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袁志刚教授访谈

《学术月刊》2001年第6期致力于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袁志刚教授访谈●袁　志　刚 ○范　剑　勇 袁志刚,1958年1月出生,浙江舟山人。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

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8年赴法国留学,师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贝纳西,199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2HESS),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3年6月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1994年底出站留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在各类经济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其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七篇,独立发表专著五部,与他人合作专著四部,教科书四部,译著两部。

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均衡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就业和失业理论,论文和著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其中专著《非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1997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论文《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获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合著《宏观经济学》已被引入中国台湾;“宏观经济学系列课程教学”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获得的奖项还有:上海市优秀博士后奖,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

因成绩出色已被入选为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对象。

范剑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袁教授,您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专家,从您的求学经历来看,您在国外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并以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实际经济问题而著称。

在您的求学生涯中,您的前后两位导师是否对您的学业产生较大影响?请扼要地介绍一下您的求学轨迹。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曾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做过临时工,也作为知识青年下过乡,深知工人、农民的生活疾苦,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1977年恢复高考,我被杭州大学录取,成为“文革”以后最初一批学经济学的学生。

今天看来,这一批学生在经济学求学的道路上,走过一条非常艰难曲折的道路。

如果说今天我走得还算成功的话,那么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时的两位导师对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宋承先教授这样的好导师,正是在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感召下,我选择了当时比较冷门的非均衡经济理论作为研究领域。

在研究过程中,与法国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权威人物———贝101纳西先生神交颇深。

非均衡理论源于凯恩斯的《通论》,后经帕廷金、克洛尔、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和广泛的影响。

在80年代初,贝纳西成为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

贝纳西早年学数学,他的非均衡经济模型考虑了各种宏观经济非均衡运行的状态,非常简洁明了,是非大师级经济学家所不能完成的。

我在接触了他的理论后,便感到这种理论的巨大价值,并翻译了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

1988年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正式在贝纳西教授的直接指导下从事非均衡理论的研究。

在治学态度上,贝纳西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经常要求我用最常用的经济学语言和简单的数学工具来描述经济现象,并启发我思考诸多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

回国后,我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由于我当时预感到就业问题将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难点和焦点,因此开始以失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按照我的理解,无论是您的博士论文,还是您的《失业经济学》和《知识经济学导论》,这些著作都吸收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对中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有指导意义。

因此,您努力吸收、整理这些成果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难点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

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几本著作的情况?●好的,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的确,我的这些著作结合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中国实际情况是需要用这些成果,如中国宏观经济的非均衡运行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和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等。

失业将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为尖锐的问题,但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一直缺乏很好的理论支持。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考虑到解决失业问题终究是依靠经济增长,而一国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进步。

在现实中,常有学者主张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失业问题,但科技进步主要表现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发展,因此,这就表现为一对矛盾,是以解决临时性矛盾还是打好科技进步的基础?而我的研究出发点是要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我的博士论文《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是以非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非均衡运行为分析对象,全面阐述了中国在计划和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特点、机理和发展趋势。

在这篇论文中,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学家与外国经济学家的对话,在描述双轨制的非均衡模型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来丰富非均衡理论的内容,这些因素包括双轨制、计划最低配额、非自愿交换以及一个二元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特征。

正如贝纳西先生所言:这些因素使得非均衡理论能够更直接地应用于中国现实。

二是非均衡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非均衡理论的本质意义是当价格根据供求变化而作出迅速反应的假定不再成立时,市场的价格机制将无法修复宏观失衡。

这时微观行为人根据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与数量信号作出对需求与供给相应的调整,形成有效需求与供给,这样的宏观经济状态我们称之为配额均衡状态。

在劳动力市场里,古典失业理论认为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价格过高引起的,只要工资能够灵活调整,大规模的、持久的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由于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障碍,如制度力量、工会力量等。

凯恩斯失业理论认为劳动工资是具有向下刚性的,当市场出现非均衡时,需要调节的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劳动力数量,也就是说,非均衡市场上出现了非自愿的失业,这一部分工人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或者是更低的水平工资下,找不到工作可干。

对付这种失业的办法是扩大总需求。

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各种失业理论的作用机制作比较研究,是我在《失业经济学》一书中所120做的工作。

在这本书中,我在失业理论的新古典框架和非均衡框架中分别比较研究了各种失业理论。

我们把劳动力价格可以灵活调节的失业称为古典失业,由总需求不足、价格刚性引起的失业称为凯恩斯失业,同时假定,一个开放经济的生产部门分为涉外部门与非涉外部门。

在涉外部门,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此时该部门的失业是古典失业;在非涉外部门,我们没有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如我们的某些垄断产业与服务业,此时该部门的失业是凯恩斯失业。

任何一个部门的工资上涨快于其劳动生产率,将会同时增加两部门的失业。

因此,古典失业与凯恩斯失业可以通过涉外和非涉外部门的作用相互影响与转换。

如果劳动力市场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那么,在涉外部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失业为纯古典失业;非涉外部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的失业为纯凯恩斯失业;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非涉外部门的失业既可能是古典失业,也有可能是凯恩斯失业,我们称为混合失业。

同理,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涉外部门的失业也是混合失业。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短期内,只要劳动需求对实际工资变化的弹性小于1,古典失业就可能转化为凯恩斯失业,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考虑投资这一决策变量。

如果凯恩斯失业首先影响到本部门的投资活动,投资活动的下降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困难,同时工资成本又难于下降,这样,凯恩斯失业就会导致古典失业。

这一观点已经被经合组织国家证实。

因此,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在长期内解决失业问题的必经之路。

这一思路和动因,促使我后来对知识经济学进行研究。

《知识经济学导论》是我两年前完成的著作,集中探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就业增长的相互关系。

我首先澄清了目前国内对知识经济学存在模糊认识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阐述了知识生产和消费的自身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在这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最重要的知识活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认为,通过增加资本投资和R &D 部门投资,不仅可以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的外部效应提高其他企业的生产效率。

因此,一个社会的人均劳动产出是与社会投入到R &D 部门的人力资本成正比,与人力资本在R &D 生产活动中的边际生产率成正比,与家庭的现时消费偏好率成反比。

从这一思路出发,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长期策略是提高涉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减少这个部门的古典失业,从而降低非涉外部门的失业。

○以上我们聊的主要是您的专著情况,我记得,最近您在《经济研究》上就中国经济运行中消费不旺和养老保险制度问题连续发表两篇重要文章,能否就这方面的问题简单谈谈您的主要观点?●行。

前面我是从劳动力市场来论述宏观经济理论的。

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消费不足问题,还需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来具体分析。

在《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我们从城镇居民收入的上升、居民生命周期中收入的大幅度变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和教育体制改革带来的子女教育费用的上升等角度,实证分析了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转轨时期发生变异的主要因素。

这些因素导致了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

对此,我们的建议是:1.尽快争取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到位,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2.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缩小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3.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促进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在暂时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出现时,政府应该加强环保、基础设施等建设,促使汽车、旅游等消费热点的出现。

34.01在《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一文中,我们进一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

具体的机制是: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必将通过利率或代际转移总额来影响第一代人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储蓄率,而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在综合存贷增加、降息政策和资本外逃的情况下,中国居民的储蓄是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的,个人最优储蓄率也就偏离了黄金律。

因此,降低储蓄率成为一种帕累托改进。

我们通过数值模拟显示,以促进人力资本和R&D投资为形式的技术进步可以使储蓄率明显下降。

最近我完成的《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的论文,对两种养老保险体系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其结果也是令人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