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五四”女性文学崛起的文学史意义

探析“五四”女性文学崛起的文学史意义-大学语文论文探析“五四”女性文学崛起的文学史意义摘要：“五四”时期，在以个性解放、民族独立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作用下，一群女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性别意识和创作姿态树立起了女性独立解放的鲜明旗帜，她们关注社会、探究人生、抒写女性命运，第一次以群体意识、以人的觉醒和女性的苏醒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立意义的女性文学。

“五四”女性文学的发端与肇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唤醒了中国女性独立解放的生命意识，而且也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系列，同时还开启了女性作家强烈关注社会、人生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关键词：女性文学独立解放女性形象纵观“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女作家屈指可数、寥若晨星，虽然也出现过诸如蔡文姬、李清照等著名的女性作家，但她们的作品大多沉湎在个人的情感世界中，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和女性意识，没有以理性的宏观思维去展现时代女性的群体命运，本质上依然是一种依附于男权意识的写作。

到了“五四”时期，以个性独立解放、民族自强自立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现代文学的新天地。

这一场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社会从思想到政治层面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女性作家诸如冰心、陈衡哲、庐隐、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白薇、石评梅等，她们以女性苏醒的敏感与热情，以女性主义者特有的气魄与心理素质，创作了大量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以人的觉醒和女性的觉醒为基本内涵，高扬反封建的时代旗帜，“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以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P53）打破了男性文学和男权话语独霸文坛的1局面，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作家群也由此诞生了，“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2]（P18）的中国女性文学在“五四”时期正式生发崛起。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绝大多数是以表现女性自身的解放为主题。

对于当时的女性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既是对自我价值的审视，又是与时代命运密切联系的。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国家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的大背景下，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迎合了世界的潮流，犹如一把利剑，既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伦理秩序，开启了民智；又将在中国妇女身上因袭了几千年的“女奴”镣铐砸开，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呐喊，一时之间妇女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大批具有觉醒意识和现代思维的知识女性挣脱了传统的思想束缚，融入到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热潮中，大胆地抒写女性内心的诉求，宣扬女性独立的人格尊严，以炫目的才华为中国文坛唱响了第一曲女性文学之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做出了标杆性的贡献，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一、唤醒了中国女性自由独立的生命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始终处于被书写的地位，她们的外在形象与内心世界都被男性作家随意涂抹。

毋庸讳言，纵观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不管是从伦理学、社会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审视，人们看到的都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绝对中心的带有极强男性立场的历史。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妇女被囚禁在夫权、族权、神权和政权编织的罗网里，沦为男性生育的工具，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

几千年以来，没有人为她们的处境呐喊与呼吁，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几乎无法反映到文学作品中。

因袭的传统思维与封建意识形态也奴化了妇女的思想意识，在她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也认为妇女的“三从四德”是不可违逆的“天命”。

这种宿命论的深层意识对于压在封建磐石底层的中国妇女而言，犹如思想的毒药，蒙蔽了她们的心灵；要想争取自身的独立与解放，必须要有良方来化解。

而这恰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契机下，由一群接受过西方新思潮和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率先觉醒，她们努力探求开启民智的药方，启迪中国妇女的生命意识和女性意识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她们的身上。

这些女作家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体悟人生，勇敢地反叛封建礼教对女性生命和自由意志的践踏与残害，用属于她们的文学作品喊出了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张扬了女性个体的生命价值，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为了宣扬女性独立解放的生命意识，许多“五四”女作家纷纷以反封建为主题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婚恋题材小说，着意于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刻画。

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女性作家”的陈衡哲，其小说就侧重于描写妇女生活的压抑和悲苦，尤其是婚姻和恋爱当中的诸多矛盾，是她展示女性意识的一个支点。

冰心在《两个家庭》《最后的安息》《秋风秋雨愁煞人》等小说中就为女性的独立自强、为女性从“夫权、族权、神权、政权”中获得解放而高声疾呼。

庐隐的小说百分之八十都是在写女性，探讨女性的人生价值。

冯沅君也以写女性小说而著称，有评论家指出：“沅君勇敢大胆而健康真实地将女性爱情心理展示出来，将当时的女性创作引入了另一个境界，起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

”[3]（P26）她的《隔绝》《隔绝之后》《慈母》等小说，表现了“五四”新女性在反抗封建专制时的决绝、果敢和无畏，敢于把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和对自由生命的热爱放在一切之上。

在正面描写男女情爱合理性方面，冯沅君吸纳了西方个体生命自由的精神资源，把女性的独立解放和恋爱自由提升到了生命的高度，表现出较为彻底的理性精神。

女性要争取做人的权利，必须冲破旧家庭对自己生命和意志的束缚，回归到社3会公共生活领域。

对于多数女性而言，最重要的个人生活问题就是恋爱和婚姻。

因此，表现与唤醒中国女性独立解放的生命意识最好的母题就是“争取恋爱自由”。

这些题材作品在“五四”时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妇女在思想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她们再也不甘心受封建势力压迫，开始努力砸碎传统思想的镣铐，为女性独立解放、争取做人的权利而抗争。

二、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国的文学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古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寥寥无几，女性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心灵追求与呼吁在文学作品中早已被男性话语所淹没。

即使出现了《木兰诗》中的木兰、《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窦娥冤》中的窦娥、《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等女性，在她们身上，除了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之外，还表达了男性作家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审美追求，她们的形象是以男权社会的审美标准刻写出来的，女性本体的性别意识和人之为人的生命意识并未显现。

直到“五四”时期，一群女作家经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接受了“平等、自由”的思想启蒙，将女性心底对爱情的自由追求蕴藏了几千年的欲望用文学作品鲜明地表现出来，以女性独特的视角书写女人自己的问题，创作出一系列时代新女性。

这些女性不再安于长期做男人的附庸者，力争追求自己的独立尊严和独立的生命价值，对中国文学史上单调的“贤妻良母”形象无疑是一种丰富。

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着力描写了知识女性露沙的情感冲突。

作为进过学校的新女性，露沙同很多“五四”青年一样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她清醒勇敢同时又迷茫孤独。

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塑造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女性英云，在民主意识和平等思想的作用下，她对黑暗的现实充满了抱怨与抗争，体现了社会转型期时代新女性独有的觉悟。

苏雪林在长篇小说《棘心》中表现了一位大胆叛逆、积极上进的新女性杜醒秋。

冯沅君笔下的镌华，热情勇敢、个性鲜明，为追求自由恋爱、反抗包办婚姻，喊出了“我宁作礼教的叛徒，我不作良心的叛徒！”[4]（P45）凌叔华与“五四”其他女作家不同，她用细腻的笔触和平淡的口吻描写了一些处于社会转型期封建“高墙巨族”中的女性，构写了一个个生动的闺门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创造了富有时代气息的“高墙”女人形象。

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五四”女作家们，以新式女性的敏感与立场创作的这些性格鲜明的时代新女性为“五四”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三、开启了女性作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肇始于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平等、自由、人权”，呼吁“人”的觉醒，其本质上是一场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冲击了因袭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妇女的翻身解放扫清了许多障碍。

“五四”女性作家们正是在时代主旋律的鼓舞与推动下，站在一个相当高的起点上投身创作，她们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参与思想启蒙的革新运动，以女性的心灵世界审视社会与人生、政治与革命，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动荡不安，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涌入擦亮了“五四”女作家们的慧眼，她们认识到女性的觉醒首先应该是人的意义的觉醒，“女性的解放，首先更为主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女性的解放也无从谈起”。

[5]（P221）这种认识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必定是尽量表现一个社会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思考。

因此，“五四”女作家5在早期的作品中明显地把女性形象置于民族危机和传统道德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审视，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的焦点，即反对封建的“三纲五常”和一切泯灭人性的伦理制度，反对民族压迫和军阀割据等等。

“五四”女性文学的发展从表现“女性基本人权的丧失，到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而奋斗”[6]（P111）冰心曾在《斯人独憔悴》中揭示与鞭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她的《一个军官的笔记》则表达了对军阀连年混战的厌恶；庐隐的散文《月下的回忆》曾被茅盾称赞为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记录了她与同窗好友赴日参观时的所见所闻，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还有石评梅的《匹马嘶风录》等，这些反战小说对乱世中的底层百姓与士兵表现出深切的同情。

苏雪林的《棘心》则反映了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

由此可见，“五四”女性作家们在表现女性觉醒的时候，与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不一样，她们并没有显现出“小家碧玉”式的自哀自怜，而是积极地关注广袤的社会天地，表现了强烈的民族家国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综上所述，“五四”女性作家以女性主体意识的独特视角，努力而又艰难地抒写着中国女性争取自由解放，实现人的价值的强烈愿望，其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开创了历史纪元的深远意义。

注释：[1]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南开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方客强：《中国梦：新文学的原型和情结》，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3]王恒：《冯沅君小说创作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冯沅君：《冯沅君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陈龙：《自传性：现代女作家“女性写作”的途径》，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7年，第1期。

[6]李国英：《五四女性文学中情爱主题的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5期。

（徐汉晖贵州省凯里学院人文学院556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