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生的学术素养

关于研究生的学术素养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国庆我指导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并为他们讲授有关中国近代史课程，迄今已经有近二十年时间。

古代圣人云：教学相长。

对此，我有深切体会。

研究生们敏捷的思维、跃动的思想火花和无畏的创新意识，都使我深受感染和启发。

研究生在与我的交谈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有的我回答不了，这就促使我查阅有关资料或者工具书，或者请教其他老师；他们提出的某些理论问题也引起我深入的思考。

实际上，我的某几篇文章就是我在与研究生的讨论中构思出来的。

历届研究生中也有同学提出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问题。

比如，研究生应当具备哪些学术素养；怎样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答辩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这都是很大而且带有抽象性的问题。

依我的学术功力来谈论以上这些问题，显然有些不够水准。

但是我愿意就我所知道的、或者我所理解的、或者我认为应该怎么做的，谈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谈论的这个问题是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研究生学位论文。

因为只有学位论文才是对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最终检验，因而它就显得更加重要。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是研究生三年学习的最后环节。

首先，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换言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过程并不仅仅限于对研究生所写论文的内容来提问题，而是要通过对这篇论文的答辩来考察一名学生在本专业领域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

如果答辩的时候涉及到任何与专业有关的问题，我以为都是正常的和必要的。

如果是一名作者向刊物投稿件，编辑只能就这篇论文本身的质量加以取舍，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位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整体研究水平。

但是，学位论文答辩则必须考察学生在本专业内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事实上，对于一位有较高造诣的编辑，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某一篇论文的作者在本专业领域的学养情况。

例如，你写一篇研究康有为的学位论文。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你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那么就要透过你对康有为的研究成果，看出你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术素养如何，功底如何。

如果在答辩时，有人问到中国近代尤其是清末的社会经济情况怎样，或者问到《清史稿》一书的大致情况，或者问到清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趋势怎样，或者问到什么总理衙门、军机处等问题的话，本论文的作者就应该做出完满回答。

因为这几个问题与研究康有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并没有超出作者的专业范围，甚至可以说与研究康有为有直接关系。

如果不了解这样几个问题，那么这篇论文的质量也就成了问题。

另外，我想在近代史学界，大概没有人一生只是研究康有为一个题目。

对于与康有为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问题也应当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那么，究竟在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学校有关方面对研究生都进行那些方面的学术考察呢？也就是说一名研究生应当具备什么具体的学养呢？我的认识是：考察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基础训练状况和独立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所谓理论水平，就是研究者自身所具备的学术或者理论的水平。

我自己的学术和理论水平不高，经过三十多年的学习和教学实践，我认识到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还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基本的了解，并且试图运用到学术研究实践之中。

学术界在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中，都产生了不少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论著。

通过对这些学术专著的学习，我们可以间接学到有关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研究生对一些理论问题理解得还不够深入和系统，或者还摆脱不了死记硬背的老一套学习习惯，出现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难免的。

因为学习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不是直接的模仿。

在我所见到的学术论文中就有“公式主义”的毛病，喜欢套用别人的著作，给人以东施效颦的感觉，因而没有说服力。

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地提高水平，尤其是提高理论水平。

对此，有人认为，学习历史就要多掌握史料，多考证，学习社会学就是要多做调查研究，收集问卷或访谈记录，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实学”，所以就轻视理论学习，以为所谓理论就是讲空话，无益于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就不愿进一步理解和钻研理论，这就不是正确的学习和研究态度。

我见到有的学术论文，没有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是套用某些权威或者不权威的著作中的那些话，这些文章的理论与历史实际或现实社会完全不相关，千篇一律，似曾相识。

这样的论文已经没有写作的必要。

只要用工艺方法去装配就可以了。

实际上，在国外史学界很多学者不仅是对资料非常严肃和重视，而且都认真学习哲学和其他理论，他们对世界、人生和社会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看法，恐怕找不到一本没有理论支撑的学术著作。

可以这样说，在学术研究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有理论的支撑，即使你找到了可信的资料，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考订，从而得出符合事实的历史结论或现实社会结论，这样的研究也需要一定的科学理论的支撑。

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就已经贯穿着某种理论的指导，也许有时候研究者并不意识而已。

没有一定的理论就没有学术研究。

我主张学习理论，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绝不是指教条主义地照搬，更反对断章取义的做法，我是指学习理论的精髓，运用各种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具体分析，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从而探讨其本质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

”学习理论是为了从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中归纳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所以学习理论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单纯依靠摘引理论家们的片言只语来代替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的结果。

学习和研究理论，或者学习和研究前辈学者所研究过的理论问题，我想，我们是完全有能力能够超过他们。

这不是虚骄狂妄。

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理论水平应当更新，更科学。

这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更聪明、学识更渊博，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可以看到他们没有看到的许多善本和新资料，还有很多国内外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利用，特别是前人的思想受到时代的约束，也有理论上的缺失。

单纯的孤立的考据，无论它如何渊博，也只能就事论事，最多只能个别地解决“是什么”，“是怎样的”问题，至多只能从历史上获得片段的经验教训。

没有相关的学术或理论，就不能解决“为什么会这样”，“将来有可能会是怎么样的”一类问题，不可能掌握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人们受到的诱惑比古代人要大得多，分散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在某些方面的功夫远远不如古代学者。

另外社会在发展，人们所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与古代有所区别。

举一个例子。

经学研究在近代以来几乎要中断了，研究者越来越少了，由于研究力量的不足，所以在很多方面还赶不上乾嘉学者，不仅因为他们能背诵经籍，甚至注疏，而且由于20世纪后期以来，经学被认为与社会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很少有人真正地去钻研经学历史了。

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著有《中国经学史》，其中写道：经学这门学问恐怕在中国就要失传而被保存到日本。

这话看起来令人气愤，但却说明了实际问题。

我们几十年来有几个人在搞经学研究呢？从某一个角度说，经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一部中国学术史就是经学发展史，不研究经学就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传统学术。

学位论文答辩还要了解你看了多少有关的必读书，特别是考察你对本专业有关的经典著作的阅读情况，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能力和对资料进行考订的基本功。

有些人一谈到考订就认为这似乎是高不可及的难题。

其实，通俗地讲，考订就是对资料的二次调查研究而已，并不神秘。

面对一个题目，能知道到哪些经典著作或文献中去寻找这个方面的资料。

从你的论文中看你都参考了一些什么书，搜集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是不是第一手资料，这样就可以判断你资料搜集和运用的能力，如果你承担某项研究任务还不知道到那里去找资料，怎么可能独立地进行研究呢？况且不仅要掌握文献、经典著作，还要了解前人和外国人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外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丰富成果，你能不能使用外国学者的成果，还可以考察你的外文水平。

目前，各国的大学生都至少懂一种外文，硕士研究生懂两门以上的外语也很普遍。

如果你不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他们已经做出结论的问题盲目地进行钻研，结果你的结论与他们的结论是完全相同或者接近，那么你的研究就是花了不必要的功夫，完全是重复劳动。

如果你的结论错了或者没有达到他们的程度，就是相形见绌了。

在这里我不是说外国学者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高质量的，其中也有水平不高的，也有错误的，对外国人也不能迷信，盲目崇拜。

但我们应当掌握他们的研究成果，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便于我们参考，少走弯路。

答辩委员会还要看你的论文中引证的是不是第一手资料。

比如，近些年来，有些人在著作中引用《清史稿》的资料，但是一看注解，却只是注出书名，没有注页，也没有篇章，注释一定要注意它的规范性，以备读者复核你的史料出处，以取信于人。

其实不论你引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学者的文字，都应当有根有据，必须找到原文去对照一番，还要看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资料的原意。

要学会搜集参考书和使用最好的本子，所以要注意对版本目录学的学习。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我不认为版本越老越好，这要看具体情况去分析，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论文题目都与版本学或者目录学有关，参考不同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校勘之用，即利用某些善本去校订那些通行本上的错讹或被篡改之处，或借某个足本去补充通行本的残缺等等。

版本校勘实际上是版本学的一些外在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史料内容的鉴定，就是你所使用的史料有多大的可靠性。

例如正史、野史或者笔记，哪一类史料的可靠性最大。

在历史上修史的时候，学者们已经搜集到了这些野史或笔记资料，但是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些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是很难确定的。

那么今天如果再用这些被弃用的史料去反驳正史所记载的事实，就要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我们知道，古代史学是帝王将相为中心，对社会经济的记载就比较少，那么在社会问题包括社会风俗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适当采用野史、笔记和其他历史资料也是允许的。

例如《近代稗海》一套书的资料可以参考。

还有一点，即使是政治史的研究，由于正史对帝王将相的记载也多有回护，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坚持不为帝王避讳的原则，因而我们在引用和分析正史资料的时候，也要认真仔细。

对于笔记中涉及政治斗争的记载要分析笔记者在当时的处境，对他所表现的政治态度要有充分认识。

在学术工作中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一是要尽可能减少错误，在引用资料上，在分析问题上尽可能全面深入和系统。

如果出现了错误，一是承认错误，二是有错必纠。

因为鉴别史料的可靠性是很难的事情，一点也疏忽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