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照亮未来

让历史照亮未来
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比较有助于鉴别。

当我们考查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对比两国发展道路的时候，一定会发现：风云变幻、错中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是那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像中国与日本那样，相互交往的历史如此悠久，相互影响如此广泛深入。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近代中日关系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以至于对国家民族的兴衰，都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世界上恐怕也很难找到两个国家像中国与日本那样，在近代历史发展发的进程中，起步时的处境这样相似，结局却又是如此不同。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势力冲击下，闭关的中国、锁国的日本都被敲开了大门，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

可以说，在近代历史的开端，中日两国基本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然而，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就不失时机地、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却迟至19世纪末才进行以失败告终的戊戌维新。

20世纪初，历史无情的宣告：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危机。

在古代，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和睦相处的邻邦，留下了许多友好往来的动人佳话。

然而到了近代，尤其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却充当了侵略中国的重要角色，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

然而，就在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仍有日本的进步人士在维护中日友谊，支持中国革命。

到现今，虽说两国在经济与社会两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深化了，但是战后一代之间的共同语言反而越来越少了。

造成这种隔膜的，并不是战前那代人遗留下的“战争的历史”，而是“记忆历史的方法”、“描述历史的方法”，以及“传承的方法”。

这件事情说明，比起战后一代，共同经历过两国战争的那代人更容易展开对话。

从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保持了20多年的“日中友好”的时代，是真正站在两国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的基础上，精心维护培养的结果。

如果把历史当作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可以说，中国与日本曾经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过去就行了对话。

在对话中，即使未能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也加深了对彼此的历史
认识的理解。

因此，对于我们战后几代来说，如何正确认识历史是两国友好发展的重要因素，毕竟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一言蔽之：一衣带水。

在两千多年中日古代交流史上，日本一直是甘当小学生，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学习。

一批批遣唐使带回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成果，朝野上下竭力模仿中国的制度、习俗。

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

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规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动一、二条船，每船约载120人。

8世纪后，规模扩大，组织完备，制度也大体固定下来。

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

遣唐使的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

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的学术和艺术造诣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作为对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

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

621年，唐王朝开始发行货币“开元通宝”，通过中国使节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带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国曾被大量发现，有数万枚。

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贺廓方孔“和同开尔”银币，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仿唐朝“开元通宝”的形状铸造发行的。

但是，曾几何时，进入近代仅仅几十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先生变成了学生，徒弟变成了师傅。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喊出了“以日本为师”的口号，迫不及待地向日本取经，亦步亦趋地仿行变法。

20世纪初期，更有成千上万中国青年东渡留学，如饥似渴地吸收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

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危害中国者独深，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世界少有而中国独有，一言蔽之：一衣带血。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

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也不是从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开始的，而是从16世纪中国的明王朝时就开始了，那就是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

因为此时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当数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此即为“九一八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

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

第29军奋起抗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此外，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

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2014年确定，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一场战争打了十四年，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无论对中国经济、文化遗产还是社会发展都是巨大的损失，仅就经济损失而言，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000亿美元，因战争产生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按照
1937年的比值计算的。

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除了国民政府军事力量外，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规军事力量还损失了584267人。

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损失，但不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共武装力量的损失。

具体损失构成如下：
阵亡160603人
失踪87208人
被俘45989人
负伤290467人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

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纪念，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不堪回首的日子，交织着惨烈、屈辱、反抗、愤怒与自豪，痛定思痛，奋勇前进。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但是两个国家永远相互仇恨只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是没有未来的，而通往和平之路永远开放。

中日都必须正视、反省历史，因为没有中日和解，也就没有亚洲的安宁。

不能历史的长河白白流逝，我们应该回顾、思考、研究、分析，从这段充满曲折与迷离、耻辱和失败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转化为建设现代化、振兴中华的精神力量。

历史也是最好的见证，只有阐明近代中日关系的真相，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交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张历历著：《百年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9
2.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著：《超越国界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
3.王晓秋著：《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4.李长声著：《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汪向荣著：《古代中日关系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
6.胡耀邦著：《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新发展：胡耀邦总书记访日言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