中国人说话起来像是在吼叫、而中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
事实上,这种模式化的形象在欧洲很多作家的笔下都呈现过,是欧洲人对华人、东方黄种人的普遍看法。
小说的标题是“情人”,但是作品中的情人与标题相反, 他既不是主要人物, 同时与作品的全面展开也没有根本性的关系,他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不是具体的个体,没有名字。
他的存在仅仅是主角白人小姑娘的一个虚弱的反衬, 是印证小姑娘主体性的一个沉默的他者, 是小姑娘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凭借。
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是属于那个小姑娘的,华人青年没有话语权。
所以,情人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
他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从自己看自己转变为情人眼中的他人。
小姑娘是凭借着情人对她的爱, 踏着情人的身体在成长, 在变化, 在成为新我。
所以, 爱情结束时, 小姑娘的从容离开就是必然的。
她甚至不愿为他流泪, 她虽然在哭, 但是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 也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
她怎么能为一个黄种人流泪呢? 无尽的泪水和无尽的思念就留给中国情人吧! 杜拉斯在小说的结尾还用一个电话证明了中国情人对白人小姑娘一生一世的爱慕, 而小姑娘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其实,她爱的只是爱情, 是在爱情路上成长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