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

《儒林外史》讽刺一、讽刺艺术的基础——真实社会环境的真实：鲁迅先生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其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且介亭杂文）。

《儒林外史》写的是明成化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期间以儒林为主的人和事，但其所描写的社会环境其实取材自吴敬梓生活的朝代。

统治阶级为了支撑封建末世，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严厉的文化政策——愚民政策，沿用明朝八股科举制度。

八股禁锢了人的思想，使人的思想僵化。

并且，八股科举是当时入仕的唯一途径，所以知识分子大都致力于研究八股举业，轻视文行出处，成为德行败坏，智能低下的人。

吴敬梓一生经历了家庭的式微,从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到穷困潦倒、卖文为生使他看到了科举制度如何以功名利禄为诱饵,腐蚀和毒害读书人以至普通平民的心灵。

于是吴敬梓作《儒林外史》乃是如鲁迅所言，“秉承公心，指擿时弊”，当然，这不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因为作为吴敬梓本人在书中的投射，吴敬梓和杜少卿一样，宁愿说自己“生命难保”，也要拒绝廷试、任官。

作者所指摘的是罪恶的八股取士制度，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某个人、某些人的品质恶劣而且作者对于事实、世事的讽刺,也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个别人物或对社会的愤激,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本意是“善良的，他的讽刺在于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鲁迅），目的是在于疗救。

人物的真实：儒林外史》不仅描述的社会环境来源于现实，人物也大都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原型。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儒林外史》所传人物打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钱钟书也是一样，往往都是找身边的人下手，如庄征君的原型是程锦庄，马二的原型是冯粹中等（马、二取冯）。

但吴敬梓不是单纯地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照搬到小说中去，而是把一类人共同的特征提炼出来，加以挖掘扩大，概括到一个人物上，使之典型化。

比如像周进和范进一样想依靠科举这条荣身之路赚取功名富贵，却屡试不第，一直考到头发花白还是童生的穷书生比比皆是。

吴敬梓把这些比比皆是、与周进范进的命运遭遇类似的儒生集中起来，塑造了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形象。

典型人物具有广泛性，因此《儒林外史》对典型人物的讽刺就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这类人，这样便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讽刺视角：矛头对准儒林。

（但毕竟没有点到实处，将矛盾归结于八股取士制度，而没有触及封建国家机器，这里暂且不提）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砒柱。

”而其中“心艳功名富贵”的典型就是周进和范进两人，周进和范进，到了五六十岁还是个童生，“苦读了十几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却从来没有对科举死过心，当周进踏入贡院的时候，“不觉眼镜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死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救醒后放声大哭，一号间哭不够，还哭到了二号、三号，哭得满地打滚。

在这一哭一撞中饱含着一个老童生对再次进入科场的渴望，简直就是疯了一般痴迷科试。

后几个同行看客说“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他立马就“哭的住了”到后来还将这些人认作“再生父母”，“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对功名向往可见一斑。

“倚仗功名富贵骄人傲人乃至欺人者”的典型就是严贡生严大位（小气的严监生的哥哥），戴的是贡生的帽子，干的却不是人干的事，完全一副厚颜无耻、地痞的无赖嘴脸（邻居王小二一百多斤的猪不小心跑到他家去了，严家直接就把猪关了，王小二去讨猪，严贡生反倒说猪是他的，要王小二“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人家没钱，就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把腿给打折了；还有一个老人向严贡生借二十两银子，立了借据，却没拿到钱，反说要老人还几个月的利钱，还把老人的驴和米都给抢了。

）假托无意功名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当属个中名士，其中对牛浦郎的刻画最为典型。

牛浦郎从老和尚那里偷到了牛布衣的诗稿，看到上面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老爷称呼的字样，便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

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到了这里，我们才明白，原来“名士”之“名”,不过是避开科举这座万人争过的独木桥,从另一个方向靠近权利的资本而己。

而牛浦郎此后便冒了牛布衣的名坑门拐骗，最后还闹出，牛布衣的老婆牛奶奶，跑到牛浦郎的家里寻夫这么一出闹剧。

三、讽刺手法1.继承夸张的讽刺手法。

《儒林外史》对于人物的某些性格、行为或心态,特别地给予强调,使之能冲击读者情感,增加内容情趣而加深印象。

夸张之笔若以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衡量时,往往超过了“客观的真实”。

《儒林外史》很擅长使用夸张的讽刺手法扩大被讽刺对象的缺陷,使他们的可笑与荒谬更加突显，但夸张当中又带着适中。

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范母大喜而死（住到新房子里，看着那些“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说了一句“这都是我的了”，便向后一倒，死了）还有严监生临死前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咽气的精彩描写,皆通过合理的夸张,收到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

试看严监生临死前的一段描写……晚间挤了一屋子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

严监生喉呢里疾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能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江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

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

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

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

”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儒林外史》第五回、第六回）吴敬梓通过这段精彩的描写,将严监生深植在骨子里的吝啬本质加倍放大,一下子将他的形象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使我们像一记住葛郎台一样,记住了这个中国吝啬鬼。

2.继承对比：吴敬梓长于利用鲜明的对比实现讽刺意图。

一方面展示讽刺对象言论与行动、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造成强烈的反差,让人捧腹大笑。

例严贡生的出场。

他当着张静斋和范进的面说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相蒙爱”，后来家里人来报王小二来要猪，严贡生却说“这口猪原是舍下的”，到后来关人的猪、讹人的钱的事实败露，严贡生便“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而原来严贡生自说和自己交好的汤知县，听了王小二两人的诉状，说他是“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

不仅率真是假的，连他与知县交好的事也是他的自我吹嘘。

吴敬梓正是通过运用“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战术,用人物的行动来揭示心口误差,从而撕掉他们的假面具。

另一方面利用不同人物之间性格、行为的对比或同一个人前后行为的对照比较,揭露事物本质,完成讽刺意图。

如范进打秋风，在知县饭桌上的一幕。

原来知县想着范进因“遵制”“居丧守孝尽礼”不用银镶杯箸、象箸磁杯，而用了白颜色的竹夹，却没想到范进一个“在燕窝碗里拣了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就把他的尽礼的一面给撕扯下来。

还有范进的岳父胡屠夫，从原先的“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个现世宝穷鬼”“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着天鹅屁吃”，到后来范进中举，变成了“我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见着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种见高踩低的“识时务”行径在此对比之下自然流露。

3.白描式的皮里阳秋笔法（发展）：在《儒林外史》之中，言语之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吴敬梓的讽刺，不像是泼妇式的张口就来，而是把作者自己给隐去了，在真实之上平淡表述、客观呈现，不露自己的主观评价，而让看官们自己评说个中滋味。

例：内中有一个少年幕客通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

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

'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

”,……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这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

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儒林外史》第七回）在这一段描写中,作家娓娓道来,未加一字断语,也无夸大增饰,却将范进的无知刻画得入木三分。

而由这个范学道的无知,我们更能推知科举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钳制和扼杀。

作家正是借由这出色的白描手法给读者留下想象与联想的空间,让读者去寻求形象之外所蕴含的深层意味。

四、讽刺风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178页）中评价《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一个“戚而能谐”道出《儒林外史》的喜剧和悲剧意味相融的讽刺风格，喜中见悲，悲中见喜。

范进没有中举之前，家里没米只得把生蛋的母鸡拿到集市上去卖，老母亲更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而后范进“抱着鸡，手里插着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着人买”。

当考中的捷报传来时，他都不相信,在“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后,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便发了疯。

一方面表现范进的窘境，另一方面，又在这种窘境之下，表现对痴迷科举，无力养家的范进的讽刺，暗含喜剧性意味。

“婉而多讽”一句重点在婉，即“婉曲”。

作者在叙事描写过程中,不作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对人对事,不加褒贬，而让读者自品。

（就是前面所说的白描手法）。

讽刺性意味越热烈，作者的笔致就越冷静,而在这种冷静的背后是作者企图对社会现实下的士人引起疗救的良苦用心。

例：匡超人道：“二位先生，这话我不该说，因是知己面前不妨。

潘三哥所做的那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

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用力之处。

但实质上，读者在此之前已经了解到匡超人在没有当官之前，是潘三接济他，帮他找“谋生”的路子，其中潘三干的十几单罪状中有两项就是匡超人干的，而在潘三落难之后，匡超人说出这番话，表面上是既顾着朋友的情面，又维护了朝廷的正义，实际上是将他的虚伪无情的一面展现出来。

说这句话的语气越是冷静,在读者心目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

文章除了讽刺许多儒生的真实面目，还描写了许多作者所赞颂的对象。

王冕即是典型。

作者在第一回中借了王冕来表达对不事权贵、任性、追求个性自由的理想人生状态的追求。

道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路都看得轻了”，表现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