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谈杨绛的喜剧_称心如意_的高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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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弥新的地域文化招牌。
”“海派话剧正提示我们正视城市文学、市民文学的现代意义，市民性作为海派文化的基调底色，激荡了海派文化的异样多姿。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吴丹妮谈到方言在话剧中使用，不只使得语言丰富、更具人物特色，“可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域品格”，进而达成与观众的文化共鸣和情感共振的效果。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余先生也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谈到上海民营话剧40年的情况：上海“这座中西交汇的国际化都市成为话剧发展的最重要的城市与艺术土壤”。
当今上海又率先提出“打造演艺新空间的概念，非剧场的演出场所依托于创意园区、商务楼宇、商业中心、仓库厂房、酒店游轮、酒吧咖啡厅等构筑演出场地”。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室副主任古川先生谈道：一个有历史的剧院重要的是传承话剧工作者的生命特质与艺术视野。
“让戏剧点亮人们的美好生活，看见自己、他人和世界”。
话剧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的一种时尚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习惯”。
对上海话剧从高维俯瞰和抵近观察会看到其历史和当下的不同景象，既是文化引领和艺术创新，也是对当下都市现实生活的映照。
借用杨绛先生所言比喻：“望远处的是风景，看近处的才是人生”。
主持人：韩生中国话剧与上海都市文化有着难解之缘，二者都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话剧在中国的最初的引入、生成、发展、发生都在上海，并迅即蔓延中国各地成为新的戏剧品种。
与之同步发生在上海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很多，如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中国电影业的生成发展等。
与时代同行成为了话剧艺术的优良传统。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上海话剧又与整个中国和世界进入了新的转型。
不同于京剧和绘画的“海派”出现有其特殊的具体历史背景，对于上海话剧艺术而言，其历史和当下从来都远远超越了一个地域的艺术流派概念所指内涵。
简单地生成一个新的泛化使用的流派概念，既不能全面准确反映上海话剧的实际状况，也可能会带来理念认知及创作实践上的局限和误导。
杨绛小说的创作艺术泛论——以《洗澡》为例
杨绛小说的创作艺术泛论——以《洗澡》为例作者：李静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4期摘要:杨绛个性中理性幽默色彩较浓厚,其小说并不描写英雄,而是刻画了众多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边缘叙事和智性书写方式是作家独立精神的体现。
杨绛的小说构建无疑践行了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呼吁。
杨绛的创作自有其特色,长篇《小说》洗澡足以让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知识分子幽默边缘智性写作杨绛作为一个翻译家为大众所熟知,自小家学颇深,个性中理性幽默色彩较浓厚,其小说、散文创作艺术价值也很高。
长篇小说《洗澡》就是杨绛小说的经典之作。
王德威对杨绛创作的评价极高:“‘五四’以来的女作家正如男性同僚一样,擅写涕泪飘零的故事。
杨绛应是唯一以喜剧手法检视社会现实的女作家。
…… 她冷眼纵观苍生,道尽市井男女张皇骚动的百态。
可惜作品嫌少,否则足以与张爱玲相提并论。
”杨绛的创作自有其特色,长篇《小说》洗澡足以让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洗澡》描写了众多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
杨绛交代《洗澡》是取材于第一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因为不忍心说“脱裤子,割尾巴运动”,这些知识分子就称这次运动是“洗澡”。
小说并没有对发起运动的人过多着墨,却描写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形象。
李健吾先生盛赞杨绛有缄默的智慧,不动声色,平易之中有十足的韵味。
一、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杨绛先生十分喜爱奥斯汀,她称赞奥斯汀的小说虽然多描写一些感情故事,却能精细地描述出她所处时代的世态人情。
“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
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
”杨绛的创作借鉴了奥斯汀的创作风格,她身披着隐身衣,做一个社会的旁观者,冷静幽默地审视着世态人情,极显智者胸怀。
除此之外,杨先生还翻译了诸多流浪汉小说,这些作品也有很明显的特点,通过主人公在底层社会的游历,刻画出一个壮观的底层风俗人情画卷。
我收藏了杨绛先生的第一本书《称心如意》
我收藏了杨绛先生的第一本书《称心如意》作者：周洋来源：《金融经济》2016年第07期少有人知的是，杨绛先生在现代文坛崭露头角是从写戏剧剧本开始的，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剧本《称心如意》。
大师远去人犹在，作品传世成绝响。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驾鹤西去。
杨绛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她的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译作《堂吉诃德》等作品都是公认的经典之作。
然而，少有人知的是，杨绛先生在现代文坛崭露头角是从写戏剧剧本开始的，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剧本《称心如意》。
笔者有幸收藏到这本历经沧桑的民国版旧书，一直视若珍宝。
《称心如意》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上海，是一部四幕喜剧，讲述了主人公李君玉孤身到上海投亲，饱受世态炎凉的痛苦，眼看走投无路之时，却又侥幸继承舅公遗产，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关于这部戏剧的创作背景，杨绛先生曾回忆说：“1942年，我任工部局半日小学代课教员，业余写剧本。
”她还说：“1943年5月《称心如意》上演，我始用笔名杨绛，‘绛’是‘季康’二字的切音。
”而杨季康正是杨绛先生的本名。
当年秋天，日本侵略者接管了这所小学，杨绛遂辞去教职回家。
我收藏到这本《称心如意》委实是一段书缘。
读大学时我特别爱买旧书，课余时间常到学校旁边的一家旧书店淘书，刚开始不得要领，买书毫无章法，幸好店主是个热心肠的爱书人，他见我爱书心切，就指导我留意民国版的旧平装书，我于是有意识地搞起了民国版新文学旧书的专题收藏。
有一次，店主新收进一摞旧书，尚未逐本标价，因我是老主顾，破例让我优先挑选，我在翻看中立刻就发现了这本《称心如意》，红白相间的封面十分醒目，一看作者竟是杨绛先生，毫不犹豫当即抽出拿在手里，店主乐见好书得遇爱书人，只象征性地收了个“友情价”，真是书缘之中自有人情在。
我收藏的这本《称心如意》品相完好，左侧开本，138页薄薄的一册。
封面底端标明了该书是孔另镜主编的“剧本丛刊”中的第一集。
优雅自然_意味深长_浅谈杨绛的喜剧
相对于欧阳予倩、陈白尘、丁西林等戏剧大家来讲， 杨绛可谓是戏 剧界的后生小辈。从创作的作品看， 主要是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 真成假》， 一部悲剧《风絮》， 如此孤孤单单的三部剧作能有什么影响？
我 们 先 不 忙 下 结 论 ， 来 看 看 集 剧 作 家 、文 艺 界 批 评 家 和 外 国 文 学 翻译家于一身的李健吾的话， 李健吾对杨绛的剧作是这样评价的： 假 如中国有喜剧， 真正的风俗喜剧， 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 剧， 我不想夸张地说， 但是我坚持地说， 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 《弄真成 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 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 来看， 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 人所 共知， 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 乃是杨绛女士。①
发工作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调整投资结构， 实现由重物力资本投资 的， 调配安排到更适合的工作岗位， 坚持适才适用的原则， 用其所长，
向重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广泛开辟企业和民间 力求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 同时还要敢于放权， 减少对人才的约束， 增
等多种投资渠道，为教育多方筹集资金， 促进山区教育的健康发展 ， 提 强他们在工作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高层次人才、拔尖人才应给
短缺， 充分发挥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和市高级技工学校这两所人才培养 要措施， 应制定政策， 鼓励他们参与技术咨询、技术指导、技术攻关、技
基地的建设 是 目 前 解 决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与 人 才 需 求 不 协 调 的 关 键 。 因 术承包等， 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经验， 用活用好他们， 实行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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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杨绛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 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 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 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 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 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 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 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 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 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 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 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 寻觅归途。】
钱 钟 书 岁 时 与 夫 人 的 合 影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 先生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 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如评论 《堂吉诃德》、《小癞子》 （Lazarillo del Tormes）和《塞 莱斯蒂娜》（La Celestina）等的 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 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的文 学翻译成就卓著，除《堂吉诃德》 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 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 《吉尔· 布拉斯》（Alain Rene Le Sage: ）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 (plato)的“对话录”《斐多》 (Phaedo)等。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 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 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 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 初以为圆圆，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 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 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 方块字教她。 我大姊最严，不许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 但是她自己教圆圆，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来看圆 圆头识字”。她把四个方块字嵌在一块铜片上，叫声“圆圆 头，来识字”。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 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锺书。她走过去听大 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 自己的戒律，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 全记得。” 过目不忘的圆圆头
论杨绛“喜剧双璧”的文学价值
论杨绛“喜剧双璧”的文学价值作者：陈琳娜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35期摘要：杨绛的戏剧创作在文化上融汇东西，以世态喜剧为桥梁，准确地把握社会历史的文化脉搏。
杨绛剧作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但理论界并未给予应有的评价。
她剧作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对于世态的关照和人性的深度探讨，都是中国戏剧史的重大收获。
着重探讨人性的剧作家杨绛，应当从戏剧史的边缘地位来到中心位置。
关键词：杨绛剧作人性文学价值一杨绛并不是一位丰产的剧作家，她的主要作品和成就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散文及小说中。
从1933年的处女作散文《收脚印》到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在她横亘70年的创作生涯中，只有四个年头创作了四部剧作：1942年至1946年在“孤岛”上海发表并上演的三部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和《游戏人间》，以及四幕悲剧《风絮》。
其中《游戏人间》剧本演出后没有保留，今天已无法看到。
《风絮》由上海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后，也没有再版。
如今她的剧作流传最广的是被柯灵誉为“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1]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
杨绛将自己的剧作称为一个“学徒”的“认真的习作”，戏称是为糊口而作，似乎属于学者型作家的玩票。
这些作品曾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在沦陷区的上海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她的剧本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与独特风格非常突出，因此，杨绛的剧作受到研究者的瞩目。
杨绛戏剧创作的类型，胡星亮教授把它与丁西林、徐訏、李健吾一起归于中国现代喜剧中受英法风俗喜剧影响的一路[2]，是完全正确的。
对杨绛剧作的分析和评价，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论述具有代表性。
书中较具体地分析了《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剧，指出了杨绛在题材上“以描写都市见长”，内容上“重在揭示西风东渐带来的现代文明与封建礼教的碰撞，对温情脉脉的封建伦理道德掩饰下那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进行暴露”。
具体到两个戏的内涵，《称心如意》是“轻松幽默地揭示世态炎凉，嘲笑小市民的自私、虚伪和浅薄”。
杨绛文学创作的特点
杨绛文学创作的特点王萍【摘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杨绛以远离政治的“边缘”姿态、渊博的学识涵养和达观超然的智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她的作品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体裁丰富多样，涉及小说、散文、戏剧和文论；主题思想统一，坚持从个人生活经验和真实情感出发，注重体现世态人性；艺术风格独特，以幽默和反讽著称，语言朴素隽永。
%Yang Jiang,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emale writer, flies her own colors in her“edge” attitude in keeping away from politic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self-restraint, and optimistic and detached wisdom. Her works is the unity of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artistic q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llowing. The forms of literature are rich and varied, including novels, essays, plays and articles;the themes are united, coming from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and real feelings, and focusing on embodying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human nature; the artistic style is unique in and full of humor and irony, and the language is simple and meaningful.【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21【总页数】4页(P75-77,86)【关键词】杨绛;作品;创作特点【作者】王萍【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杨绛，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代表的女性作家，其“为人”坚持独立姿态，其“为文”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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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202225作者简介:杨颖(1978- ),女,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
第4卷 第2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VO L.4,NO.22004年6月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04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杨 颖(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摘 要: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
这期间,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
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
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
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关键词:上海;城市文化;喜剧;杨绛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4)02—0092—05 自从1938年同钱钟书先生一起回国以来,直到抗战胜利,杨绛一直居住在上海。
在这期间,她创作了《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喜剧。
上海这座城市、这种不同寻常的城市文化对她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其喜剧性格圆融中带有感伤,而其万事感伤又淡释于其理性的诙谐之下,表现出对上海城市文化中矛盾冲突的消弥。
一、上海文化与杨绛喜剧的题材和主题 杨绛创作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都是围绕家庭伦理、婚姻爱情这类主题演绎的。
从喜剧的风格来分析,这两部喜剧都属于风俗喜剧,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作品的题材的来源应当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19世纪末以来,西风渐入上海,逐步将其变成号称“东方巴黎”的大都会。
上海人对于西方的接受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因为物质的接受毕竟比较容易。
随着人们物质消费的扩大,经典的西式生活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电影院、咖啡馆、西餐厅、跳舞场、跑马场、回力球场———这些西式生活的物质载体也出现在了城市当中。
同时,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内的一些职能部门也以西式的面目出现了,譬如证券交易所、银行、律师事务所等等。
就连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些最能代表“东方”存在的弄堂,也仿照起了欧洲的直排式木板屋建构,著名的“石库门”即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
可见,西方文化在上海的深入和普及的程度了。
不过,上海不像那些殖民地一样被迫接受殖民主体的语言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这个现代大都会中的传统文化。
另外,上海的宽容的人文环境也给多元文化的共存提供了可能性。
“五四”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更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上海的新旧交替、华洋杂处便上演得更加激烈起来。
在风俗文化层面上,石库门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家族伦理结构,代之以独门独户的小家庭模式,市民的意义覆盖了家族成员的意义,市民成了独立的单位,不再同家族产生权利义务上的关系,成了29为自身利益打拼奋斗的个体。
然而,这种角色转化不可能是彻底的,因为这座现代城市本身也没有彻底地实现现代化。
上海人既是个体的市民,同时又是伦理体系中的一员。
这种双重职能的身份使他们具有奋斗和依附两种品性。
在这两种品性的左右下,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爱情变得复杂起来,矛盾重重。
因此,上海人用他们特有的精明和机智来化解这种矛盾,使得生活重新达到平衡。
杨绛的两部喜剧便是将家庭婚姻这个主题放在当时上海这种特殊的文化冲突下,写出了上海人应对这一局面时表现出的机智。
不过,上海人到底不能摆脱他们头顶上的这片天空,他们的机智到底小于整个的城市文化氛围,所以,他们的愿望也并不能实现,就像杨绛的喜剧的结局不能圆满一样。
《称心如意》侧重于展示家庭伦理方面的冲突。
戏剧的主人公李君玉是私奔的富家小姐和穷画家的女儿。
长大成人后,她又回到了上海。
由于没钱没势被上海的亲戚们看不起,巧立名目将她从这家推到那家。
最后,她被推到了最有钱有势、又最顽固守旧的朗斋舅舅家。
亲戚们之所以愿意让君玉接近有钱有势的朗斋舅舅是因为他们还是把他当作老顽固,想到他当年反对君玉的母亲的婚事,就以为他一定不会喜欢君玉,必要时抖出君玉和穷学生自由恋爱的事情,朗斋舅舅就一定会恼怒,所以,君玉得不到什么好处。
不想,今时的朗斋舅舅却很喜爱君玉,也完全赞同她和彬如的交往。
所以,众人落了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
虽然,决定朗斋舅舅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彬如是他的故人之子,但是,朗斋舅舅的顽固禀性的逐步软化也是不可否认的。
从这部喜剧中可以看到伦理体制的逐步瓦解,它还是存在于市民的观念意识当中的,只是人们不再将它奉若神明,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弄假成真》则侧重于展示婚姻爱情方面的冲突。
戏剧的主人公周大璋和张燕华都是典型的贪恋物质的都市青年。
他们把婚姻当作往上爬的手段,可是,阴差阳错,他们没有骗过别人,却骗了自己,最后,两个人弄假成真结了婚,还是信誓旦旦要靠奋斗出人头地。
在他们的眼里,婚姻爱情不是西方宗教中那般神圣的,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体制中那般务实的,婚姻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了一件工具。
市民们失去了对家族的依傍,需要靠自己的奋斗来实现梦想。
但是,这些不彻底的市民却把奋斗的意义曲解了,他们希望走婚姻这条和传统伦理有着切不断的联系的捷径。
最终,阴谋失败后,他们才回到了奋斗本来的意义上。
不过,这种牵强的回归却未必可以成就他们的理想。
喜剧的最后也暗示了这一点。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上海的城市性格在文化层面上的新旧冲突、华洋并存决定了杨绛的喜剧在家庭婚姻这个社会生活领域内选取题材,并且在这个主题之中展现这一文化层面上的特殊风貌。
二、上海文化与杨绛笔下的喜剧人物杨绛的两部喜剧中出场的人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出现在剧作中最多的几类人物是:各式各样的“时代”女性,被赋予了上海文化的抽象气质的可以对举的几组男性和不那么顽固的城市中的老一辈。
上海的城市文化决定了他们身上的矛盾性和喜剧性。
“五四”以来,“新女性”开始在中国崛起。
不过,她们很大程度上只是摹仿了现代女性的外在行为,至多是附会了她们的现代意识。
换句话说,她们只是以“新女性”姿态出现的旧女性。
在上海,西式的妇女教育更加普及,女权运动也更加沸沸扬扬。
不过,正像上海的民众对西方的接受方式一样,上海的女性最早接受的也只是西方的物质产品、物化的生活方式。
在上海,打上女性标记的是百货公司、电影院、跳舞场这些物质享受的声色场所。
上海的“时代”女性们就是这样带着新鲜的物质气息、西式打扮出场的,但是她们却没有能够包藏住那颗缺乏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的心。
杨绛笔下的“新女性”就是直接从她们那里移植过来的。
《称心如意》一剧中的李君玉是温厚而不失新潮的女性形象。
她是作为一个闯入者进入这个城市的,身上洋溢着不同于这座城市文化氛围的另一种气息,同时,也代表了另一种看待上海城市文化的视角。
而她的对面,则是懋夫人(《称心如意》)这类在“新女性”的姿态伪饰下的旧式太太和张婉如(《弄假成真》)那样照搬好莱坞爱情电影模式的摩登小姐。
《弄假成真》中的张燕华则是杨绛笔下最具先锋性的女性,代表了上海城市文化中病态的一面,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并且已经临近疯39第2期 杨颖: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狂,身上有着“上海现代派”人物的血脉。
“上海现代派”是“海派”创作发展到中期的代表,代表人物是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30年代的上海现代派磨锐了自己的感觉神经,在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中,拓展了都市文学的新领域和新境界”[1](P.173),他们在作品中写出了紧张生活下的都市的流行病症。
张燕华就是这样的一个患了都市病的人物,她出身微寒,寄人篱下,既能感到都市人情的淡薄,又承受着现代社会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这样的环境造成了她冷漠、坚强,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性格。
可以说,老上海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男性是这个城市的陪衬。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在西化程度上的遥遥领先。
男性总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接触社会上的新事物、新思想。
上海这样一座城市更是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但他们也不可能彻底地被现代化。
杨绛使用可以被对举的几组符号化的男性人物来写上海男性在文化风俗中的错漏之处,并将其夸大化,这些人物成了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定型人物。
“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中一切生动的人物,其一致性都归功于定型人物的陪衬,陪衬正是定型人物的戏剧功能”[2](P.231),这也正合了上海男性在城市文化中的陪衬地位。
这些人物各自的夸张之处正是通过同他们对立的一方体现出来的,“在风俗喜剧中,滑稽可笑的人物往往成对地出现”[3](P.261),这就是杨绛的对举的意图。
赵祖荫和赵祖懋(《称心如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丈夫。
祖荫是一家之主,祖懋则是被太太做了主去的上海好男人。
赵祖贻和钱寿民(《称心如意》)这一对则是构成这个城市的喜剧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前者代表了“洋泾浜”一派,后者则是上海滩上很有代表性的“假名士”。
张祥甫和冯光祖(《弄假成真》)这一对人物也可以说是代表了文化层面上的两种模式,张以交易的方式看待所有问题,冯则是以数理方法去解释一切。
上海这座城市的主体无疑是那些年轻力壮的现代人士,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略老一辈的存在,他们是旧有的伦理体制的最后防线,同时也是在奋斗和依附间徘徊的年轻人的退守之处,在这个被西化的城市中处在边缘的地位。
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像茅盾《子夜》中的老太爷那样被上海的声光电化吓得一命呜呼。
他们久居在这个城市中,放松了对旧有伦理体制的固守。
对于富有的朗斋舅舅(《称心如意》)来说,这种放松是指他对青年人婚姻的开放态度。
对于穷困的周母(《弄假成真》)来说,则是对自己儿子凭借婚姻博取名利的行径的放任。
不管是何种情况,城市中的老一辈所代表的还是阻挠的力量,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负担起保全传统的重任。
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喜剧中便成了阻挠人物,他们是制造喜剧效果的关键。
“在风俗喜剧中,最能引起道德兴趣的照例是起阻挠作用的人物;而技巧上的男女主人公并不常是有趣的人物……”[2](P.224),上海这个城市的魅力是穿透性的,它甚至软化了坚守祖业的老一辈。
这种耳濡目染的渗透造成了杨绛笔下的两位老人的喜剧性的变异。
综上,杨绛笔下的人物都带有这个城市的“混血”印记,他们的可笑之处也来自于这种矛盾性格,作者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产生了喜剧效果。
上海人是名义上的“市民”,需要履行“市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这种身份的不彻底性又使他们依旧希望“背靠大树”,特别是在都市生活的紧张局促的重压之下,他们不得不制定出自己的游戏规则,摇摆在奋斗和依附之间,寻求捷径,这里就显示出了张爱玲所谓的“奇异的智慧”[4](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