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关于士人在传统中国地位与功能相关论述的基本范式。
余先生接续钱穆先生的衣钵，继而发扬光大之。
这本书不只是作为学术论文的典范，也有余先生化不开的士人情怀与文化中国的情结在。
“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等状况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阶层的内涵、外延以及禀赋都在发生着变迁，不仅仅与政治密不可分，对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影响更是深远。
《士与中国文化》较为全面权威地为我们解剖了这些内容。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
”“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阶级。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士是我国的知识分子。
可是这并不是士所包含的涵义。
以及士，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的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文化思想,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文化。
士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种政治力量。
士与知识分子是两个概念不完全相同，后者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指社会知识与智慧的承担者；前者却兼有伦理学的上的意义，它同时也是社会道德的承担者。
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传统文化中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仁”是儒家的最高境界，所以达到了“仁”的境界的人，可成为“完人”，孔子把它定为士的最高标准。
其实，士还有其一般标准，那就是“内圣外王”，自强独立。
这里面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严格地加强自身道德与文化修养，即“内圣”；二是要有入世精神，为社会做贡献，即“外王”；三是在精神上要独立，如“士可杀不可辱”等价值观长期以来被人们认同。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篇一：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1、俳优并非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二者存在身份上的重叠，如东方朔。
2、俳优的说话方式——嬉笑怒骂，讽刺等为文人所借用，如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3、文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意见的，被称为狂士，狂士说真话而见弃，或有被杀的危险，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4、三代而至周，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而“道”不兴，因此才有了知识分子来承担“道”，懂礼仪的士人来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第一位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与帝王的“势”有相互依存亦相互对立的关系。
帝王需要“道”来增强“势”，维护“势”的合法性，因此有时会采取一些措施保证其为己所用。
但知识分子的道没有可靠的途径保证自己的地位，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人格。
因此“道”很容易屈从于“势”，但只是分子为此做出很多努力，才会出现中国强调“德”与知识分子自身修养的做法。
思考和总结：春秋制度解体，士的解放同时亦是其经济基础的消失。
春秋战国的士因此才需要去游说，希望自己的学说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如孔、孟这样的士，因为政权的需要而论道，他们纷纷解释什么样的道才是最好的。
士的这种责任感从何而来呢？试回答：古代的读书人都习礼、乐等，从旧制度的动摇中而解脱出来的贵族，都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天然地继承了这种使命。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循吏对文化的传播，传播儒家大文化，传至边区，保证了虽国灭但大一统或对汉文化的认同仍在。
所以中国文化及传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2、循吏的这种教化，导致文化中“师”重于“吏”，“教”高于“政”，中国文化重于传教，不重求源。
3、①大传统代指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小传统代指通俗文化或未受正式教育的一般人。
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流通，“雅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②观风采谣是为了理解各地不同的“小传统”，以利于推行风化政策，即文化统一，同时限制皇权。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意义并不单纯。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士与中国文化》是余英时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部作品中，余英时将对汉学的研究置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共同演进的大背景下，强调中国文明发展的连贯性和特殊性，这是有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特有的眼光。
这与“唐宋变革论”的争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内藤湖南的“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更是斩钉截铁地划定了唐宋这个历史节点的特殊性。
然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在时间上难以割裂，唐宋的变革基础是承袭前朝的制度而来。
不是割裂，而是强调，是在历史长轴中勾勒出唐宋这一环。
《士与中国文化》充分体现余英时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岀中国士人思想变化的脉络的思维。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启发和影响了他在汉学研究的思维和观点。
余英时师从钱穆，他的作品，从学脉上或者学术关注情绪上，都有钱穆的印记。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他的不少观点是对老师的研究的重新思考和发扬光大，《士与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西学方面，余英时于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
在访谈中，他说自己从杨联升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受益颇多，能将思想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士与中国文化》开篇自序中，余英时从历史比较的观点上，将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作对比。
其中西方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其基本性格与中国孔子所揭示的“士志于道”极为相似。
而“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即是将所学用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维护社会基本价值，都是“士”的重要的特征。
余英时本人也认同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和价值，尽管自称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但却时常发文评论时政、文化，对于台湾服贸争议和香港游行等公共议题，他均有发声。
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9神州文化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杨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英时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呈现“士”的精神风貌，其中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要在批判中去去启发当今的知识群体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一、士的起源与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周代封建秩序崩坏，“士”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士”的地位逐步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过去那种“有职之人”的“士”成为自由流动的“游士”。
而起于文化秩序崩坏的“哲学的突破”则使原来有职事而无更高的精神凭籍的“士”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凭籍，即所谓的“道”。
因此，余英时先生用孔子的“士志于道”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以“道”自任，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这一传统的认识，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于余先生把“士”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应该用“群体”来代替“阶层”这一说法，“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把“士”这一概念及范围太过局限化，因为“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但是它的实现却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文中所提的“士”，草根阶层也大有人在，群众力量功不可没，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二、“士”处在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道”尊于“势”或“势”尊于“道”的争论从未停止。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尤其是儒家之“士”坚持“道”高于“势”，主张用他们的“道”来纲纪世界。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中国文化》读后感5篇
《中国文化》读后感5篇（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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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摘要：“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今年的读书活动，我在党校的推荐读本书目中看到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
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
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
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
”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
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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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今年的读书活动，我在党校的推荐读本书目中看到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
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
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
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
‛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
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