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庆 念中原
看重庆,念中原
1943年2月2日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
读了那篇通信，任何硬汉，都得下泪。
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
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乾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
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
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
这是何故？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
忆童时读杜甫所咏歎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
」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
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
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虽在限价令下，而百物跳涨，鸡卖到二十五元一斤，鸡蛋二元二角一枚，猪肉照限价十四元一斤，但分量不够，且搭上烂肠子，硬骨头，划算起来，比黑市还贵。
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
尽管贵，总有人买。
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
谈到限价，就这半个月来的经过情形看来，真令人思绪纷纷，不知从何说起。
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
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习惯，很难望弄好。
目前重庆的情形，价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著高了，纷纭复纷纭，买者卖者，遍市廛尽是违法之人。
报载总动员会议已设立军法执行监部，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在限价令下，这半个月来，任何事业与个人都已受到正的或负的影响，我们所能说的仍是上月十五日实施限价之日所讲的几句话:「这次限价是一个试验，假使失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必然将抛弃一切温和的办法，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生产集中与分配。
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
」我们为什么又重复这一段话？老实说，是因为对河南灾情有感而发。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慾，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慾，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
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
第九讲王芸生
• 在双方辩论中，大公报于1927年4月1日发表了由 张季鸾执笔写的社评《躬自厚》。文章写道： “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 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 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 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 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 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 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
• “„来日大难’是我们的前途。救中国人者是 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 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 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不要 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都忘掉国家， 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 • 透过这些至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民 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芸生的执着、冷静 和热忱。
• 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 版。 •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受命编写中日关系 史料。 • 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在不到三年的时光， 他一口气写了洋洋200万言，定名《六十年来中 国与日本》。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 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 公报》的地位。
•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 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 天，断然停刊。 • 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 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 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 投降。” • 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自动停 刊之前王芸生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报社业务，并开 始大量的社评写作，为他以后全面主持《大公报》 笔政，主导《大公报》的言论打下了良好基础。 • 随后，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 论编辑工作”，主要是帮张季鸾写社评。
大公报
大公报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
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
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
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
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
《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
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
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
《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
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
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
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
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
”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
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
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
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
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
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
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
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
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
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
民国报纸的绝妙标题
《 何省长昨 日去岳麓 山扫其母 之墓》 。 翌 日， 某报却把标题改 为《 何省长昨 日去岳麓山扫他 妈的墓 》 。
也是 ２ ０世纪 ３ ０年代 的一天上午 ，丰子恺 翻开上海 的
《 新 闻报》 ， 一篇题 为《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的文章赫 然入 目。 他 大吃一惊 ， 待他看完全文 ， 继而发出会心的微 笑。 原来 ， 有
人针对 丰先生《 乡村学校 的音乐课》 一画进行评 论 ， 画 中孩
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跟着拉二胡 的先生唱歌。虽然 画面
上 的人物没有 眼睛和 鼻子 ， 但从他们扬着头 、 张着 嘴的神 态 中， 仍能感受到他 们沉浸 于唱歌所带来 的欢 乐中。
抗战时期 ， 陪都重庆物价暴涨、 消费品偷工减料 ， 连烧饼、
《 饥饿 的河南 》 的长篇通讯。总编辑王芸生看后 ， 改题 为《 豫 灾实录》 发表 ， 并提笔写 了《 看重庆念中原 》 的社评。当晚 ， 国
民党 当局 限令《 大公报》 停刊三天 ， 以示“ 惩戒” 。 三 天后 ， 《 大 公报 》 发行量 由 ６万份增至 １ Ｏ万份。
Ｇ Ｕ Ｏ Ｘ Ｕ Ｅ ・ ７ ８
油条也纷纷涨价。《 新 民报》 编辑程大千将一则物价飞涨 的新 闻， 仿宋词佳句 “ 流光容易把人抛 ， 红 了樱桃 ， 绿了芭蕉” ， 拟了
一
条标题 ： 《 物价容易把人抛 ， 薄了烧饼 ， 瘦 了油条＞ 。
还 是抗 战时期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 ，广东 省主席吴铁
城 、广州市 长曾养甫 、第七战区司令长 官余汉 谋均不战而
闲 话 ・ 散 叶Ｉ ｘ ｌ Ａ Ｎ Ｈ ｕ Ａ ・ ｓ Ａ Ｎ Ｙ Ｅ
民国报纸 的 书 先看皮 ， 看 报先看题 ” ， “ 题 好一半 文 ” ， 读 者打开 报纸 ， 要看什么 ， 先看什 么， 取决于标题。旧中国的老报人对 标题制作非常重视 ， 有不少神来 之笔 。 ２ ０世纪 ３ Ｏ年代 ， 何应钦 任湖南省代省长 ， 一年清 明节 去岳麓山扫墓。官方要求各报须及时配发新 闻， 指令标 题为
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作者：谌旭彬来源：《方圆》2013年第01期【√】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虽可谓面面俱到，但因未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而实效惨淡近日热映的历史灾难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但这部广告词自诩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的电影，事实上，并未能够如实地还原那段历史。
河南省府当局向重庆瞒报了灾情电影《一九四二》里的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报灾去到了蒋介石跟前，结果又畏畏缩缩把话吞了回去。
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但冯玉祥在1947年于美国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却不是如此表述的，冯玉祥写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但是这两种表述，恐怕都不是史实。
根据史料，重庆方面收到河南省政府关于1942-1943年饥荒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7月。
7月21日，针对此前持续数月的干旱，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决定向陕西购小麦10万大包，同时电请中央政府对1942年度本省征购粮食数目核减200万石。
重庆作出反应，将河南1942年的粮食征购数额由500万石减为380万石。
但遗憾的是，李培基此举虽然为河南百姓争取减少了120万石的征粮负担，但其发往重庆的电文，却远未如实反映河南的灾情情况。
河南省赈济会1942年秋推举了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
据杨氏回忆，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返回河南后，杨一峰等人“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
温故一九四二
走进历史：对一场灾难的考察
• 一）灾民情形 • 二）政府应对 • 三）中国的记者 • 四）外国势力 • 五）救灾
灾情
——据《大公报》记者《豫灾实录》
•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
人民加倍艰苦；偏在抗战之最艰难阶段，又 遭天灾。 • 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 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 • 入夏后，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 不雨，大旱成灾。
记者肉眼所见的“真实”
• 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穿的最好的衣服；带
着他们家中最值钱的东西。 • 有的带上了一座老式座钟，连时间都带走了。 • 逃荒方式：扒火车和徒步行走 • “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 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 眼望不到头的行列。”
饥饿主宰了一切：卖人
• 许多人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 • 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
倒的。
• 可见其平日心情。
5）蒋与他的参谋长的矛盾
• 蒋与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在战争战略和个
人信任间都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还有很多这样的困境和矛盾……
• 这时，出现一个地方省（当时中国30多个省）
的旱灾，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 死掉一些本来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
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
• 而蒋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SHAO）有
死呢？”
二个外国记者的路线。
• 白修德在《探索历史》一书中，描述了他和
福尔曼1943年2月的河南之行。 • 他们的行走路线：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 线火车由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进 入河南。为防止日本人炮击，在潼关换乘手 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洛阳。再骑马到 郑州。最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重庆。 • 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
大公报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理论界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为了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酝酿将原来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集中刊出，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的同意。《大公报》对创办《经济评论》如此看重，与毛泽东当时对《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不足的批评有关。毛泽东认为它把理论阵地让给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大公报》对国民党真是“小骂大帮忙”吗word精品文档4页
《大公报》对国民党真是“小骂大帮忙”吗《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季羡林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大公报》――“《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 ①方汉奇先生也曾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
”然而,盛赞之外,也有批判的声音,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即是其中批判的最强音。
本文试图在铺陈这些论据的同时做逐一批驳,以证明笔者的观点――“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之于《大公报》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明耻教战”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相呼应?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大公报》果真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吗?笔者认为不是,原因在于二者的目的不同。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意在剿共,而《大公报》“明耻教战”的方针意在保国。
这一点在1931年9月21日的社评《救灾救国》中可以得到印证:“在物质势力暂时不足御侮的情况下,应以精神势力为第一义,全国上下,忍辱奋发,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化悲痛为力量,沉着顽强,勤俭建国,以图他年之伸。
简言之,就是要为御辱而忍辱,为雪耻而明耻。
” ③几篇代表性社论是在帮国民党、骂共产党?“小骂大帮忙”之名源于《大公报》的两篇社论,分别是1936年12月18日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和1946年4月16日的《可耻的长春之战》。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论点的确是批评张学良、杨虎城的做法,并要求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向蒋介石谢罪。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帮国民党的目的是什么?是保国。
张季鸾在这篇社论中写道:“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
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
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才能挽救。
”④可见,《大公报》当时的目的是想让全国一致面对民族危机,这与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在《大公报》看来,极有可能引发内战而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一旦西安为战区,充其量将使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一九四二饥荒成因
⼀九四⼆饥荒成因2019-09-06“在骇⼈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个独⽴、民主⽽⼜保障新闻⾃由的国家发⽣过真正的饥荒。
”—以研究饥荒⽽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如是⾔。
1942年河南饥荒—这场可怕的灾难因《⼀九四⼆》的上映，引发⼈们⽆尽的思索。
灾难中的“⼈祸”，也就是社会制度因素，不可不予深思。
⼀九四⼆年的“⼈祸”“是宁肯饿死当中国⿁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九四⼆，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刘震云先⽣在其原著《温故⼀九四⼆》的结尾中写道。
“当饿死的中国⿁还是不饿死的亡国奴”—这句话在⼩说发表的1990年代，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引发了对主权与⼈权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辩。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本⾝可能并⾮如刘震云先⽣所提出的这般尖锐。
1942—1943年的中，在⽇军侵占的新乡地区，⽇伪政府确实对灾民进⾏了赈济，使许多⼈免于饿死。
随后的1944年，⽇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役就在河南，数⼗万国民党军⼤部不战⽽逃，豫西地区（当时属国统区）的民间武装将溃逃中的5万国民党军缴械，送交⽇军处理。
⽇伪政府救济过灾民，⽽河南⽼百姓帮助过⽇军—刘震云先⽣可能据此得出了上述结论。
但是上述两个事实发⽣在河南不同的地区，中，⽇伪政府也不可能对豫西的饥民进⾏救助。
那⾥的⽼百姓之所以如此⾏动，还是基于对国民府以及军队横征暴敛、拉丁派夫的愤怒。
但是，不能据上述事实⽽抹杀全体河南⼈民的民族⼤义。
抗战期间，河南派粮派丁全国第⼀；黄河决⼝阻⽌了⽇军，但却淹没了⼏百万河南⼈的家园；灾害更甚的，还是1942年的饥荒。
如果将河南民团将国民党军缴械的⾏为反过来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1942年的制度成因—也就是天灾后的“⼈祸”问题。
“⼈祸”中的⾸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权⼒阶层对灾荒的⿇⽊不仁。
河南⽼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传递到刘震云的笔端，在《温故⼀九四⼆》的开头，刘先⽣写道：“⼀九四三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修德、英国《泰晤⼠报》记者哈⾥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婴⼉的地⽅，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的菜单是：莲⼦羹、胡椒辣⼦鸡、栗⼦炖⽜⾁、⾖腐、鱼、炸春卷、热馒头、⽶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糖的馅饼。
仗义执言的新闻人
仗义执言的新闻人作者：鲍涵来源：《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02期张高峰，原名张之俊，1918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
1940年，张高峰开始担任《大公报》西川通信员。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出张高峰的通讯《豫灾实录》。
次日，王芸生作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蒋介石，《大公报》被停刊3天，张高峰被捕。
张高峰曾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的信条是忠于新闻的事实，敢为大众疾苦仗义执言。
”[1]87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1942年河南灾荒在各方面都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
本文主要通过《豫灾实录》这篇通讯写作的前后经历，展现张高峰作为一名自由报人仗义执言的品质。
赤子之心，年少志高1933年，日军强占东北三省。
此时，张高峰在河北中学（后改名民德中学）就读。
学校订有三种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庸报》。
张高峰最崇拜《大公报》，认为《大公报》新闻报道客观翔实，替老百姓说话。
同年日军入侵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报纸上慷慨陈词，表示誓死捍卫祖国领土，而后却望风逃窜，将热河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
张高峰气愤至极，写了《可杀的汤玉麟》刊登在天津《中南报》上，这是张高峰第一次发表文章。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日本欺中国人太甚，我一定参加抗日，干什么都行，死也不怕。
”张高峰曾和同学高马得如此谈论自己的抱负。
[2]274中学时的张高峰，已对民族危亡、时局混乱感到深深忧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高峰投笔从戎，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敌宣传队。
1938年2月，张高峰参加台儿庄战役，采写通讯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
1939年4月，兼任湖南《观察日报》特约记者，辗转湘、鄂、川、豫。
10月底，张高峰在长沙参加了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后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1940年，张高峰在武汉大学就读，看到重庆《大公报》征求西川通信员的广告，要求“投稿三次，合则函聘”。
[1]86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投稿便让重庆《大公报》赏识了这位年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