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的社会矛盾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中国干支纪年甲申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悲怆地降下了帷幕。

4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接受明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的军队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赶出北京城，满清6岁的顺治皇帝坐上了紫禁城的金銮龙椅，从此开始了历时268年的大清帝国。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是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一年，也是各种势力最后较量、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的一年。

历史是一面镜子，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土地的管理是比较紧的，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他曾下达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

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

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朱元璋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他还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

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

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

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

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

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

明末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1639年（崇祯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

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

说明当时的流民实在是太多了。

二、朝廷赋税增加，农民苛捐杂税沉重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担负着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

明朝由于外忧内患，使得军费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

万历年间，因明神宗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收括，天启年间更是再加赋税，到崇祯时更是大加特加。

崇祯末年，加派辽饷900万两、练饷730余万饷，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200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400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大的压力下已濒于崩溃。

从明万历四十八年（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明朝的赋税竟然增加了6倍。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

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钱泳《履园丛话》），从而导致流民遍天下的现象。

很多史学家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另外，由于开支紧张，崇祯皇帝不得不采取紧缩银根的措施。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大规模裁减驿站（相当现在的邮电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员名单之中，失业下岗，当时正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24岁的李自成杀死驿站上司，出了被裁员的恶气，加入到他的舅舅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当了一名八队闯将，从此走上推翻明朝政权的道路。

三、军队纪律涣散，严重害民扰民朝廷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便到处害民扰民。

明朝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驻守郧阳，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兵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官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

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强盗，甚是淫污狠毒。

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

他们抢掠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

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官军抢劫百姓，主要是官府严重拖欠军饷。

1644年初，军饷欠缴已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实际上已经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饷，户部就买杂粮凑数。

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5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东西吃。

明朝大臣马世奇在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的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

”“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

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当时，朝廷用官军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军，可见民心所向。

这样的军队早已军心涣散，不能打仗。

据明朝人写的《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北京大营的军队是40万人，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

嘻！”40多万人的军队打仗，死于战场的只有二人，可见人心军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气数已尽。

四、攘外安内军事失败内忧外患元气大伤就实力较量而言，明朝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内外夹击两重打击下走向灭亡的。

明万历年间，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尔哈赤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杀，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58岁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发布明军“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反攻努尔哈赤。

结果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只有5天时间，明军的十多万人损失了6万，文武将官死了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

战后，明朝元气大伤，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

此后，明军又相继在宁远、锦州、大凌河、松山等战役中失败，尤其是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在抵御努尔哈赤的同时，明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困苦，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

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数百农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人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揭竿而起；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

农民起义很快形成燎原烈火，遍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湖广、安徽、甘肃、宁夏等地，与明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农民军起义之初的几年，崇祯皇帝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平息农民起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几度控制了局面。

在形势的逼迫下，农民军开始联合起来。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会师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

此后，李自成伏商洛、出河南、声势更加壮大，张献忠占四川，掠湖广，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明朝在剿灭农民军的斗争中元气大伤。

五、用人和策略上失误，自毁长城错过良机1、军事将才被冤杀罢斥。

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作八股文考中的进士。

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

然而，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万历三十二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这三人都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可惜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被罢斥。

熊廷弼在萨尔浒大战之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

担任广宁巡抚的王化贞认为熊廷弼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的指挥。

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只好保护群众退到山海关内。

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追究责任，不问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关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诈勒索，要熊拿出四万两银子，被熊严词拒绝，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将熊廷弼斩首，熊廷弼被处死后，其首级被传遍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以为警戒。

孙承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年）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

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采纳袁崇焕的意见，主守宁远。

经过数年艰辛努力，布置成了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未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

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20多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魏忠贤为了长久把持朝柄，拉拢孙承宗，多次进行试探，均遭到拒绝，于是怀恨在心。

天启五年（1625年）8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强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

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使孙承宗去职。

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以后，孙承宗再次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仍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继续加强宁远防线，并重筑大凌河、右屯二城。

崇祯四年（1631年）8月，动工筑城才20天，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围城。

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吃人的惨剧，守将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

大凌河失守，引起朝廷内部相互倾轧，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深入内地，11月9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

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