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
伊人独语眼泪如歌——论电影《红粉》的悲剧意识
收稿日期:2015-08-22作者简介:郭彤(1992-),女,山西运城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论电影《红粉》的悲剧意识伊人独语眼泪如歌摘要: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李少红,经常在她的电影中贯穿着明显的悲剧意识。
从电影《红粉》开始,李少红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往往是伴随着悲剧结局。
电影《红粉》中悲剧意识主要是体现在女性命运的悲剧书写、悲剧意象的营造、戏中戏和话外音对女性命运的哭诉,导演从这三个方面来建构自己的悲剧意识,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境。
关键词:李少红;《红粉》;女性;悲剧意识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5)12-0089-04(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第五代导演中,大多是男性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
李少红是第五代导演中少有的女性导演。
她早期导演的电影如《银蛇谋杀案》《四十不惑》《血色清晨》并未从女性的视角去审视人性,《四十不惑》更是从男性的视角表现人生的困境。
1994年《红粉》上映,李少红开始从她女性的独特视角关注边缘化的女性命运,之后的《恋爱中的宝贝》《绝对隐私》也延续了女性意识。
《红粉》是处于李少红女性创作的摸索阶段,影片以客观平和的风格讲述两个女性的悲剧故事,为了凸显影片的悲剧意识,导演在意象和话外音上也加入悲剧元素,更像是对观众哭诉一段被历史遮蔽的女性故事。
一、女性爱情悲剧的书写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悲剧经历了古希腊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异化为主的哲理悲剧。
在中国没有形成完整的悲剧理论,对于悲剧的探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张法对“悲剧意识”的定义是“(一)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
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
(二)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
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
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的另一种叙述——重读苏童小说《红粉》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的另一种叙述——重读苏童小说《红粉》黎晶 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摘 要：苏童的小说《红粉》以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为背景，书写了一段不同于正史的“娼妓改造史”。
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叙述，《红粉》将叙事焦点集中在拒绝改造以及改造失败的妓女身上，呈现了这场运动中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同时暗指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妓女想要获得新生是何其艰难。
此外，作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的《红粉》，以其独特的民间和个人立场消解和颠覆了“正史”和宏大叙事，令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小写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
然而，作者苏童终究不是要以小说叙事挑战历史叙事，正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
关键词：红粉；娼妓改造运动；新历史小说；叙事话语[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14-03苏童是公认的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个或柔美或哀怨或温婉或热烈或妩媚鲜活的女性形象。
诚如苏童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或者我觉得女性身上凝结了更多的小说因素。
”[1]在苏童众多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中，由《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组成的“红粉”系列格外引人注目。
“红粉”系列中的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极具特色，她们在苏童的笔下顾盼生姿，极力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生命。
《红粉》这篇小说延续了苏童描绘女性形象时一贯的细腻与生动笔触，但小说发生的背景显得尤为特殊。
在《红粉》中，苏童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可能性。
本文尝试从这一历史背景切入，再读《红粉》，探讨苏童在其作品中对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这一段历史进行叙述时呈现的特殊性与某种颠覆性，并结合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论苏童小说的女性化叙事姿态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32010苏童小说里的女人们是黑夜里一盏盏忽明忽暗的油灯，在暗夜中炫丽地燃烧，散发出诗意的雾霭，却又在命运的摇摆中如烟而逝，化成他笔下的轻颦浅叹，留给我们无限的思索和想象。
人们惊叹苏童对女性角色及角度的运用，原来男性作家也可以描绘出这样撼人心魄的女性世界，甚至形成了性别错位的奇观。
苏童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
苏童为何对女性视角情有独钟？在女性描写方面，他与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现在就对此试作分析。
一、苏童的小说与女性作家的不同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在文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女性文学作品多数为女作家所写。
但是苏童虽为男性作家，却能以独特的视角来表现中国女性。
苏童说：“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1］从《妻妾成群》到《红粉》，苏童都把女性放在男权至上的传统文化中去挖掘蕴含的女性文化内涵。
苏童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其中有电影演员、戏剧名角，有旧式家庭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弄堂里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少女，有青春萌动期的女孩，也有妓女、尼姑等。
她们形貌美丽，各有动人之处。
苏童倡导男女平等，他甚至认为“女人比男人优秀，女性的那种柔韧、意志都比男性要强”［2］。
在创作时，他不是刻意把女性打扮成善良美丽的天使或是需要保护的小鸟伊人，他笔下的女子从不会摆出一副忸怩娇气的，耽于苦难的样子，她们和男性一样有着人性中固有的缺点和局限。
苏童认为：“普罗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对女性总有一种不公平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思路，女性是弱小的，女性是受欺负而且理所当然是受歧视的。
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永远是第二性的。
从影视《红粉》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作者： 郝敬波[1,2]
作者机构：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出版物刊名： 电影文学
页码： 24-25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9期
主题词： 影视话语;《红粉》;当代文学;经典化
摘要：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考察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苏童的小说《红粉》经过电影、电视剧的改编,由影视话语形式走向了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拓展了小说的传播广度;同时也以影视的叙述方式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阐释,延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作品的反复阅读和阐释等＂经典＂建构的重要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精选文档
《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都是在五十年代新中国解放背景下关于妓女改造的作品。
同题材的作品却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小巷深处》写旧社会饱受摧残的妓女徐文霞在解放后接受政府改造,通过政府和社会关怀,自我救赎,使自己的灵魂升华并获得幸福。
《红粉》写妓女秋仪和小萼在解放后由于妓院被查封,被送去改造而开始她们的坎坷命运。
它们对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安排有明显差异,甚至是相反。
这涉及两位作者的叙事角度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原因也有作家个人原因。
陆文夫1956年发表的《小巷深处》虽然写徐文霞的个人命运,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霞的命运轨迹:十六岁被迫沦为妓女――新中国解放得以拯救和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学习――得到爱情并重生。
作家借人物命运轨迹反映那个人人歌颂的伟大时代。
当年有人评论说:“陆文夫能够从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看出一个人向上的灵魂,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
”这种观点至今都具有代表性、受大家认可。
大多评论把徐文霞命运的转变视为歌颂大时代的绝好题材。
可见陆文夫在塑造小人物形象的时候,仍没摆脱“宏大叙事”的叙事方式。
利奥塔德大力批判“元话语”,反对“宏大叙事”。
“元话语”是利奥塔德赋予了特定涵义的术语,即一门学科知识证明自身地位合法化的话语,也指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式如理性价值、整体范畴、财富发掘以及人性解放等。
利奥塔德认为人性解放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事”,这让人们在创作中崇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 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 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 追求社会理想以及社会解放等。
陆文夫笔下的个人命运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小巷深处》正是用所谓的“元话语”来完成宏大叙事。
然而,两位作家选取的叙事角度的不同,话语方式差异导致作品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
《红粉》的人物命运就与《小巷深处》大相径庭。
这种差异就是《红粉》对《小巷深处》“宏大叙事”的解构,通过对“元话语”解构完成历史叙述的改写。
从影视《红粉》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从影视《红粉》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从影视《红粉》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摘要]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考察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苏童的小说《红粉》经过电影、电视剧的改编,由影视话语形式走向了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拓展了小说的传播广度;同时也以影视的叙述方式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阐释,延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
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作品的反复阅读和阐释等“经典”建构的重要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影视话语;《红粉》;当代文学;经典化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并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小说《红粉》于1995年由李少红导演拍成同名电影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0年之后,2007年20集电视剧《红粉》热播,又对小说以影视话语的方式进行了新的阐释。
在影视改编与小说文本互动的关系中,批评者尤其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往往关注小说“文学性”在改编中的“流失”,甚至对影视改编文学诟言颇多。
在我看来,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这种“诟言”大大遮蔽了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功能和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以《红粉》的影视改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影视叙述与认知广度“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
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
”[1]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视话语方式对提升文学大众认知程度的作用则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就《红粉》来说,小说《红粉》在文学界首先是作为先锋文本来解读的,经过影视改编,小说由影视叙述迅速走向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
从这一现象来考察,要理解影视叙述对文学认知广度的提升效应,应该首先探讨小说《红粉》何以是一个“先锋”的文学文本。
红粉和小巷深处
苏童的《红粉》讲述了新中国建立后改造妓女的故事，以秋仪、小萼为代表，为我们展现了社会变迁中这一特殊群体的曲折命运。
秋仪、小萼原本是翠云坊的妓女，靠着皮肉讨取男人的欢心，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
新中国建立，改造妓女的一纸命令使她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制她们离开妓院，接受劳动改造。
秋仪侥幸逃脱，先是投奔情人老浦，又因其母干涉而毅然离去，遁入空门，却终被驱逐，无奈之下嫁做人妇。
小萼在结束劳动改造后，与老浦结婚生子，因老浦贪污被处死而守寡，最终把儿子托付给秋仪，随北方男人离开。
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特定年代里妓女命运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秋仪寻寻觅觅的是安定的精神归宿，小萼始终渴望的则是安逸的物质生活归宿，可惜她们的愿望都难以实现。
至于老浦，时代变迁里他始终不能放弃一贯的体面与风度，最后也为了在小萼面前维护他的面子和自尊而踏上不归路。
【秋仪：我想找一座渡我的桥】秋仪是那么桀骜不驯的女子，在即将离开喜红楼时候好还不忘像往常一样买个烧饼吃；当小萼对未来迷茫恐惧的时候，她却说“反正我是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
她又是那么勇敢决绝的女子，当鸨母企图私吞她的财物时，她不惜点火相逼；当老浦屈从于母亲要秋仪换个住处时，她毅然离去。
她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子，会为了撕破的全家福而伤心落泪，会在老浦被抓后主动前去陪伴小萼。
秋仪的一生都在执著地寻找一份精神上的皈依。
起先她遇到了老浦，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于是把毕生的感情、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当她发现老浦不能坚定地站在她身边，无法成为她的依靠，就义无返顾地离他而去。
对老浦绝望的秋仪曾想过回家，毕竟家承载了秋仪幼年的回忆，是一个她可能再次找到精神寄托的地方。
但当黄包车到达棚户区的时候，迎接她的是另一份失望；家依旧是那样的贫穷破败，当她把戒指扔进蚕豆碗里的时候，瞎眼的父亲竟然完全不知道。
她明白这个家是回不去了，期待再次落空，只好继续向前寻找。
尘世社会不接纳她，不愿意给她一个容身之地，秋仪只能转而把希望投向红尘之外的佛门，削发为尼，只是希望为心灵找个依靠与慰藉。
纸上红粉——苏童小说《红粉》读解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8.01· 2 ·纸上红粉——苏童小说《红粉》读解王刘佳【摘 要】“反写历史”与“解构崇高”这两大维度是《红粉》作为“新历史”写作的基本要义，它采取了民间视角、个人化体验，以边缘人物为描写对象，着力填补历史描述的零余空白。
“红粉”与“暗黑”的意象群落，将历史的复杂性事物化、具体化，以平常之物消解崇高。
小说通过苏州妓女生活日常、衣着穿戴、妓女身家等角度，承担了苏地妓女风物志的研究角色，而三部曲对女性悲剧的言说，又可视为另一重女性视阈。
【关键词】《红粉》 妓女改造 女性视阈一、反写与解构：《红粉》的“新历史”维度苏童的《红粉》可以说是9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历史小说”之一，相比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前者采取了民间视角、个人化体验、以边缘人物为描写对象，着力填补历史描述的零余空白，这具体是指：一，民间视角：《红粉》没有站在政府及教化员的立场，去审视、打量妓女改造工作如何开展，而是将视角对准了改造大潮下的妓女与嫖客；二，个人化体验：选取了苏州狎妓文化熟地，来审视历史宏观语境下，妓女身份及心理的转换问题；三，边缘人物：女性在中国传统认知中向来是男权社会的边缘群体，妓女可以说是边缘中的边缘人；四，历史描述：苏童曾经如是谈及历史观——“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
”①这正体现了新历史小说写作的特点：历史是随意的、残缺不全的，历史千变万化而又错综复杂。
妓女改造是国家话语命题之一，妓女改造的进程、成果与刚建立不久的新政权息息相关。
而《红粉》与《长恨歌》、《大浴女》、《羽蛇》等作品相似，均试图以女性微观历史来审视国家语境层面的宏观历史。
作品中写小萼紧紧捂着内裤拒绝检查，女军医却说不管有病没病都得检查，“审查通过”意味着没有性病，没有性病便可以被送去劳动改造，而那些聚集在门外的性病携带者，则连劳动改造的身份也无法拥有。
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倡导“革命＋恋爱”可以拯救个体之新生，但这一模式恰恰忽略了长期深植于人心的桎梏，旧桎梏、旧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便可更改。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都是在五十年代新中国解放背景下关于妓女改造的作品。
同题材的作品却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小巷深处》写旧社会饱受摧残的妓女徐文霞在解放后接受政府改造,通过政府和社会关怀,自我救赎,使自己的灵魂升华并获得幸福。
《红粉》写妓女秋仪和小萼在解放后由于妓院被查封,被送去改造而开始她们的坎坷命运。
它们对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安排有明显差异,甚至是相反。
这涉及两位作者的叙事角度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原因也有作家个人原因。
陆文夫1956年发表的《小巷深处》虽然写徐文霞的个人命运,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霞的命运轨迹:十六岁被迫沦为妓女——新中国解放得以拯救和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学习——得到爱情并重生。
作家借人物命运轨迹反映那个人人歌颂的伟大时代。
当年有人评论说:“陆文夫能够从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看出一个人向上的灵魂,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
”这种观点至今都具有代表性、受大家认可。
大多评论把徐文霞命运的转变视为歌颂大时代的绝好题材。
可见陆文夫在塑造小人物形象的时候,仍没摆脱“宏大叙事”的叙事方式。
利奥塔德大力批判“元话语”,反对“宏大叙事”。
“元话语”是利奥塔德赋予了特定涵义的术语,即一门学科知识证明自身地位合法化的话语,也指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式如理性价值、整体范畴、财富发掘以及人性解放等。
利奥塔德认为人性解放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
事”,这让人们在创作中崇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 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 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 追求社会理想以及社会解放等。
陆文夫笔下的个人命运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小巷深处》正是用所谓的“元话语”来完成宏大叙事。
然而,两位作家选取的叙事角度的不同,话语方式差异导致作品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
《红粉》的人物命运就与《小巷深处》大相径庭。
这种差异就是《红粉》对《小巷深处》“宏大叙事”的解构,通过对“元话语”解构完成历史叙述的改写。
一.对个体历史命运的改写
《小巷深处》中,曾经最羞辱、最下贱的徐文霞得到肉体和精神的解放,获得了爱情和幸福。
文中写道:“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约丽的光彩:尊敬、荣誉、爱抚的眼光,一齐向她投过来。
她什么时候体验过做人的尊严呢!……那就让它过去吧,像恶梦般地消逝吧。
”新中国解放让徐文霞感到“生活的光彩”,她第一次感受到尊敬、荣誉和爱抚,她感谢这个美好、伟大的时代。
陆文夫赋予徐文霞赞颂时代的重任,那一段历史在他笔下是光辉、伟大的。
苏童笔下的妓女改造可不像陆文夫的顺利。
查封妓院、改造妓女、“三反”、“五反”这些历史事件的所有光芒都被小人物的悲剧遮蔽:秋仪遭到尼姑庵和亲戚唾弃最后下嫁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小萼难忍劳动之苦投靠老浦,虚荣的她逼得老浦贪污公款被枪毙,最后不得不把儿子留给秋仪,改嫁北方。
这是两个妓女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失败。
秋仪说:“把我们撵散了这个世界就干净了吗?”她对这个时代充满质疑
和不信任。
因此小人物命运脱离历史意义,个人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特色,恢弘的历史背景被淡化,作家更多重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先锋作家苏童通过这样的改写,让人们看到历史本身的悲剧性和复杂性。
二.对人物形象的改写
《小巷深处》中徐文霞曾沦为妓女,改革开放使她重生。
她对过去不堪回首,她积极接受改造并憧憬新生活。
她勤劳并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渴望爱情和幸福,她是一个“向上的灵魂”、被挽救的典型代表。
张俊是徐文霞的恋人,一个阳光的大学毕业生。
当他知道恋人的过去之后,没有因此离弃她,而是一如既往地爱她。
“她忍受着那许多痛苦来爱自己,又那么向往着美好的未来而不断地努力。
”张俊展示出的是一个积极乐观又高尚的知识分子形象。
此外,作家还有意设置了如纱厂厂长的积极形象。
纱厂厂长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对徐和蔼可亲,“别织布了, 学电气去, 那里需要灵巧的双手。
”这反射出政府对底层人民的呵护和帮助。
陆文夫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完成了他对历史的定位。
《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与徐文霞最大不同是她们自愿并且乐意做妓女,拒绝劳动改造。
政府查封妓院反而促成了她们的悲惨命运。
秋仪性格刚强但骨子里依赖男人。
她跳车逃跑后立即投奔老浦,“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赖男人。
”她的意识里女人只是金钱和男人的附庸,根本没有自主劳动意识。
小萼更甚。
她进劳动营后,因每天缝不完三十条麻袋就想寻死,
她意识里没有“妓女是被摧残的对象”的概念,认为妓女挣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她说,你们是良家妇女,可我天生是个贱货。
”她贪慕虚荣,嫁给老浦后逼得老浦贪污公款来满足她。
她是一个“向下的灵魂”。
苏童注重从侧面来改写妓女形象。
妓女们被卡车带着离开繁华的城市,她们却哭着央求回去,这颠覆了陆文夫的妓女形象。
秋仪跳车逃跑,一个军官骂了一句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
”这与《小巷深处》的纱厂厂长形成鲜明对比,可见社会对妓女并不都是关爱和谅解。
《红粉》的妓女自轻自贱、贪慕虚荣、处处受到歧视和贬低,不同于读者对旧社会妓女的认知和理解,它使人们对妓女有新的认知,表达了苏童想说的“社会的历史进程与个人的命运遭际间可能存在的悖反关系”,这也是新历史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的特点。
新历史小说摒弃了传统的典型化写人手法,注重人物个别性的书写。
这些人物庸俗渺小,却能代表广大群众。
同时,作家用人物命运的颠簸坎坷来突出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新认识。
三.探究两部作品差异的原因
造成《小巷深处》和《红粉》的差异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笔者仅从创作环境、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作家个人因素来试析其原因。
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化环境以及业已存在的文学传统和各种惯例,对作家的创作始终有或隐或显的影响。
《小巷深处》发表于1953年。
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的总方向。
在这样的创作
环境下,陆文夫很难突破限制书写自己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激昂的年代,为政治服务也是作家的自觉。
作品发表后影响颇大,大多评论把《小巷深处》作为歌颂大好时代的好作品。
徐文霞能摆脱妓女命运,与新政府取缔妓院以及人民当家做主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歌颂新社会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作家意识难免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和文学思潮的影响。
《红粉》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解放了作家们的思想。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强调:“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作家们不再阈于为政治书写,而更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淡化其政治功能。
苏童是有个性的作家,但他的个性创作也要归功于一个良好的、开放的创作环境。
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三十多年,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容忽视。
如果把《小巷深处》看做是“历史小说”,《红粉》就是“新历史小说”。
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使新旧之间突出了文学内部的发展,如叙事理论的发展演变。
两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忠于现实,叙事方式却不一样。
陆文夫选择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苏童却选择一种反抗“元话语”的途径,解构传统观念和叙事角度。
这也显现出“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
作家历史观不同。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历史常被看做潜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高高在上,社会个体往往要皈依历史。
历史意义与价值总是以最高、最有力的规范与标准高居于个人的头顶之上,成为
个人追求意义,完成自我的价值尺度,《小巷深处》就是典范。
陆文夫无法脱离对历史的崇拜和尊敬,只能用仰视的角度观照历史。
苏童则跳出了传统历史观的圈子,用个性的眼光审视历史,在“元话语”解构过程中,表达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也从新的、真实真切的角度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本篇文章来源于大学生论文网（）原文出处：/html/jy/jyll/27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