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研究_1954_2004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

摘要：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１９５４￣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２００４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１９５４年以来我国的ＧＤＰ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１９７６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ＧＤＰ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

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关键词：总需求非农就业经济周期一、引言：相关研究的回顾从１９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如杰文斯、穆尔等）开始研究农业周期算起，国外关于经济周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方法和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是识别经济周期，即测度主要经济变量的振幅、持续期等指标，并据此划分出周期的衰退、紧缩、复苏和扩张等４个阶段。

在这方面，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早在上个世纪初即已经开始研究。

其次，依据各种变量的波动情况区分经济周期的类型，这包括：古老的农业周期（或称蛛网周期），较短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中等长度的固定投资周期（朱格拉周期），取决于人口因素的建筑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对周期的识别和分类仅仅是研究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解释主要经济变量彼此关系的理论框架。

由此，不仅可以对变量的实际表现开展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而且，还将为政策建议定下基调。

在凯恩斯以前，除了很快就没落的农业周期理论外，主要盛行的就是长周期或长波理论。

关于长周期现象，最早可能是由俄罗斯学者瓦斯（Ｐａｒｖｕｓ）于１８９６年发现的，１９２５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正式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论则为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阐释。

尽管长周期理论对于理解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背景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至少由于两个原因，主流经济学很快就对其失去了兴趣：第一，１９２９年发生了经济大萧条；第二，如凯恩斯所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经济当事人和宏观政策当局更加关心几年、至多十几年的事务，而且，由重大技术变革推动的长周期已经渗透到现实经济的每个毛孔中，不可能为现实经济当事人所左右。

从凯恩斯以后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手段和分析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从理论渊源、分析架构和政策建议上看，依然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两大流派!"：第一，继承凯恩斯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第二，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ｒｅ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ＢＣ）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从核心理念、理论架构和政策建议上看，两个流派差异极大：ＲＢＣ基于中国经济周期研究：１９５４￣２００４＊□殷剑峰５－－自由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市场完美的情况下，真实经济变量的变化，即真实经济周期非常重要，由于供给方冲击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所谓经济的波动轨迹就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相应地，政府反周期的政策干预自然多余了；而新凯恩斯主义关注市场的不完美，由于价格粘性或刚性，名义变量的变化，即货币经济周期更加重要，相应地，总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在遇到冲击时、尤其是遇到大的冲击时需及时进行政策干预。

虽然两个流派在当初曾经彼此视同水火，但是，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逐步放弃了对实体经济（例如航空业）和金融业的过多行政管制，更加自由的美国经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运行态势，由此，ＲＢＣ和凯恩斯似乎开始融合了。

在新古典宏观学派方面，其主要代表人物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４）认为，ＲＢＣ之所以能够很好地解释美国经济周期，恰恰是因为反周期政策运用得非常成功。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决了凯恩斯的频繁干预政策，他们赞同的是“粗调”而非“细调”。

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曼丘（Ｍａｎｋｉｗ，Ｎ．Ｇ．）在被问及是否是凯恩斯主义者时回答到（斯诺登和温纳齐克，１９９９）：“不错。

但一提到‘凯恩斯主义’这个词我就犯怵，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这个词的含义不一样。

”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将不完全性看成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将频繁的微调经济奉为圭臬。

主流理论的融合自然会影响到政策实践，这突出表现为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了强调经济自主发展机制、同时关注金融稳定的中性政策。

对于中国经济周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例如，刘树成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通过持续的跟踪研究发现，自２０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的ＧＤＰ增长率已经历了９个周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改进，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９０年代的周期特征显著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

在刘树成研究的基础上，刘金全和刘志刚（２００５）通过对产出以及产出主要成分进行了计量检验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周期的拉长和波动性的降低主要源于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趋稳。

对于５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李建伟（２００３）还试图从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角度进行识别，并大致划分了１３个表现为存货投资波动的短周期和５个以上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中周期。

对比国内外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可以看到，尽管国内学者对周期的识别（如主要经济变量波动的长度、幅度等）和计量已经有了大量的分析，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这不仅导致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发现———例如我国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得不到深入的理论解释，也使得这些研究的关键性结论———利用以市场化改革和减少行政干预为核心的供给面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得不到强大的理论支持，以至于经济“过热”或者“过冷”时还是习惯于搬弄总需求政策，而且，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这些政策也只能是“行政性”的手段。

为此，本文尝试从中国的禀赋特征———农村劳动力极其富裕这个角度来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显然，考虑到发展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特点，这里的理论框架不可能照搬ＲＢＣ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这样的西方主流理论。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发现，只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还是会显示出其一般的适用性。

本文以下将做这样的安排：第二节在对１９７８年以来总需求的３个构成进行刻画后，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的理论框架；在第三和第四节中，根据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对１９５４年以来的经济周期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实证分析；最后一节是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的经济周期：现象和理论框架在持续增长的现代经济中，衡量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最终指标就是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变化，而研究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波动的原因又有供给和需求两种角度。

由于统计ＧＤＰ的支出法易于理解，特别是由于长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过程中，ＧＤＰ的需求分解，即３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成为关注的对象。

具体说，人们常常不仅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周期性变化看成是经济周期的主要表现，而且，还将它们直接当作经济周期所以发生的原因。

毋庸置疑，从总需求角度看，ＧＤＰ确实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但是，要真正理解经济周期，还需要从总供给角６－－度来研究ＧＤＰ，此时，它等于由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决定的生产函数。

综合考虑供求两个方面，我们方能理解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３大增长动力变化的原因，从而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作出解释。

研究经济周期的供求两种角度可以由下式得到直观的说明：Ｆ（Ａ，Ｋ，Ｌ）＝ＧＤＰ＝Ｃ＋Ｉ＋（Ｘ－Ｍ）（１）上式中，左边是技术、资本和劳动等３大增长动力决定的生产函数，右边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３大需求动力决定的总需求。

对于这个衡等式，当今两大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同的解读方法。

以ＲＢＣ为核心的新古典宏观学派坚持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１）式要从左往右看：在具有自主增长机制的市场经济中，总需求会自发调整，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经济的波动主要源于供给方发生的技术冲击，所谓的经济波动轨迹就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

与新古典宏观学派相反，新、旧凯恩斯主义都否定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１）式要从右往左看，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看左边：由于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刚性”或者“粘性”，需求无法自发调整以适应供给的变化，非自愿失业是常见的现象，因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源自需求冲击，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变化。

考虑到处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新古典宏观学派关于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假说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为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３大总需求在经济周期中的表现。

（一）从右往左看（１）式：ＧＤＰ的需求分解!"凯恩斯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因此，投资在总需求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同时，由于投资受到“动物精神”的困扰，投资的剧烈波动就成了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

凯恩斯的这两个结论：消费相对于收入下降、投资周期与ＧＤＰ周期同步，在中国似乎也成立。

由图１可以看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在总消费中，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其占ＧＤＰ的比重都呈现长期下滑的态势，这使得全部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由１９８１年的６７．５％减少到目前的不到５４％。

事实上，消费还呈现出反周期的特点：经济增长加快，消费占比减少；反之，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占比上升。

以比重大得多的居民消费为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５年的经济景气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由１９８９年的近５２％大幅度减少至１９９４年的不到４５％。

在经济“软着陆”，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居民消费率却一路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８％。

在２００１年迄今的新一轮经济景气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再次直线下降，２００４年已经不到４２％。

这种反周期的消费变化似乎不合逻辑，但是，如果从储蓄的角度来解读，可能就非常自然了：储蓄占比上升，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放慢，储蓄占比减少。

另外，如果考虑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居民消费率可能是相对平稳的。

不过，即使如此，也说明了一个观点：居民的消费决策主要依赖于恒久收入，消费同经济周期并无太大关系。

在消费率长期下降并呈现一定反周期现象的同时，总需求的另外一个部分———投资，显然是极度顺周期的。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由低到高、再到低的一波周期，资本形成率也形成图３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６４２０－２－４－６图２中国人均ＧＤＰ增速（右轴）和资本形成率（左轴）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４６４４４２４０３８３６３４３２３０４６４４４２４０３８３６３４３２３０资本形成率人均ＧＤＰ增速图１居民消费（左轴）和政府消费（右轴）占ＧＤＰ比重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５４５２５０４８４６４４４２４０１６１５１４１３１２１１１０７－－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同资本形成率更加体现出高度的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