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刑释问题解析

2014年5月15日，江苏某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刑满释放，张某某借口有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不愿离开监狱。

本来其外甥是到监狱接他回家，孰料两人竟串通一气，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纠缠监狱。

2014年5月30日，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刑满释放，赵某某借口判刑时轻罪重判纠缠监狱，并扬言到南京上访、青奥会期间闹事，不愿离开监狱。

两个案例中，罪犯本着多闹事多得益的目的，按照以往上访缠访等方式方法，能让监狱机关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给予赔偿的思维模式进行无理纠缠，影响着监狱正常工作秩序。

若是有部分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加以报道，更是严重影响了监狱的形象。

所以，在法制未健全、地方安置不得力的情况下，解决罪犯释放难问题已摆到监狱重要议程上来。

释放难问题虽是个别现象，但牵涉到监狱的物力财力人力较大，监狱机关有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到未雨绸缪。

一、罪犯“释放难”问题分类搞清“释放难”问题的类别，是为了根据现象查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做好工作。

笔者挂职一年来耳闻目睹一些释放难案例，深感“释放难”工作的难处。

从多年发生“释放难”问题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1、刑释罪犯无家可归。

这类问题多出现于老年罪犯，特别在重刑犯监狱，问题尤为突出。

此类罪犯入监前没有组建家庭，或虽组建家庭，但入狱后家庭破裂，妻子离婚，子女失去联系，服刑期间住房拆迁或破损。

经过十年以上或者近二十年服刑生涯，年龄由中年进入老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是导致刑满释放时无家可归。

如：边城监狱邳州籍罪犯刘某某，56岁，住邳州市邢楼镇思田村思田庄594号，因犯介绍卖淫罪，被邳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期至2014年3月27日。

刘某某入监前一直单身，无直系亲属，且有轻度精神障碍，并患有白内障。

释放时无人接收、无家可归。

挂职民警与地方司法局多处协调，村委会勉强接收下来。

2、刑释罪犯有家难归。

这类罪犯有家庭和直系亲属，之所以刑满释放时有家难回，一是犯罪行为针对家庭成员，或入狱前存在重大个人过错，犯罪行为发生后即被家庭和亲属抛弃。

龙潭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70岁，家住邳州市运河镇，因杀害第二任妻子，经邳州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期至2014年2月24日。

张某刑满时，其与前妻所生儿子王某拒绝接收，造成刑满释放难。

二是身体有病，或生活不能自理，刑满后需要后续治疗费用而遭家庭及直系亲属抛弃。

2014年1月29日，徐州监狱新沂籍精神病犯石某某（病情处于康复期）刑满释放，其妻子儿女为逃避责任远走他乡，下落不明。

石某某至今滞留在新沂市精神病院。

3、刑释罪犯纠缠监狱有家不归。

刑释罪犯及其亲属过度维权，寻找借口纠缠监狱不愿回家。

此类罪犯入狱前大多为地方政府定为不安定因素中的重点人，经常处于特殊“关注”对象。

他们大多有上访、缠访的经历，对抗过政府以及执法部门，有着丰富的“撒泼耍赖”经验，并且因此得到过“好处”。

如上文中提到的江宁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即属此类型。

假若出现更为极端的方式比如：静坐、拉横幅等，即使报警当地公安也不好处理，甚至不愿处理。

容易造成民众误解，损坏监狱形象。

4、刑释罪犯遭社区或地方政府拒绝回归。

由于罪犯入监前户籍及住址不详，或户籍与居住地不符，或者户口系空挂户，刑满释放后地方政府拒绝接收。

徐州监狱罪犯刘某某， 56岁，1998年1月因强奸、抢劫、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死缓，2014年4月23日刑满。

其原籍是山东省安丘市安口乡，18岁时（约1977年）到江苏省新沂市打工，从此与山东亲属断绝联系。

后在新沂市某乡组建家庭。

但入监后妻、女与其断绝关系，从未接见过更不知去向。

且原住地某乡已经多次调整区划，当时的乡村现在已经完全城市化。

根据当前刑满释放“必接必送”制度，山东安丘、江苏新沂都有理由不接收刘某某，不给办理户口落户及身份证，造成刘某某刑满释放难。

二、刑释难问题产生的原因1、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罪犯释放难问题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狱地互帮共建过程中挂职民警协调处理的刑释难案例，可以得知：犯属或者罪犯旁系亲属拒绝接收刑释罪犯，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负担罪犯刑释后继续治疗费用或者生活难以自理的赡养费用；地方政府、社会养老机构或社区拒绝接收刑释罪犯，也多因无法解决其生活、治病费用；刑释罪犯纠缠监狱不愿返乡，也多因回归社会后生活及治病费用无着。

因此，罪犯释放难便由此产生。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简称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是当前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些制度均不适用于监狱押犯。

根据监狱法规定，监狱押犯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即监狱）承担。

罪犯刑满释放后，监狱将无法继续承担其社会保障，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应该转交地方政府。

但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医保或新农合每年年底办理一次，错过时间不予办理；低保也不是符合条件就给予办理，每个社区有相应名额，名额满了，即便居民符合条件，一般也不予办理。

再加上当前普遍存在的对刑释人员的歧视以及社区群众对犯罪分子的“社会报复”心理，刑释人员、特别是身体有病、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医保或新农合、低保等社会保障很难落实，社会养老机构更是将无家可归的刑释人员拒之门外。

尤其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苏北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刑释人员很难享受到低保、社会养老等社会保障。

因此，这便真实地造成了罪犯刑满释放难。

与罪犯刑满释放工作有关的单位是监狱机关和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

以上两个单位在协调处理刑释人员社会保障方面非常弱势。

医保、人保及负责社会养老审批的民政部门是社会管理机构中的强力部门，监狱及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很难协调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而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又给司法局增添了许多工作量，并且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也未必能解决刑释人员医保、低保等问题，在此问题上，部分安置帮教部门便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因此，这便进一步加重了释放难问题。

2、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难问题的根源。

刑法、刑诉法对罪犯侦查、起诉、量刑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可谓有法可循；罪犯收监、教育、管理、生活、减刑、假释等均有监狱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作了严格规范，可谓有法可依。

违反了以上规定，轻则追究党纪政纪责任，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在罪犯刑释安置方面监狱法第三十七条也作了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

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

”但监狱法对当地人民政府的约束力几乎可以忽略。

并且人民政府是个大概念，没有具体部门分管此事。

近几年来，中央政法委、省政法委在罪犯刑释安置上也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均缺乏强制性，违反这些规定，也无需追究任何责任。

以政法委规定的罪犯刑释“必接必送”制度为例，要求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刑释的重点罪犯做到“必接”，如果出现不“必接”情况，监狱要落实“必送”，由此看来，刑释安置工作的规定只对监狱有约束力，对其他任何机关均无约束力。

因此，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工作存在问题的根源。

3、缺少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解决刑释难问题的主要障碍。

尽管各级司法局建立了许多安置基地、采取了许多安置措施，但无家可归、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安置问题却一直无法从制度上加以解决。

目前，解决刑释难问题，主要还是靠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民警的协调、说服工作，且一案一议，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没有固定模式的运作流程，即便遇到政府部门或者犯属的无理推诿或不作为，也没有依法解决的平台。

因此，建立一个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解决罪犯刑释难问题的建议1、从顶层设计层面上：一是积极呼吁立法。

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罪犯刑释安置责任主体，解决安置费用，明确安置措施，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有效解决罪犯刑释难题。

二是探索建立与社会对接的刑释后保障机制。

在罪犯医疗暂时无法纳入社会医保范畴的前提下，上级监狱机关应积极探讨，适当提取部分罪犯狱内劳动报酬，监狱适当追加资金，联合社会保险机构，给符合条件的罪犯建立刑释后商业健康保险、（养老、失业等）生活保险机制或生活保障机制，解决病犯及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刑释生活、医疗保障。

2、从机制建设层面上：一是通过开展狱地互帮共建，在一定层面上构建解决刑释难题工作机制。

有效解决“刑释难”问题，需要监狱机关与司法局、司法所的密切配合。

长期以来，由于监狱的封闭管理，监狱内部划块管理，监狱机关与司法局的沟通不是十分畅通，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待“刑释难”问题，一个急于将犯人推向社会，一个怕承担责任，不想与罪犯家属产生纠纷，不想让刑释罪犯流向社会。

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给监狱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挂职民警的双重身份，强化了双方的直接沟通，为解决“三难”问题提供了便利。

目前，徐州地区基本形成了刑释难问题解决流程。

即：监狱筛选释放难对象——及时信息传递——挂职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访查找三难症结——信息反馈给监狱——狱地共同寻找突破点——从突破点入手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刑释难问题。

建议省厅、省局在积累案例、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省厅层面上建立一整套规范运作的工作机制。

当然，只是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机制建设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还必须征得公安、民政、医保等部门支持。

二是建议监狱机关长期在各地市级司法局设立业务站。

当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结束后，在狱地互帮共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基础上，建议省监狱管理局在各市司法局设立联系点，每点长期派驻一到两名业务协调能力较强的民警，利用地方司法局资源，专职处理与监狱有关的工作，同时长期致力于解决刑释难问题。

三是积极探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刑释难问题。

刑释难问题，很大部分来自于刑释罪犯亲属不愿意履行家庭责任，不愿意赡养、或扶助本应由其赡养、扶助的刑释人员。

监狱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如果该做的工作都做完后仍不奏效，可以考虑协调政法委、司法局、法援中心及居（村）委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罪犯回归社会后的赡养、扶助问题。

徐州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一直积极推动利用诉讼解决新沂籍刑释人员石启彦刑释难问题。

3、从协调层面上：（1）监狱机关要打造一支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队伍。

当前，“刑释难”问题层出不穷，对一个监狱而言，解决“刑释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工作。

艰巨的战斗任务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监狱也急需培养一支6—10人规模、精通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善于沟通、善于谈判、善于做思想工作，原则性强，应变能力强的民警队伍专门应对“刑释难”问题。

一是以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为主力，形成队伍基本力量；二是选择执法经验经验丰富的刑罚执行部门民警，主持队伍领导工作；三是选派医疗卫生、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力量；四是有针对性地进行风土人情、风俗民俗、谈判技巧、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