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歌唱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近三百年（618年---907年）的统治期间内，使我国的音乐文化获得辉煌的成就。

这与唐太宗等统治者较开明的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

它们在政治上采用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文艺方面采用“兼蓄并收，群花同放”的方针。

因此，唐朝的政治稳定，经济上、军事上比较强盛，各民族之间也都能和睦相处。

唐朝的音乐文化立足于传统民族音乐基础上，并吸收了外域民族的文化风格，加强了对外文化的交流，使得我们民族的音乐艺术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使得当时唐朝的音乐文化名扬四海，从亚洲的日本、新加坡、朝鲜和越南等国一直到西欧的罗马，都吸收了唐朝以来的中国的艺术文化，所以说，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在艺术文化方面成就最大的朝代。

唐朝是我国音乐文化空前发展的时代，当朝采用的方针是：一方面巩固前朝的传统音乐文化；另一方面吸收融合外族音乐的精华，兼蓄并收，丰富了本民族的音乐艺术。

像唐朝时盛行的燕乐就是承袭隋代的音乐体制“九部乐”而来的，《通典》中记载道：“武德初，未暇改作，因隋旧制，奏‘九部乐’。

”其中武德（618年---626年）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可见唐高祖时，就继承了前代的旧乐制为其服务。

后来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统一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之后，又收“高昌伎”补充于“九部乐”成为“十部乐”。

其各部的名称为：《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

唐朝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

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

在乐曲、乐器和乐律理论等方面有了很大创新；其次，唐朝当时为了适应宫廷燕乐高度发展的需要，还建立了分工细致的音乐机构，包括太常寺、教坊和梨园。

太常寺是唐朝专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教坊是宫中训练、培养乐工的场所，梨园则是唐玄宗在内廷设立的音乐机构。

他们之间的分工明确，专业化强，为音乐教育、管理等提供了宝贵经验。

唐朝音乐的繁荣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

首先，唐朝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唐朝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十分有利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一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之下使得外来音乐文化精髓长期积淀、繁荣；第三封建社会国家统治者对音乐的喜爱及态度，决定一个国家音乐的发展状况。

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具有很高音乐天赋的帝王，他有着多方面的音乐才能，擅长作曲、演奏及其指挥等，他创作改编了《小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

唐朝音乐机构建立的精细，如教坊和梨园都离不开唐玄宗在这方面做出的成就，他对音乐的挚爱使得音乐文化对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唐玄宗个人在唐朝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这些音乐历史背景为唐朝音乐的高度发达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提供先决条件。

唐朝音乐文化大体可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体系。

雅乐是传统的庙堂音乐，常用与帝王祭祀圆丘、方泽、宗庙、五郊、朝会等典礼上，它虽然经隋唐不断的加工整理和文人学士润饰，但由于使用范围狭小，且脱离现实的生活，这就使它徒具形式，其生命力远不如俗乐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远。

燕乐亦称宴乐，它是俗乐中主要表现形式，因其是在宴会所奏，故称宴乐。

燕乐又分大曲和法曲。

大曲是大型歌舞曲，由声乐、舞蹈歌曲结合而成，它用流传的诗篇配同一宫调的音乐，反复重叠演奏若干遍，舞曲很多。

法曲源于民间歌舞和清商乐，音调清雅纯正。

唐朝音乐活动极为普通，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有不同方式的音乐活动。

供欣赏娱乐的表演性乐曲广为传播，民间节日有规模宏大、热烈红火的自语性歌舞活动。

宫廷有各种宴会、典礼、祭祀音乐，甚至寺院也有相当精彩的音乐活动。

王室贵族，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以表演歌舞为乐，以精于歌舞为荣。

以歌舞娱人的舞伎人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贱视的；但音乐艺
术本身却深为人们所喜爱。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特别是封建帝王本人对音乐的酷爱与提倡，以及各种音乐机构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大发展。

唐朝针对文艺所采用的政策，对声乐艺术也带来很多的促进和发展，并对许多歌唱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徒歌”是唐朝以前的民歌形式“挽歌”与“踏歌”又为徒歌中的代表形式。

“挽歌”是丧礼仪式中从前朝廷续而来的风俗性的歌唱形式，主要用于祭奠活动之中，伴奏的乐器，有萧、摇铃、鼓等。

演唱形式有独唱、领唱、合唱等。

“踏歌”是始于民间的歌唱形式，它以主唱为主，并伴有简单的舞步，没有乐器伴奏，以踏地为节拍。

它在民间非常流行，特别在节日、集会或农闲以及送别的时候，常用这种歌舞形式来庆贺和表达感情。

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赠汪伦》这样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送我情。

”从这首诗中就可以看出，当时“踏歌”在民间流传得是多么广泛。

“踏歌”流传进宫廷后，歌舞的规模与演出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朝野俭载》记载：“先天十五，元夜不闭门城。

于安福门外，作灯高一丈，衣以锦绣，饰以金银、锦绣、辉珠翠、施朱粉。

少女千余人于灯轮下，踏歌三日三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人。

天上姮娥遥解意，偏教月向踏歌明。

”从上文可知，原有的简单的民间歌唱形式，经过宫廷专业演员的排练与演出，已成为规模宏大、专业性很强的声乐演唱形式。

“清商乐”是从隋朝继承而来的声乐艺术形式，它的曲式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先由乐器演奏数段曲子，有时反复奏一段曲调；中间是声乐演唱部分，演唱数段歌词，每段词尾加入“送声”（合唱部分）；由乐器演奏数段曲调。

清商乐中利用声音的色彩、“和声”及“送声”的衬托，给声乐部分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清商乐”的主要内容是南北朝民歌——“吴歌”和“西曲”。

“吴歌”是由吴地（今江苏南京）的民歌发展而来的，由于当时吴地已成为经济重镇，所以吴歌中产生了许多城市化的民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城市的社会生活。

吴歌在演唱方面要求委婉而细腻，柔情似水。

声音的运用上要求凄婉而柔情，犹如弱声低泣。

“西曲”是产生并流行于长江以西的传统民歌。

西曲中大部分是描写爱情的，也有少部分是描写商旅生活的，这与当时的城镇经济繁荣有关。

西曲的音乐处理较有特殊性，就是每曲的前后都有和声的“帮腔”和“送声”，起到了烘托歌曲气氛、加强艺术感染力的作用。

“唐大曲”是器乐、歌唱和舞蹈的综合歌舞音乐，它又称为燕乐大曲，是延承前代宫廷燕乐的结果。

唐大曲当时在宫廷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雅乐，演出的阵容以及演员的实力，都是当时最强的，演出时，演唱部分要求声音统一，谐调性很高。

唐大曲从曲体结构上可分为三部分：1、散序：成为开场的第一部分，主要以器乐演奏为主，是全曲的序曲。

2、拍序：主要以歌唱部分为主，器乐为之伴奏。

3、破：是全曲的高潮部分，此时歌唱、器乐、舞蹈都达到了高潮。

声音技巧方面
唐代的许多史料中提到，要求发声技巧熟练、自如，真假声的结合要自然，尤如“转簧”，并全身心地进行歌唱。

气息、胸腔、头腔、鼻腔要有机地结合，使人感觉声音不知是如何发出来的，此称之为“似从空中来”。

如永新的歌声被描述为“喉转一声响传九陌”，由此可以想象到永新的歌声能响彻旷野，声音能穿过吵杂宽阔的广场，使听者顿时被吸引住。

1、语言吐字
要求吐字非常准确到位，为了使每个字发得准确，对“出声”、“归韵”、“收声”的要求都非常得体到位，这种确切的咬字被人赞誉为“喉牙吐纳之异，此纳凄婉，收敛浑沦”。

“古之善歌者有语言，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体味诗人对咬字的形容，可见当时对吐字非常有讲究，语言为歌声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情感表现
古书《礼乐记》中记述到：“情声须合，声须入意，说正同此。

夫侑酒之曲，必与欢情；送行之曲，必寓离情。

”任半唐在《唐生诗》中讲道：“歌者不可轻于启喉，必须自己真情自发，而后再有声词之吐，能先触发自己之真情者，自能宣达声与词中之歌情，以度于听众。

”就可见唐朝在演唱时感情方面处理的要求，仍是以现实生活为基调，要求歌声必须通过自己的体验表达出来。

高度发展的唐朝音乐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绚丽的篇章。

它以恢弘的气度，博大的胸怀，不仅继承发扬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音乐，又广采域内外各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滋养，大胆创新，为我所用。

正如鲁迅先生在《坟·看景=镜有感》一文中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这种既开放广采，又以我为主的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