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中国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
陈瑞华：中国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
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检法三机关”奉行着一些存在于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具有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长时间内较为稳定地存在着，很难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甚至司法制度的改革发生根本的变化。
陈瑞华教授将这些潜规则作出简要的总结：
潜规则之一
只有对那些已经得到侦破的案件侦查机关才会做出立案的决定。
潜规则之二
公安机关的大部分侦查活动都是在逮捕决定做出之前完成的。
潜规则之三
绝大多数案件的侦破，都是在获取被告人有罪供述之后才取得的。
潜规则之四
对于大多数侦查机关而言，如果不是有意地限制辩护律师的权利，并对嫌疑人采取未决羁押措施，侦查破案将变得非常困难。
潜规则之五
相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而言，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所具有的获得“胜诉”的欲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潜规则之六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机关宁愿撤回起诉，也不会容忍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潜规则之七
几乎所有警察、检察官都对辩护律师存在一定的敌对态度。
潜规则之八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通常都会做出“疑罪从轻”或者“发回重审”的裁决，“疑罪从无”属于非常罕见的例外。
潜规则之九
几乎所有第一审程序都是通过宣读侦查案件笔录来进行的。
潜规则之十
在被告人没有提出足够无罪证据的案件中，法庭审判基本上属于一种对侦查、公诉结论的确认程序。
潜规则之十一
绝大多数刑事法官都倾向于追诉犯罪，并竭力避免“有罪”被告人逃脱法网。
潜规则之十二
绝大多数案件的裁判结论都不产生在法庭审判过程之中。
潜规则之十三
对于警察、检察官以及初审法官所存在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绝大多数法官都置若罔闻。
潜规则之十四
被告人在侦查和审判阶段拒不认罪的情况下，会成为法院从从重量刑的重要根据。
潜规则之十五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一名“承办”法官进行裁判的。
潜规则之十六
法官宁肯将“审结报告”写得非常详细，也不愿提供详细的裁判理由。
潜规则之十七
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个人，还是“公检法三机关”，都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结局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_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陈瑞华*内容提要 中国近期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大体区分为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等三种模式。
这一新型司法程序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利益需求,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获得一系列诉讼收益,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的和谐。
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对抗性司法的/私力合作模式0,将被告人)被害人关系置于刑事诉讼的中心,打破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犯罪与侵权的界限,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长远地看,刑事和解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正式刑事程序之外的特别程序。
关键词 刑事和解 对抗性司法 合作性司法 私力合作模式 恢复性司法一、引 言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理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国家通过对犯罪人的定罪和判刑,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实现刑罚的正义,并预防那些被定罪的犯罪人以及潜在的犯罪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为达到这一目的,刑事诉讼活动应当由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加以发动;从事侦查、公诉和审判的国家人员需要全面收集和审查证据材料;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也无论被害人是否提出终止刑事追诉的要求,这种由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都要进行下去,而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的影响和左右。
因此,与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相适应,刑事诉讼法一直坚持国家追诉主义和实体真实主义的理念,并与那种奉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民事诉讼法产生了根本的分野。
然而,随着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兴起,这些传统理论开始受到挑战。
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做出不起诉、撤销案件等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判处缓刑或科以较为轻缓的非监禁刑。
北京、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省级政法部门相继发布了有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规范性文件,¹其他一些地方的地市甚至县级政法部门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性文件。
非法证据排除-陈瑞华
优缺点汇总——陈瑞华第一，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启动程序、证明标准、调查程序、救济方式。
《刑事诉讼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前后制定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比《刑事诉讼法》前进了一步，但是还未解决上述问题。
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界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主要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第二，确立了三种排除的后果：其一，绝对排除。
即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方法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依法必须排除，即使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
其二，自由裁量的排除。
即物证、书证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可以被排除。
其三，可补正的救济。
即一些技术性的违法，可以责令侦查人员去补正。
第三，被告人可以主动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开庭前、审查起诉阶段、法庭辩论前都可以申请。
第四，明确规定法院对非法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
公诉人必须证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合法取得，否则就是非法。
因此，公诉人要提交讯问笔录、播放录音录像，甚至传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第五，《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对各种证据的取证、审查、判断做出非常详细、具体规定，有关证据排除的情形有20多种。
这为程序性的辩护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侦查机关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给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自由裁量权施加了最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第六，对死刑案件中定罪判刑的证据标准做出了具体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了死刑案件必须达到的证明标准，要求证据之间的矛盾要排除、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要查清、证据推导出来的结论要惟一。
诸多缺憾当然，两个规定也有诸多缺憾。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缺憾在于：第一，侦查人员不出庭，法律后果是什么？对此没有作任何规定。
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潜规则及其对策
刑讯 逼 供 只 有 造成 嫌疑 人死 亡 ， 酿 成 了 冤 假 错 案 等 严 重 后 或
果时 ， 侦查人 员才会 被追究责 任 ， 而普通 的刑讯逼供行 为一般不
会受 到处 理 ， 一 些 “ 案 要 案 ” ， 讯 逼 供 甚 至 得 到 一 定 程 度 在 大 中 刑 的默 许 。 查 人 员 在 通 过 刑讯 逼供 方 式 最 终 成 功 地 破 获 某 一 影 响 侦 重大 的 案 件 后 ， 还有 可 能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嘉 奖 ， 至 会 获 得 新 的 甚 晋升 机 会 。因 此 ， 讯 逼 供 在 刑 事 司 法 中 屡禁 不 止 ，阴 魂 不 散 ” 刑 “ 。 而 目前 。 留置 室 和 看守 所 属 于公 安 机 关 控 制 的 未 决 羁 押 场 所 ， 一 般 情 况 下 ， 掌 握 了人 的 生 存 ， 就 控 制 了人 的 意 志 。 留置 室 和 谁 谁 在 看 守 所 这 样 一 种 特 殊 的 “ 存 环 境 ” ， 查 、 守 人 员 即便 不 采 生 中 侦 看 取 任 何 刑 讯 、 逼 、 磨 等 行 为 ， 凭 这 种 生 存 环 境 ， 足 以 使 被 威 折 仅 就 告 人 受 到 巨大 的 生 理和 精 神 压 力 了 。 了消 除 羁 押 场 所 给 侦 查 人 为 员 无 意 带 来 的 刑讯 逼供 的便 利 ， 以考 虑 将 未 决 羁 押场 所 设 置 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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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事 诉 讼 法 ） ７ 规 定 的被 害 人 可 以行 使 公 诉 转 为 自诉 的 刑 １０条
权 利 外 ， 对 于 不 可 以转 为 自诉 的 案 件 ， 没 有 相 关 的 可 供 操 作 而 则 的救济措施。 此 ， 者 ， 对 笔 以为 可 以 考 虑 规定 ， 于 公 安 机 关 “ 破 对 不 不 立 ” 案 件 ， 害 人 可 以 向法 院提 起 针 对 公 安 机 关 不 作 为 的专 的 被 门 诉 讼 ， 司 法 裁 定 的形 式 ， 令 公 安 机 关 对 案 件 立 案 侦 查 。 当 以 命 然 ， 需 要 具体 的程 序 设 计 ， 者 有 以 下设 想 。 于公 安 机 关 不 立 这 笔 对 案 的案 件 ， 察 机 关 进 行 监 督 后 ， 安 机 关 在 收 到 “ 知 立 案 书 检 公 通 后 ” １ 日后 ， 安 机 关 仍 不 立 案 的 ， 除 《 事诉 讼 法 》 １０ 的 ５ 公 排 刑 第 ７ 条第 三款 的规 定 ， 害人 可 以 向法 院 起 诉 ， 院可 以通 过 审 理 ， 被 法 作 出立 案裁 定 ， 令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 果 还 不 立 案 ， 对 相 关 公 安 人 命 如 就
#对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反思
对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反思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证据法学在我国逐步成为一门显学，证据立法也成为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虽然独立的国家证据立法尚未启动，但由于修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而伴随的证据制度的完善却是当务之急。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中心与诉讼法律中心陈光中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出版了《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国家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出版了《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还有一些民法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也主持起草民事证据立法活动，建议将民事证据立法纳入民事实体法范畴。
同时，实践中各地关于证据规则的制定和试点活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制定了《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发布了《关于死刑案件言词证据的若干意见(试行)》，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行)》等等;另外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庭前刑事证据开示的试点，例如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在专家指导下制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操作规程》(试行操作)，并进行了实际运作。
这些规定和试点活动反映了司法实践部门对证据规则的渴望，体现了证据规则的巨大实践需求。
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刑事证据制度方面，无论是国家级的证据立法还是省市级司法部门、政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可能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证据规则是从中国的问题中产生的吗?能解决中国的哪些问题?真得能解决这些实践问题吗?实际的可行性有多大?因此，借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要“证伪”，只有能证伪的命题才是真命题;借用陈瑞华教授的话说，“提出立法建议”、“改进司法现状”和“推进法律改革”等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活动范围，我们要面对问题，“正视它们的存在，考察它们的实际状况，解释它们的成因，预测它们未来的走向，提出一定的标准和方法，研究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早餐 陈瑞华：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八大亮点
法治早餐陈瑞华：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八大亮点今日聚焦陈瑞华：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八大亮点首先，规定将威胁、非法拘禁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具体说来，规定将威胁手段限定为“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其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相威胁，将非法拘禁设定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对于侦查人员通过这两种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有罪供述，规定也作出了适用上的区别对待：侦查人员采用威胁手段的，需要达到令被讯问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的程度；而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拘禁等手段的，则不需要达到上述程度。
其次，规定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
规定首先确立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条件，要求作为排除重复性供述前提的非法取证行为只能是刑讯逼供行为，而不能是其他非法取证行为。
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来作出的重复性供述必须与前面的刑讯逼供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为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规定还确立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例外规则。
一是在侦查期间，侦查机关因为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将其予以更换后，进行再次讯问的；二是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讯问的。
第三，规定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
规定将法律援助律师制度扩大适用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场合。
同时，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还可以向法院、检察机关申请调取侦查机关收集但未提交的证据材料。
这些规则一旦得到实施，就有可能解决辩护律师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有效增强律师的程序性辩护效果。
第四，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导权。
检察机关在审判前阶段主导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鲜明特色。
为发挥这一制度优势，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侦查期间接受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检察机关经过调查核实工作，认定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可以排除有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不得将有关证据作为逮捕和公诉的依据。
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_陈瑞华
一、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刑事诉讼是一种以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为目的的诉讼活动 。 在这一活动中， 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 国家专门机关与被追诉者之间构成了这种法律关系的主要 参与人各方会发生复杂的法律关系 。其中， 方面。如何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加以平衡 ， 如何在保证国家权力有效形式的前提下， 对嫌疑人、 被告 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加以保障， 这是刑事诉讼立法所要处理的一个首要问题 。例如， 不赋予国家追诉 法律就无法保障案件的有效侦破， 更谈不上对犯罪活动的有效惩治。 机关有效的调查权和强制处分权 ， 但是， 假如一味地强调对国家追诉权的扩张 ， 而不对这些权力做出适当的限制， 那么， 嫌疑人、 被告人及 有关国家权力也会遭到滥用。因此， 在对侦查、 审查起诉、 审判和 其辩护律师的权利就会受到任意侵犯 ， 执行程序的设计方面， 法律需要对这些机关的法律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 而为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 权， 刑事诉讼法也需要确立他们的诉讼主体地位 ， 使辩护方通过行使诉权对裁判者形成有效的制约， 同 时使被告方的辩护活动具有切实的效果 。 （ 一） 权力的分离与制衡 “在刑事诉讼中， 法官、 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 ③ ” 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揭示了刑事诉讼中权力分离与制衡的重要性 。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指 盾的。
④ 这也显示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 出： 在刑事诉讼中， 假如原告就是法官， 那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 会直接导致被告人在行使辩护权方面陷入困境 。 集中，
为了避免国家公权力的滥用， 防止被追诉者的权利受到任意侵犯 ， 立法部门在制定和修改刑事诉讼 ， 。 ， 法时 必须确立基本的权力分离与平衡机制 在这一机制中 追诉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是最重要的制度安 ⑤ 具体而言 ， 排。 负责刑事追诉的官员不得享有司法裁判权 ， 而负有司法裁判职能的法院则不能承担追 法院不得代行追诉 诉犯罪的使命。这对于审判程序和审判前程序的设计都是适用的 。 在审判程序中， ， ， 犯罪的职能 尤其不能超出检察机关起诉的范围 并不得随意变更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 。在审判前程序 中， 那些涉及限制、 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 只能由那种不负责刑事侦查的机 构加以授权、 审批或者作出决定， 使得强制措施的申请权、 决定权和执行权发生分离。 否则， 无论是逮 拘留、 监视居住还是搜查、 扣押、 技术侦查， 都有可能遭到滥用。 捕、 另一方面， 在执行程序中， 对刑罚及其执行方式的变更权属于司法权， 而对生效刑罚付诸实施的权 力则属于行政权， 这两种权力应当在行使主体上发生分离， 而不应由同一国家机构来集中行使。 其中， 减刑属于对法院生效判决所作刑事处罚的变更 ， 而假释、 保外就医、 监外执行、 社区矫正则属于对法院生 效裁判所确定的刑罚方式的变更。这些权力都应由司法机构按照司法程序来加以行使， 而不能直接交
刑事审判实务中的若干问题
刑事审判实务中的若干问题
陈瑞华
【期刊名称】《山东审判》
【年(卷),期】2018(034)003
【摘要】刑事证据法是专门规范刑事诉讼中证据运用问题的法律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证据法或统一的刑事证据法,有关刑事证据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确立在立法机关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司法机关颁行的司法解释之中.然而,2010年以前,我国基本上不存在一部较成体系的“刑事证据法”.自2010年以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事诉讼中证据运用问题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刑事证据规则.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两个司法解释基础上,确立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依现行刑事证据规则,结合刑事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本文重点探讨刑事证据法中的证明力与证据能力、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言词证据的印证规则、鉴定意见规则等问题.
【总页数】9页(P1-9)
【作者】陈瑞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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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证据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现状。法学研究中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其一是价值判断，其二是对策研究。打开证据法的教科书、专著和论文，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一些应然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关于“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我们所追求的”等问题而为的判断。真实性、公正性、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价值，都是我们所需要和追求的，因此价值判断本无可厚非。对策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将改进立法、推进司法改革作为法学研究的目的，以提出立法建议为其最终归宿，为推动法制改革献言献策的一种研究方式。在的很多论文中，都会对我国未来证据法的建构提出立法建议的设计方案，从中可以看出，现今证据法学的研究盛行着对策学的思路。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基于这一层面上发现的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证据法上原先设计的那套解决刑讯逼供的对策还有多大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层面的原因没有被发现，那么根据原先那套“主观认为”的原因来设定的方案，即使实施，恐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许多现实存在的问题仅仅通过规则的制定来加以解决，在当下可能会存在许多困难。
关键词： 证据法学方法论
一、引言
证据法学目前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证据法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不论是刑事诉讼法学者、民事诉讼法学者，还是行政诉讼法学者都是在各自的学科体系之内来专门研究本领域的证据规则。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三大诉讼法都是将证据规则作为各自法典的专章予以简单规定，尤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据规则区区不过八条。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定了专门的司法解释，而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制定。证据法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可谓尴尬之一。第二，迄今为止，证据法学科的理论体系、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具体的框架结构还处于尚待建设之中，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第三，我国证据法中的许多命题、概念、理论、甚至思维方式都来自于西方，学习西方的证据法学理论可谓每一位法学院学生的必经之路。
四川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课件(制度论)
只要这些潜规则继续存在于中国的刑 事司法实践之中，那么，任凭中国未 来发生怎样的司法改革，也任凭立法 者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怎样的修改，这 种刑事司法制度都不会从根本上发生 任何改变
三、中国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辩护的种类 1、自行辩护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针对指控进行反 驳、申辩和解释的行为。 2、委托辩护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委托律师或其他 公民担任辩护人，协助其进行辩护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及相关规定： 公诉案件委托（告知）、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 在押期间委托的转达 监护人、近亲属 代为委托 辩护人及时告知办案机关
七、很多情况下，警察、检察官都对辩护律 师存在一定的敌视态度 八、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 通常都会作出“疑罪从轻”或者“发回重审” 的裁决 九、一般情况下，第一审程序都是通过宣读 侦查案卷笔录来进行的 十、在被告人没有提出足够无罪证据的案件 中，法庭审判属于一种对侦查、公诉结论的 确认程序 十一、通常情况下，刑事法官都倾向于追诉 犯罪，并竭力避免“有罪”被告人逃脱法网; 十二、刑事案件的裁判结论一般不产生在法 庭审判过程之中
第一节 刑事辩护制度（32－47条）加8
一、辩护制度概述 （一）辩护的有关概念 在我国法律中，辩护是专属于刑事诉讼的名词 1、辩护：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 事实和法律等方面反驳控诉，提出有利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证明犯罪嫌疑 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 的诉讼活动。 2、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有 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辩护的权利，是法律赋予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重要的诉 讼权利，是被告人诉讼权利体系的核心。
【学术】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
【学术】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内容提要: 在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总结和参考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经验，做出一些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
改革者有可能面临“认罪”与“认罚”的同步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控辩协商的幅度、未决羁押制度的制约、法庭审理的对象、被害人赔偿问题的处理等一系列新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可以参考刑事速裁程序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新的改革思路。
一、引言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近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司法改革设想。
本来，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我国已经确立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这两种审判程序。
其中，简易程序是在基层法院实行的一种速决程序，适用于那些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2014年6 月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大中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
在这一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结束后，刑事速裁程序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那些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将会普遍适用更为简易、快捷的快速裁判程序。
届时，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将会形成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并存的三元化审判程序模式。
根据改革决策者的意图，“认罪认罚从宽”将是在全部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贯彻的改革理念。
具体说来，除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以外，中级法院审理的重大刑事案件也适用这一政策; 除现行的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外，现行的普通程序中也将贯彻这一政策，即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就应做出宽大的处理; 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这一标准，未来的刑事诉讼程序将区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二是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对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实体上将贯彻“从宽”的处理原则，在程序上则进一步加以简化，以求提高诉讼效率。
不仅如此，为吸引更多的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改革者提出了移植英美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的设想，给予公诉方与被告方进行协商的机会，也给出宽大处理的幅度和空间，使控辩双方实现“利益兼得”和“互惠互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