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原因及影响因素
我国2012-2013经济形势趋势
2012年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经济增长率也持续回调。在稳增长政策作用下，经济回调趋势在第三季度结束并开始温和回升。2013年，特别要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已出现阶段性改变，主要表现为国内外市场需求水平阶段性降温、要素成本持续提高。受此影响，粗放、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必然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阶段性下降。年度宏观经济政策重点仍要突出稳增长，努力使经济运行特点变化平稳过渡；同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保障好基本民生。
二是消费增长稳中略升。2010年以来的经济回调，总体比较温和，经济增长率最低仍保持在7％以上，这就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企业状态总体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倒闭潮，对就业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就业形势稳定支持了收入增长稳定、消费信心稳定，进而支持了消费增长的稳定。此外，随着房地产市场销售好转，与买房活动密切相关的家具、家电、装修材料的销售情况明显好转，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形成推动。10月份开始，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速开始提高，考虑买车、换车需求已有较大积累，汽车企业改进产品性价比的成效也有较多累积，预计未来汽车市场将继续温和恢复。受住房、汽车市场的影响，未来消费增长将呈现稳中趋升的态势。
综合以上情况，出口、消费、投资等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这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大改变。
其次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02年—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这一变化预计是趋势性的，因此是企业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又一个重大变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通用7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通用7篇)【篇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一、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面临的挑战（一）我国经济正处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重要时期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的“强劲反弹”转向“自主稳定增长”的重要时期。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实施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我国经济在2023年一季度进入谷底后强劲反弹，当前正处于向自主稳定增长的转换过程中。
2023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换期，经济增速从一季度11.9%和二季度10.6%逐步放缓至略高于9.5%的增长平台，2023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增长9.6%和9.8%，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增长9.7%和9.5%。
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
这种向下的调整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目标，是主动调控的结果。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的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
我们不能将政策刺激下两位数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
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减缓物价上涨压力，也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
从全年看，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
虽然一些经济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但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
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遏制物价过快上涨。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如果没有政策的适度收紧，物价形势会更加严峻。
（二）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危机的剧烈动荡后进入缓慢复苏的轨道，但今年上半年以来，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主要经济体增速均低于年初的预测。
第一，美国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仍显不足，失业率小幅攀升。
受政策刺激效应减弱、私人需求疲弱，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一季度环比折年率仅增长1.8%，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长率，失业率从4月份开始重新回升，6月份升至9.2%。
第二，欧元区经济出现明显分化，整体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国外研究我国潜在增长率成果综述
国外研究我国潜在增长率成果综述内容摘要：国外研究普遍认为，外部需求减弱、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人均资本下降、外部冲击和成本冲击都是影响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关于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判断，大部分介于5-8%之间。
许多观点认为，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潜力可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不平等状况的改善，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仍有一定提升空间。
改革特别是结构化改革，成为影响未来的关键。
改革的内容将非常复杂，涉及从投资依赖向消费拉动的转变、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的完善、市场主导地位的确立、环境恶化的遏制以及危机影响的缓释等。
这一切都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巨大的努力。
一、对未来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不同测算结果1、潜在增长率介于5%-7%之间欧盟智库布勒哲尔研究所执行主席贡特拉姆·沃尔夫：中国正面对一个严峻的时刻，即从过去依赖投资的经济转向一个依赖消费实现增长的经济。
这需要非常复杂的结构性改革。
如果改革成功，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如果这些事情无法很好解决，中国经济增速将会回落至5-6%。
野村(Nomura)资本市场研究所关志雄：中国在2014年设定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较相符。
尽管未来几年中国有可能通过公共投资等手段实现超过8%的经济增长率，但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预计将降至6%左右，这主要归因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2、潜在增长率介于7%-8%之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张军：2014-2024年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在大约7-8%范围内。
他认为，尽管各种估算方法的结果不同，但都可得出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0-20%，而且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要素投入和TFP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是决定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从要素投入来看，资本在未来10-20年会遵循收敛假说缓慢减速；随着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中劳动年龄的人口持续减少。
2022年我国制药行业增长率下滑原因分析
2022年我国制药行业增长率下滑原因分析经济数据显示，制药行业收入增速下滑，同比增长9.6%至578.3亿人民币。
那么制药行业增长率下滑缘由有哪些呢？详细请看以下内容，以下是2022年我国制药行业增长率下滑缘由分析：1. 对医疗保险费用的限制越来越多我们留意到，由于医疗需求快速增长而个人收入增长有限，国家医疗保险结余逐年削减。
这种状况下，首先会限制高价药以及畅销药的销售。
正因如此，中药制剂的收入增长率大幅下降。
此外，相比于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医院接收的病患更多，因此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要大于不发达地区。
2. 反腐行动的影响葛兰素史克行贿大事曝光后，我们留意到医疗领域的反腐败成为一项长期机制。
过去3个月，国家药监局已有2位高官因涉及药品和医疗设备腐败而被捕。
我们认为反腐行动将转变本行业销售模式：为了隔离政策风险，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将放弃内部销售方式，转而选择代理销售。
而在代理销售模式中，销售费用从药厂担当转为代理担当，所以药品出厂价格明显要低于内部模式。
因此收入增速下滑。
3. 招标价格下跌的影响过去一年，三分之二的省份完成了基本药物招标，三分之一省份完成了非基本药物招标。
每次招标后平均药价都会下降。
我们认为，政府将药品降价视为一项关系民生的工作。
在发改委药品定价政策废除后，估计近期在二次议价等新政影响下，价格还会连续下降。
4. 个别子行业的其他缘由2022年和14年上半年，中药饮片子行业库存明显过剩，此外由于质量参差不齐而接到了政府罚单。
我们认为正因如此，中药饮片子行业15年1季度收入增速大幅下滑。
在我们看来，前三个缘由将对制药行业构成持续压力，因此不看好行业近期增长。
更多相关行业分析请查阅由发布的制药行业市场调查分析报告。
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
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摘要：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以增长速度换档为基本表现特征，以调结构为核心内容，并且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经济新常态阶段。
在新常态下，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指标虽然基数偏低，但同样面临着增长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局面。
文章在当前宏观经济大背景下，首先简要阐述了新常态相关理论及当前全国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然后着重分析了形成目前经济困境现状的原因，并结合困境原因及中西部地区实际，以相关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如何贯彻新常态理念的背景指引下，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坚持的系列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中西部，经济发展困境一、经济相关研究及现状分析（一）相关研究综述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
国家统计局经济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著名宏观经济研究专家王一鸣认为：“从速度层面看，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观点是：“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
建议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
产业结构调整、增长速度换档亦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当前影响我国gdp增长率的因素有哪些
当前影响我国GDP增长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言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总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估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我国GDP增长率的变化和影响因素。
本文将深入探讨当前影响我国GDP增长率的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GDP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因素：1.投资：投资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我国政府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民间投资等方式，促进投资增加，从而推动GDP增长。
2.消费：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重要。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也增强，进一步促进了GDP的增长。
因此，政策措施和消费环境对我国GDP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
3.出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我国的贸易对GDP增长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贸易顺差的增加能够提高GDP增长率，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贸易摩擦的风险。
4.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济增长和GDP增长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调整利率、货币供应和汇率等手段，央行可以影响资金供给和需求，从而对GDP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成为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
以下是一些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因素：1.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强。
尤其是高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服务业等，这些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
2.高端制造业提升：高端制造业的提升能够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进而推动GDP增长。
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改善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有着重要意义。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改善农产品供给结构，可促进农业增长，从而拉动GDP增长。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日益凸显。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要素贡献、潜力空间与提升路径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要素贡献、潜力空间与提升路径作者：何明洋陈曦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22年第11期[摘要]基于生产函数模型结合H-P滤波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测算法，分析近年来我国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情景测算2021—2035年我国各类生产要素和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潜力空间，研究发现：2012—2020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主要源于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明显回落，二者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率回落幅度的贡献率分别高达60%和30%，同期劳动力、土地要素的贡献率仅分别约为5%;2021—2035年期间，针对基准、乐观、悲观等不同情景组合，测算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位于3-92%～5-19%区间之内;劳动力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将进一步显现，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两要素仍具有较大潜力空间，基准情景下二者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年均贡献率可分别达到45%和55%左右，成为推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
[关键词]经济潜在增长率;要素贡献;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函数模型;H-P滤波[中图分类号] F061-2;F12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2）11-0015-09一、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口期，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综合优势显著，具备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诸多有利条件。
但是，也要注意到，在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要素供给条件正在发生边际性、结构性、趋势性变化，在规模增速放缓的同时，不同要素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也随之改变，特别是劳动力等要素的支撑作用有所減弱，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原因
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原因
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出生率下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生育的需求和意愿降低。
女性开始追求教育、事业和个人发展，推迟婚姻和生育年龄，导致生育率下降。
2. 死亡率下降：医疗条件的改善、卫生健康意识的提高等因素导致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减少了因疾病、饥饿和战争等造成的死亡人数，从而降低了人口的自然减少。
3. 城市化和工业化：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人们对生育的需求减少。
城市化和工业化还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加现代化的家庭结构，使得生育率下降。
4. 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使得人们对计划生育意识的增强，女性更加了解可行的避孕措施。
同时，教育也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和就业机会，减少了她们对于婚姻和生育的依赖性。
5. 政策的影响：一些国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限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
这些政策通过提供相关信息、避孕措施和计划生育服务等途径，影响了人们的生育决策。
综上所述，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育率下降
和死亡率下降，这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教育水平和政策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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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原因及影响因素对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机构和学者主要从要素供给、需求和国际经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从要素供给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从人口红利视角论证了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根源。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因此，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出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
但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我国于2004 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拐点，我国从2010 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
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引起储蓄率降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率下降。
因此，目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供给方面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1978-2010 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中国总人口仍然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15-59岁劳动人口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
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 岁及以上人口是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比重9.1%，这个指标与上年相比提高0.25个百分点。
国际通行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
二是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
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
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30年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
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促使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主导因素一是人口转型，二是经济结构服务化。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和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逐步形成，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
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省市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与日本产业结构短期内的迅速变化相似，对经济过渡期间的冲击较大。
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发生在相对较低收入水平上，进而对国民福利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2.从需求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将触及需求的“天花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
供给面的变化将会对增长形成硬约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
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
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需求边界时，也会形成产能过剩。
2012年我国住房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性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
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十三五”期间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引致潜在增长率回落。
过去30余年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已经基本建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未来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德意志银行马骏认为，出口、房地产需求和城镇化放缓是导致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需求因素。
2000-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达22%，预计今后10年中国出口增长只有10%左右。
二是房地产需求减速。
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今后10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
三是城镇化速度放缓。
今后十年城镇化速度将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左右。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措施（“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昉认为，通过提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这需要在各领域进行深化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工业改革。
）（现在的家庭登记或户口系统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了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性和持久性，因此，使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显著地稳定劳动力供给，增加潜在劳动力，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该书还指出，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
政府在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司治理和政府系统的高效运转基于对“十二五”中后期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的预判，专家和学者提出要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建议，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潜力，一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时期遗留诸如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资源价格体系等各种扭曲政策，消除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失衡、外部失衡、腐败和教育等各种社会问题，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硬件”(电力、电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 和“软件”(监管、法律框架和文化价值体系等)，以专利、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和政府采购等措施，来支持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企业进入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部门，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是中国经济在未来20 年应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认为，潜在增长率由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决定，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要通过改革稳定潜在增长率或避免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
一是要接受潜在增长率降低的现实，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着眼于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
二是通过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利用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
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三是逐步减少和破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建议，增长阶段转换期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即可，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
二是放宽准入，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
三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四是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
五是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建议，“十三五”之前的战略总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
要实施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容、平衡的经济大国战略。
为此，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是推进以放松土地、利率、汇率等生产要素管制为重点的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二是统筹国企改革与社保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以重建国家能力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四是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应积极应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一是要加快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二是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增长的创新潜力。
德意志银行马俊认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7%是经济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影响社会稳定。
理想的名义GDP 增速是10%左右，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2%至13%。
汇丰银行屈宏斌认为，应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推动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发展、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是推动金融改革的重点，债券市场是金融领域改革的突破口，发展债券市场要加快预算法的修改，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加强对国内分割债券市场统一与有效的监管，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债券市场的主体。
二是放松准入与管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通过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要做好公益性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一般竞争性行业应该交由市场鼓励民营企业的参与。
三是进一步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放宽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开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强调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排头兵地位，建立开放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