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浅谈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摘要：现代公共关系学发祥于西方，作为西方现代新潮理论，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传入我国，而且以最快的速度由南到北发展，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一度兴起“公关热”。

公关进入中国大陆之初，曾被扭曲误解为庸俗的应酬，“劝酒学”误认为公关不外是凭的是脸蛋子，耍的是嘴皮子，使的是手腕子，其实公共关系学是一门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而产生的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

跟西方国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这并不能表明古代中国就是公共关系的沙漠。

现代公共关系学之所以能在中国最终生根、发展、巩固，其重要原因是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相通、相融。

一般来讲，一种外来的职业方式和文化现象在本国的根植，不但要与本国的文化土壤相适应，更要考虑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的交融问题。

事实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公共关系学中的人文主义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合拍的。

正因如此，这两种个性极强的文化逐渐地从冲突走向融合。

关键词：公共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公共关系活动中, 在我国古已有之。

战国时苏秦、张仪的连横、合纵, 三国时诸葛亮舌战群儒等等，这些，都是古时公关活动的最好证明。

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表现在二者在重公众、重事实、重信息、重和谐团结、重信誉、重谋略等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

(一)“仁爱”思想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公众意识”
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

“仁爱”学说要求人们做到由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进而，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提出爱民、养民、利民、富民、安民的思想主张。

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强调百姓是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仁爱”思想在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代公共关系学特别强调“公众意识”，而“公众意识”是指时时为公众着想、处处为公众服务、一切立足于满足公众需求的思想、意识和原则。

现代公共关系教育的先驱、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伯纳斯在1923年提出:公关工作是为了“赢得公众的赞同”、“公共关系应首先服务于公众利益”。

所以，树立公众意识是公关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离开了公众，公共关系成了无源之水。

(二) “实事求是”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
“实事求是”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

班固的《汉书》为汉景帝之子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把“实事求是”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宋元明时期，产生了一种完全否定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实事求是”。

“崇实致用”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它力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

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言行言性的空谈。

近代毛主席也赋予了“实事求是”崭新的含义并付诸于实施。

我国这些传统思想，尽管提法、立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确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重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现代公关是社会组织面向自己的公众而开展的传播与沟通活动，组织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相互为用的关系。

所以，公关工作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离开了事实，公共关系就失去了价值。

(三) 重视信息获取与现代公关的信息观念
我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在维持中央集权制的同时，注意了解民意。

春秋战国时，一些
诸候国为了强国生存，一方面招贤纳士，一方面取智于民，形成“养士”之风。

我国古代兵家重视利用间谍索取情报，孙武非常清楚用间谍探知敌情对谋略取胜的重要作用，提出“兵贵先知”，诸葛亮在制订的十五条规则中，第一条就是“虑，间谍明也”。

当今市场社会，信息作为社会普遍联系的形式，广泛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全部时空，信息成为一项宝贵的资源，是组织的无形财富。

美国信息专家指出:“利用信息创业，把资料变成美元，是当今世界出现的新现象”。

(四) “和为贵”观念与现代公关的“内求团结，外谋发展”的思想
“和为贵”一语首见于《论语·学而》，其完整的文本是：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为贵”观念体现出珍视团结、注重社交、重视协调关系的思想和意识。

儒家立足于人类共同生存和文明进化的立场，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提出“泛爱”思想。

孟子也主张“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受这种“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人和睦相处、团结友好的美德。

古代商人在处理同消费者的关系时，一贯寻求“和气生财”、“宾至如归”的和睦气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和”思想与产生于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关思想不谋而合。

现代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协调关系、广结良缘的艺术学科。

现代公关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协调组织与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争取公众对组织的谅解和支持，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为组织创造一个“人和”的环境。

“和谐”不仅作为外来文化的公共关系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背景下顺利生长、健康发展的切入点、支撑点，更为重要的是“和谐”应当成为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体系的基石。

(五) “信”与现代公关学的“以信誉塑造形象”的思想
“信”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信”强调知行、言行合一。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

重信义、守信用在古代成为约束、调节人们言行的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尊重守诺者为君子，视失信者为小人。

“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成语、格言，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对“信”的追求的生动概括。

古代一些明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采用“取信于民”的方法征服人心，如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了诸葛亮。

传统文化的这种信义思想与现代公关所提倡的以信誉塑造组织形象，从而加强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的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现代公关中，以信誉塑造形象是公关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因为，良好的形象是组织的无形财富，而良好的信誉又是塑造组织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良好的信誉是组织的立身之本。

当今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企业信誉的竞争，企业信誉不仅是企业经济效益、技术素质的综合反映，而且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集体成员，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和具有高尚企业道德的标志。

(六)古代谋略与现代公关策划
谋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东方式智慧的奇葩。

谋略，即计谋策略。

传统文化中，充满朴素辩证法，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奇计良策丰富多采。

如春秋战国时，士阶层作为政治智囊、思想精英，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谋略奔走于各诸侯国。

在诸子百家著述中，无一不渗透着谋略的睿智。

尤其是《孙子》这部人类军事学经典著作，从头到尾贯穿着精辟深刻的谋略思想，还有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也再现了复杂多变的谋略活动。

时与势是传统谋略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时乃时机、战机，势乃形势、趋势，二者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古人云:“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

古往今来的对抗和竞争中，审时度势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所以，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得天时，并把它当作与“地利”、“人和”同样重要的致胜因素；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争取和创造时机，这又是一个“蓄势”、“造势”
的过程。

蓄势、造势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力量对比、心理状态、道义和将士的勇怯等方面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

故能择人而任势”。

公共关系策划是公关人员为实现公关目标而在调查研究、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确定公关活动的主题和战略，并制定出最优活动方案的过程。

它与古代谋略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古代谋略中讲究时与势的思想，对于公关策划相当重要。

把握好时与势，巧妙地择时趁势，这是保证公关工作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只要抓住时机，借机行事，公关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很快在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组织所期望的声势。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个性，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根植不可能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养分。

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与操作规范的活动中，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应该，而且是现实的。

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合理筛选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精华，结合我国实际，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改造、创新和发展，建立一种既区别于西方公共关系学，又区别于古老伦理关系的，能体现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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