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上海市建国后人口迁移
这一阶段，无论市外迁入者或者迁出者的年龄构成都不仅年轻，而且往往集中于某一个年龄组。1973年人口市外迁移者，迁入者 平均年龄为25.99岁，中位年龄23.58岁，其中20～24岁迁入者占55.83%。迁出者平均年龄23.67岁，中位年龄仅19.38岁，其中15～19 岁迁出者占45.24%，反映出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复员退伍军人迁入型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型青年人口迁移的特征。
2.1949～200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人口变动，包括人口的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市外迁移。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总人口为545万。15～29岁青年人口近150万人，占总人口27％以上。而1949年底总人口减 少到503万人，1950年初又进一步减少到493万人。导致上海解放前后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上海解放前夕，有些人携带家眷 迁往港、澳、台或海外；另一方面，解放前连年的战争以及表面繁华的上海吸引了大批贫困百姓盲目地从外地流入上海谋生。而在解 放初，随着各地城乡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上海面临的暂时性经济困难，不少人又返回故乡、重整家园。建国后，上海各年的青年人 口定居性迁移，即以改变常住户口登记为标志的人口移动量，呈现“三起三落”的波浪型发展曲线，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社会经济构成。在业人口比重市外迁入者高于迁出市外者，这是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目的之一即为缓解就业压力；市镇（上海 市区和郊县城镇）人口市外迁移的在业比重低于市郊农村地区；文化构成，比前一阶段有明显提高，市外迁移者文化程度高于同期上 海市全体人口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出现净迁入。
上海人口空间变迁的现象、原因及后果初探
上海人口空间变迁的现象、原因及后果初探作者：敬东汤舸高路拓王咏笑王宇鹏来源：《上海城市规划》 2014年第6期敬东汤舸高路拓王咏笑王宇鹏摘要依托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的数据平台，对2000—2010年上海市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变迁进行较为详实的呈现。
研究发现，上海常住人口的居住空间变迁有2个特点：居住空间呈现圈层特征，其密度向外递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向外扩散；同时，不同年龄组人口在居住空间上呈现高度分化的态势。
造成这种变迁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年龄的净迁入人口大量进入中心城周边地区。
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数据的叠加分析表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就业在中心城区的空间聚集度远高于居住，而向中心城周边地区的扩散速度则远低于居住，其后果是职住分离状况的加剧。
在上海市应对未来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的情境下，该研究可提供一个基于城市功能与空间结构调整的视角。
关键词人口 | 空间变迁 | 职住分离文章编号1673-8985（2014）06-0019-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敬东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汤舸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硕士高路拓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硕士王咏笑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硕士研究生王宇鹏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战略议题专题四《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城市规模（人口与建设用地）多情景预测与应对策略研究》”部分研究成果。
人口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变化，是城市经济、社会、制度转型与城市空间重构的结果，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2000—2010年，上海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延续了1990年以来的一贯趋势。
中心城区和户籍人口减少、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中心城周边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不同年龄结构人口居住空间出现分化、职住分离问题恶化等现象或问题已成为学界的共识[1-4]。
已有多位学者对人口空间变迁进行了研究[5-8]，但现有研究还存在几点不足。
上海人口变化及结构变化分析
历年上海市人口数目变化情况(参考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一、人口性别1、常住人口性别比微升上海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2301.92万常住人口中，男性1185.49万人，占总人口的51.5 %；女性1116.43万人，占48.5 %；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6.19,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相比，上升0.51。
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性别比为118.7，比“五普”时下降11.27个百分点。
2、婴幼儿性别比上升“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0-3岁婴幼儿性别比为113.71 ，比“五普”上升3.23 ，且0-3岁年龄段每岁组的性别比均高于“五普”。
其中，外来常住人口0-3岁组婴幼儿性别比为126.13，比常住人口高12.42 ，而户籍常住人口0-3岁组婴幼儿性别比为106.09（见图1）。
显然，外来常住人口婴幼儿的性别比偏高，拉升了全市0-3岁组人口的性别比。
图1 上海0-3岁组婴幼儿年龄性别比3、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下降“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占52%，女性占48%，性别比为108.41，比“五普”时下降2.06。
其中，户籍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为101.43，比“五普”时下降3.96；外来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为117.47，比“五普”下降13.31（见图2）。
10年来，外省市女性大量流入，拉低了上海的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
图2 上海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4、老年人口性别比提高由于老年女性人数高于男性，所以上海老年人口性别比低于100。
“六普”资料显示，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和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均高于“五普”，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91.7，比“五普”时提高7.69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85.19，提高5.03；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65.76，提高6.69（见图3）。
上海市老龄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
【文章编号】1002-1329 (2020)06-0039-08【中图分类号】TU 984.11+3【文献标识码】A[doi ] 10.1l 819/cpr 20200607a 【作者简介】李涛（1982—).男.博士.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高级规划师. 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智慧城市实验室 主任.复旦大学城市规划与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修改日期】2020-05-07上海市老龄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AND INFLUENCING FACTORS李涛L I Tao【摘要】基于“六普”人口数据，以街道/镇为 空间单元，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方法识别上海 市老龄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然后从两个层面 (结构性因素、能动者因素）、三个方面（体制、 经济、社会）分析老龄化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 素。
结果发现，上海市老龄化人口集中分布在市 中心和农村地区，中心城区边缘则形成围绕_城市 的“年轻环”。
与国外大城市更强调能动者层面 的因素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不同，结构性层面的因 素，以及体制方面、社会方面的因素在决定中国 大城市老龄化人口空间分布方面更具影响力。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 统计A B S T R A C T : Based on the s ix th n a tio n a l population census o f sub-districts and towns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using the approach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tatistics . The two levels (structural and in d iv id u a l ) and three aspects(institutional , economic and social ) factors which are shaping the patter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re examined . It 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is characterized by concentration in the inner city and rural areas . Another significant feature is that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are characterized by a younger population , which is spatially distributed in the shape o f a circle around the inner city . The individual factor and economic factor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determin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es , while the structural factor ,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and social factor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China .K E Y W O R D S : ageing o f p o p ulatio n ; spatial distribution ;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tatistics1引言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已经使老龄化 成为全球性趋势.也成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万勇图解上海城市形态演进（二）
万勇图解上海城市形态演进（二）上篇：上海城市形态演进的十个阶段（二）【第七阶段——主城蔓延、主副相融】自 1949 上海解放，至 1990 年浦东开发，上海中心城区的城市形态呈现为“主城蔓延、主副相融”的状态。
在这个阶段，浦西仍然是城市发展的主阵地。
最终使前述主、副城基本连成一片，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特征。
解放初期，上海引进了苏联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基于现实考虑，放弃了1949 年前《上海都市计划总图》的基本思路，认为“以现代化交通工具将新、老市区串连起来的庞大城市”的计划“不能采用”，并相应确立了比较经济的“以已有市中心区为将来市区的中心，以扩大已有市区的面积来发展新市区”的指导思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主城区发展进入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圈层“周边蔓延”阶段。
其间先后发生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其中以江苏十县划归上海市为最关键，上海市域范围空前扩展。
解放后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也组织开展了多版城市规划，其中又以1959版、1986版规划为要。
1959版规划提出用15年左右时间，将市区与近郊区扩展到400平方公里空间，但受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影响，该规划未得到全面实施。
1986版规划提出，中心城区用地规模从其时的189平方公里，到2000年扩展到 300平方公里左右，但四年后的浦东开发，实际上改变了1986 版规划结构。
在这个阶段，随着近郊工业区和工人新村在城市外围的不断建设，上海主城区开始逐渐蔓延、扩大。
直至八十年代末，主城区向五角场地区（原大上海计划中心区域）抵近。
苏州河以北的“北四区”（杨浦、虹口、老闸北、普陀）中南部区域，在这个阶段陆续建成。
而苏州河以南的黄浦南部地区、徐汇滨江北线/徐家汇外缘地区和漕河泾镇一带、长宁东部地区也基本上成为建成区。
1990 年浦东开发前后，主城区与江湾-五角场地区、宝山-吴淞地区已经基本连成一片。
这个阶段的城市建设，在以周边蔓延为总体特征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主城区沿黄浦江向下游伸展的总体趋势，城市总体发展方向以“西南—东北”为主，与黄浦江走向基本贴合，呈现倾斜的“8”字形建成区轮廓，沪宁铁路和苏州河下游段一线成为南北两个片区的“腰”。
上海市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及趋势
上海市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及趋势人口分布是人口在一定时间内的空间存在形式，是自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近10年来，上海人口分布呈现中心城区人口减少、郊区人口增加趋势，这与上海城市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密切关系。
随着生产型企业逐步向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区集中，大量就业人口向市郊流动，并把自己的生活区也转移到工作地附近。
同时，郊区卫星镇建设初具规模，而中心城区则形成以商业和办公为主区域，居住人口逐步向外转移。
1常住人口，是指普查登记的2010年11月1日零时的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区县户籍常住人口外来常住人口合计黄浦区60.19 13.2573. 44卢湾区30.44 5.435. 84徐汇区91.09 27.95119 .04长宁区61.62 17.5479. 16静安区30.51 5.7236. 23普陀区87.89 36.3124 .19闸北区69.21 2089. 21虹79.06 19.6198.口区67杨浦区109.16 27.53136 .69闵行区96.75 120.37217 .12宝山区88.29 76.61164 .9嘉定区55.75 82.82138 .57浦东新区275.8 2020.43229 6.23金山区51.66 20.1171. 77松江区57.6 93.74151 .34青浦区46.19 60.5106 .69奉贤区52.18 52.72104 .9崇明县68.95 15.184. 05合计1412.34897.72310.04表2 2010上海各区人口分布与密度图3如图2所示，常住人口分布于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比例分别为30.4%，47.1%和22.5%。
特征如下：（1）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下降，郊区人口密度迅速上升图4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上海人口密度也在不断提高。
上海人口变化与资源环境效应分析
上海人口变化与资源环境效应分析作者：吴健胡冬雯王敏黄宇驰吴建强唐浩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04期摘要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已达1 888万，城市化水平也以87%高居全国首位。
通过分析上海1978-2008年30年来人口变化特征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表明，伴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2008年上海居民生活电耗和水耗分别是1978年的17倍和5倍，占资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也逐年快速攀升；生活废水排放量已取代工业废水成为最大贡献源，占废水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80%；生活废气排放总量相对稳定。
针对上海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难题，从依据人口发展规律调整城市发展战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加大环保投入力度促进治污防污，进一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和企业环保责任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上海；人口；资源；环境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164-05doi:11.3969/j.issn.1002-2104.2011.04.026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人口激增、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这三大问题［1］。
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人口增长对环境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密切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口高度集聚的特大型城市则尤其如此。
城市系统由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若干个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彼此间互相依赖、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形成一个综合的有机系统。
其中人口处于核心地位，它既是物质的生产者，也是物质的消费者，既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活动直接作用于资源和环境，同时又通过社会经济活动间接影响资源和环境。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问题更是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2-5］。
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在近几十年来高速发展，人口规模迅猛扩张，城市化水平飞速提升，已经对能源利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带来了巨大压力。
上海市人口增长、环境变化及其相关性研究
4、缓解人口增长对环境影响的对策及建议
人口环境系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自然社会系统。人口压力过载造 成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环境退化，其作用是全方位和多重性的。 目前上海市的环境问题：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污染还比较严重。
一方面是由于外来流动人口增加，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产生量逐年增加；另一方 面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家用小轿车迅速增加，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日趋严重，成 为影响大气环境的主要因素。
以能源消费为例：能源总消费增长率是由人口增长率和人均能源 消费增长率（假定技术没有变化）决定的。 在1985－2000年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长了33.95%，总能源消 费增长了115.1%，人均能源消费增长了60.68%。人口增长对总 能源的消费增长直接贡献率只有29.5%，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提 高的直接贡献率为52.72%。这说明在能源总消费增长中，人均 消费量的增长是决定性的，而相比之下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 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已经低于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对环境造 成的压力。 但是分两个时期（1985-1995和1990-2000年）来看，人口增长的 贡献率有了很大提高。（图2）
缓解人口增长对环境影响的人口对策：
使人口控制在合理的承载限度内，并趋向适度规模。从世界范围看，人 口过快增长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是 当务之急。就上海市而言，户籍人口增长速度已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 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上海市人口总量很庞大，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还会有较大增加，所以对人口迁移要进行适当控制和管理，使总人口保 持适度规模。 但是，人口增长只是影响环境的诸多因素中一个因素，而且从贡献率看， 还不是最重要影响因素。上海市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保持较低的水平，过 分控制人口增长，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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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作者：刘贤腾来源：《上海城市规划》 2016年第5期摘要研究人在城市中的居住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有助于科学理性规划城市。
采用上海市第三、四、五、六等4次人口普查数据，首先计算不同圈层的居住人口总量及其人口密度，并全过程地分析3个10年期的演变特征和趋势，发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层次，人口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在1980—1990年间增长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核心区，在1990—2010年间增长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边缘区和外围区，核心区的人口外迁而呈持续下降态势，在1990—2000年间边缘区人口增长快于外围区，但在2000—2010年间，外围区的人口总量增长幅度快于边缘区。
其后，针对持续扩大的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及其变化，采用负指数函数模拟其分布曲线，发现在1990年代以来，体现距离衰减速率的参数b值持续在下降且速度较快，人口密度曲线持续趋于平缓，这潜在地说明居民克服空间阻力的能力在增强。
最后，对上海城市居住活动在过去30年间的集聚和扩散所表现的规律性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人口密度 | 空间分布 | 演变 | 负指数函数模型 | 上海0 引言在中国迈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①。
正确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和准确判断城市发展趋势，是科学理性规划城市的前提。
城市是人造的，也是为人服务的。
研究人在城市中的居住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不仅能认识城市的空间扩张及其结构嬗变特征，而且其中体现出的规律性能给予规划师许多启示，是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极大地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和社会治理政策的影响。
自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方向的持续改革逐步放松了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有着更高生产效率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迁移人口。
一方面，城市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城市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也随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发挥，而必然会出现空间结构上的嬗变。
认知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和探析其演变机制，有助于提高规划在城市治理和创造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上海是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心城市。
在1980年，中心城居住人口约有600万，建成区面积仅有160 km2，人口密度极高，中心功能超强，是典型的单中心城市。
至2014年，根据最新的统计和调查数据，中心城建成区②面积达到1 250 km2，居住人口超过1 500万。
在过去的3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上海城市的规模、形态和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嬗变，研究上海这座城市的人口居住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是本文的主旨。
1 研究回顾1.1 人口密度度量, 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模型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为人口密度，该指标是一个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形态及强度的重要指标。
时间维度上，指标数值的增减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分布是集中还是扩散的趋势。
经验地认为，对于一个具有城乡景观的区域而言，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城市建成区的平均人口密度要远高于农村地区；而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位于中心区人口密度最高，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密度分布形态通常是随离中心的距离增加而逐步下降[1,2]。
从时间纵断面上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会随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集聚与扩散而出现增减现象，增减方向和幅度在不同的区位会有不同的特征。
最早认知该现象并进行模型研究是ColinClark[3]，他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分布负指数函数，形式如下：式中：x—自变量，指距市中心的距离；y—应变量，指距离x处的居住人口密度（千人/km2）；b—参数，反映人口密度随距离衰减的梯度；A—参数，表示理论上的城市中心原点处的人口密度。
该模型后来被Mills[6]、Muth[4]等广泛地应用到包括就业、土地利用和交通等的分布模型中，之后，Tanner、Smeed、Newling 等分别提出了改进或修正模型。
但在长期的城乡人口居住迁移过程中，出现了中心区常住人口密度降低，郊区人口密度隆起等郊区化现象，随至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负指数函数拟合性较低。
McDonald[5]回顾了1970年代以来的人口密度研究成果，并认为采用Cubic Spline函数对出现在美国等城市的空心化和人口郊区化现象进行模拟较为适应，并建构了含有建筑物建成年数的Vintage模型[9,14]。
1.2 国内研究进展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国城市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人口密度分布及其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具有代表性、数据质量较高的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进行了模型的验证研究，如周春山和许学强[19]、WANG和ZHOU[7]、冯健[8]分别对广州、北京和杭州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各个城市的最优人口密度模型尽管并不完全一致，同一城市的不同尺度，同一城市的不同时期，最优模型均会有所不同，但研究结论均认为：我国城市在单中心假设下，负指数函数的模拟优度较高，能较好地解释大部分的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
综观已有研究可看出，单中心假设下的人口密度函数基本能够较好地描述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分布，其中负指数函数的拟合优度最好，能够较好地描述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分布。
尽管随着城市的规模扩张，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由单中心嬗变为多中心，但次中心的发育程度所形成的能级仍无法挑战主中心。
根据吴文钰与马西亚[15]认为，个别城市最优模型虽然并非负指数函数，但拟合优度较好的Newling模型也仍属于单中心城市的人口分布模型。
用模型模拟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有价值且可靠的贡献。
1.3 对上海的研究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经过17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消费城市、生产城市、工业基地、中心城市等几个阶段，上海的城市建设一直都是以单中心集聚式发展为主，其空间扩展呈圈层式发展形态[16,13,17]。
对上海城市人口的增长及其空间分布的研究持续受到关注，有的学者关注城市人口的增长趋势和人口结构变化[18,10]；有的则利用街道级的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12,14]，发现在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分布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
但吴文钰和马西亚[14]还发现在上海近郊区的都市区内，人口分布模型却从1990 年的Smeed模型转变为2000年的Clark 模型。
本论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利用19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4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时跨30年的上海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进行全过程地研究，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2 数据与方法2.1 数据来源自1980年始，我国基本上每10年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该普查采用的是现住地登记原则，所得数据基本上能准确地反映人口在调查时点时的居住分布状况。
笔者收集了自19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4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是：“三普”（1982年）、“四普”（1990年）、“五普”（2000年）和“六普”（2010年），普查数据统计空间单元为当时的街道（乡镇/公社）。
其中1982年完成的第3次人口普查数据，笔者是通过查阅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档案材料获得的。
1990年完成的第4次人口普查数据则来源于上海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编制的《上海市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ISBN：7-5037-0934-0/C.598）。
在这次人口普查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原因，所编制的人口普查资料并未将乡/公社的农村人口统编在内。
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1990年与1980年时的街道（镇/乡）的边界基本一致，因此，根据已有的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剔除已公布的街道（镇）人口数据之后，将未纳入统编在内乡村普查人口按照1980年时各乡占比进行分配。
这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空间单元组成为：118个街道，44个镇，202个乡/公社和12个农场，共有376个数据点。
在2000年，由于社会经济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和合理配置区域资源的需要，上海市对街道（乡镇/公社）级的区划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郊县乡镇已从212个调整到目前的112个，平均面积为56.76 km2，市中心城区街道从75个调整到71个，平均面积约为3.06 km2。
这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空间单元共有283个。
2.2 度量方法在2.1节中指出，人口密度指标定义与计算虽简单，但要度量出能真实反映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指标值，必须确保有较好的空间划分方法，并能保证足够好的空间精度及与空间相匹配的人口统计数值。
生产生活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而形成中心是城市的内生特征，以中心为圆心进行同心圆式的圈层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是许多研究学者通常采用的方法。
本课题以人民广场的国际饭店大堂中心作为研究范围的几何中心（该中心也是上海市地理坐标体系的原点），以一定的宽度作为环带间距（图1）。
各环带将覆盖不同的街道（镇）的形心，合计其人口总量，并除以环带陆域面积，即得各环带上的人口密度。
公式如下：式中：Di—指第i环带的人口密度；Pij—指在i环带中的j街道人口数；Ai—指第i环带的土地面积。
上海市的街道（镇）范围边线均为不规则的多边形，大小不一，空间相邻也犬牙交错。
其内的人口分布因用地性质及开发强度的不同而不可能是均质分布的。
在保证数据解释力的前提下，必须对高度复杂且无规律可循的数据进行简化处理。
本研究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空间数据统计的优化。
（1）假设街道（乡镇）内的总人口是集中在形心点上，并将该街道（乡镇）的总人口全赋值给形心点所在环带。
因此剔除了范围边线不规则和行政区划微调所带来的干扰。
（2）为避免街道（乡镇）面积过大、环带宽度过窄而造成的空间统计上的显著误差，根据中心城街道的平均面积只有3.06 km2左右（近似1.75 km×1.75 km的正方形），初步估算环带宽度为2 000 m时会将误差减小至最小。
（3）行政区划调整后郊区乡镇的平均面积较大，超过50 km2。
若仍沿用中心城的环带宽度必然产生较大误差，因此，我们将其放宽至5 000 m2。
但该宽度仍不足以覆盖一个乡镇的大部分面积，为保证空间统计的精度，我们对比了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郊区乡镇边界，发现郊县乡镇的撤并基本上是整建制的撤并，未出现一分为几的情形，因此，就采用撤并前的乡镇边界及其形心点。
经过如此处理，可大大降低空间统计上的误差。
基于以上分析和度量方法所得结果，接下来将从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对居住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进行考察。
在市域层面着重考察各圈层的人口增减情况，分析3个10年期的人口密度变化特征；在中心城区层面则利用负指数函数对建成区范围内的人口密度进行模拟，试图分析1980年代以来距离衰减速率的变化，并探讨其内在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