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墓葬族属、国别研究
匈奴墓葬研究
匈 奴 墓 葬 研 究
单 月 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型出土器物分析 三 墓葬结构特征与埋葬礼仪 四 墓葬分期与分区
匈奴是公元前 3 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古老民族, 建立了游牧世界第一个草原帝国, 曾对 欧亚草原其他民族及南邻农业民族产生巨大影响, 在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 占有重要地位。自1896 年Ю1Д1 塔里科- 格林采维奇对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葬的发掘揭开匈 奴考古的序幕以来, 匈奴考古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 至今, 匈奴墓葬已发现数千座。 其中在外 贝加尔地区发现了近 900 座, 已发掘近 400 座。在蒙古境内发现约 30 处墓地, 近 2000 座墓葬, 已发掘的墓葬约500 座。中国北方地区发现9 处墓地, 发掘墓葬60 多座。在谢米列契地区发现 5 处墓地, 发掘墓葬大约200 座,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匈奴墓。虽然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匈奴 墓葬做过相应的研究, 但多是区域性的分析和总结, 因而对匈奴墓葬的研究也必然是局部的, 缺乏对上述所有地区匈奴墓葬的综合研究和宏观把握, 有关匈奴墓葬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匈 奴文化面貌还相当朦胧。因此, 对各地区匈奴墓葬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尝 试对匈奴墓葬及典型随葬物品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分析, 就匈奴墓葬特征、埋葬礼仪、地域差 异及分期、分区进行初步探索。
辽代墓棺初探
辽代墓棺初探作者：***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8期摘要：墓棺是古代墓葬中的重要葬具，是墓葬制度和文化內涵的重要体现。
本文在全面收集辽代墓棺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考古类型学方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辽代墓棺的分期、分布、等级、族属及所反映的辽代墓葬制度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辽代;墓棺;类型;分期;族属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8-0001-06墓棺是古代墓葬中的重要葬具，是墓葬制度和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
辽代墓葬中发现墓棺数量十分丰富，类型多样，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以往已有学者对辽代出土墓棺进行过专门探讨。
近年来辽代墓棺又有了较多新的发现，本文拟在较为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辽代墓棺进行类型、演变及分期等方面的探索。
一、类型式划分辽代墓棺根据制造材质的不同，首先可分为木棺、石棺和陶棺三大类。
各类墓棺又可根据规格尺寸和形制等方面的差异分为若干型、式，具体情况如下。
（一）甲类：木棺由木板制成，棺板表面多涂有棕色漆，并绘有彩绘。
根据棺盖顶的形制和棺身平面形状可分为两型。
A型：盖顶横截面近似圆弧形，前后有出沿，棺盖大于棺身。
棺身平面多呈梯形，前宽后窄。
整个木棺造型前高后低、前宽后窄，整个棺长度大致在2-3米，宽度在1-1.5米，高度在1米之内，以吐尔基山墓出土者（图一3）为代表。
B型：棺盖平顶，盖身尺寸大体相当，棺身平面呈长方形，前后等宽等高，整体造型近似于木箱，整体尺寸略大于A型。
B型木棺主要包括耶律弘礼墓、耶律弘本墓、耶律弘世墓、小王力沟M1、岗台乡墓等出土者。
其中耶律弘礼墓木棺下方带有分体棺床，并有弧门装饰（图一4）。
C型：木棺盖顶中部起脊，整个棺盖近似房屋硬山顶状。
以辽上京遗址和广德公墓出土木棺为代表。
辽上京遗址采集木棺，棺盖呈卷檐式屋脊形状，镶有三条木雕行龙，中间一条为独角夔龙，另外两条分别镶在棺盖两侧，头部残损严重棺底腐朽不存，只残存四个木雕坐狮，由此可知木棺原有棺座（图一1）。
青海部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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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重嗣？旗系属岙开究ｉ编前：征得作者同意，本期全文转发著名历史学家周伟洲先生在《史学集刊》上的长篇论文，供读者参阅。
圈鬈霎誉至拓喜套喜釜蜚嘉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及德令哈等地调查和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群，出土一批丝织品、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彩绘木棺、古藏文简牍等珍贵文物，引起中外学术界的瞩目。
从１９８２年至今，青海省考古工作者断断续续的发掘（包括抢救性的发掘清理）就达４０多个月。
１２００余天：发掘、清理墓葬近百座。
嘁至目前，中外学者对这批墓葬群及出土文物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点．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近百篇（部）。
有关的发掘情况及学术研究史，前人多有详细论述，不赘。
②发掘或清理的墓葬群中，有三处墓葬群有较详确的发掘资料公布。
或有较多或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１）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１０公里的热水沟（热水乡扎马日村）察汗乌苏河北岸的血渭草原上墓葬群的发掘，主要发掘了血渭山脚下最大的一座墓，即编号为口文／周伟洲血渭Ｍ１号大墓及墓前的陪葬遗迹、陪葬小墓等。
（２）１９９９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都兰县热水沟察汗乌苏河南岸的墓葬群中的四座墓进行了科学的发掘。
（３）２００２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山根被盗掘过的两座墓葬进行清理和发掘。
发现三具棺木，其中两具木棺两面保存有彩绘的图画以及一些零乱有彩画的棺端档板。
这批木棺板画一经公布，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笔者不准备对上述三处墓葬群的布局、形制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包括棺板画）作全面的探讨，仅首先对上述都兰、德令哈及其附近三处墓葬群的墓主人民族系属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最后谈谈对整个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群墓主民族系属总的认识。
当然，在探讨、研究上述民族系属问题时，也必然涉及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等问题，但非专门的研究。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综述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综述纪丹阳陈立柱南方文物2010·2学术会议（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安徽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历史系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于2009年12月13~15日在安徽合肥市隆重召开。
来自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安徽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会议预定主题为“百越文化与华南民族考古”，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就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百越各民族文化、华南地区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及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现将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一.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的研究。
这是历届年会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上更是重中之重，提交论文近二十篇。
鲁西奇教授整理的石泉先生论文讨论了商周时期长江下游开发的情况、春秋时期吴越的兴起与强盛、吴越都城地望问题及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与楚文化的分布，认为：商代与西周时长江下游的开发，“东夷”起了很大作用，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初步开发，“百越”实为最早的主力；早期吴、越的都城及其相应的重心地区都在淮水下游地区，而不在长江边以至江南地区。
另外石先生还提出了“五湖”在今高邮一带、战国时楚郢都还在汉水中游地区等观点。
厦门大学吴春明通过对越南东山文化的聚落与墓地、内涵的多元因素的详细分析，探讨了东山文化与“骆越国”问题，认为骆越国的东山文化是在华南百越王国、中原周汉帝国间南征北伐、激流涌荡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融合形成的。
泉州师院宋叶、厦门大学王新天在前人对商代历史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来探索商代南方疆域的动态变化，并且阐释了南方疆域变迁中一些特殊现象的成因。
中国社科院徐峰以西周时期的安徽江淮作为探讨对象，论述了西周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略，并以传统文献中“淮夷”的一员———六国为例，重新审视了周人与淮夷的关系。
石棺葬的起源与族属
石棺葬的起源与族属摘要：石棺葬最早出现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和西北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其各自独立起源，在当地亦非主流葬俗。
约商周之际，典型石棺葬出现在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很快成为流行葬俗，其随葬器物显示浓郁北方草原色彩，这使学界久将岷江上游石棺葬来源指向西北氐羌民族。
近年考古发现表明，自公元前4千纪始，甘肃南部史前文化便向川西北迁徙，石棺葬传入岷江上游，并渐扩至川西南、滇西北、藏东等地。
云南元谋、永仁等地发现年代偏早的石棺葬，其与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显非同一系统，族属亦不相同。
其在西南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值得关注。
一、死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古老哲学命题。
古往今来，人类也因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丧葬规则和礼俗，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
最早有意识为死者举办丧礼的行为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Hom oN eanderthal ensis)已出现为死去亲人举办葬礼，并将随葬品(食物、工具、饰物等)放入墓穴，甚至在尸体上摆放鲜花、抛洒赤铁矿粉。
与尼人共存了很久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m Humans)在距今13万年前出现在非洲。
在地中海东岸利万特(Levant)的Qafzeh洞穴发掘出一批距今10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墓葬，也显示出进步的丧葬行为。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的丧葬方式日趋复杂且规范化，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族群差异。
总体上看，在一般的河谷平原长期实行土葬，后来逐渐出现木制棺椁葬具。
但在有些丘陵山地，由于生活空间的狭窄或土地资源匮乏，人们不得不在山崖凿挖墓穴或开采石材营建墓穴。
可见，人类的丧葬方式和墓葬结构一方面要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各自生活区域的环境和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二、石棺葬是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
中国境内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弧状地带上。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北的辽河上游(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另一个是西北的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
从瑶族历史看边缘的兴起——《另类中国：瑶族及其民族归属政治》评介
Ｎｏ． ３
（ 第 １７期 ） 总 ２
Ｊ ｎ ２ １ ｕ 。０ １
从 瑶 族 历 史 看 边 缘 的兴 起
— —
《 另类 中国： 瑶族及 其 民族 归属政治》 评介
口 冯智 明
（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５ １０ ） ４０４
摘 要： 美国人类学家李瑞的《 另类 中国： 瑶族及其 民族 归属政 治》 中心 一 从 边缘 的理论命题 出发 ，
收稿 日期 ：０ １— ４—１ ２１ ０ ７
代化的浪潮中为瑶族找到一席之地 ， 参与到时代 的变 革 中 。作 者巧 妙地 将 国家 、 民族 、 地方 领袖 和 人类 学家 的个 人 经 历 紧 密结 合 起 来 ， 一 本 关 于 是 瑶族 精英 和文 化政 治 的 民族 志 。 李瑞 １９ ９４年获 华盛 顿大 学博 士学 位 ， 任 教 后 于杜 克大 学人 类 学 系 ， 要 研究 兴趣 是 边 缘 化 社 主 会群体的文化认 同政治 ， 尤其是中国少数 民族文 化 和政 治 ， 曾在广 西 和 云南 等 地 做 过 大量 的 田野 调 查 ， 究瑶 族 的缘起 可上 溯 到 ２ 纪 ７ 代 。 研 ０世 ０年 越战期间， 大量东南亚难民出逃 ， 其中包括很多从 中国境 内迁入 的瑶 族 人 。１８ ９３年 ， 瑞受 邀 去 泰 李 国教 授英 语 ， 为那 些 出逃 的人 群 开设 “ 化 适应 ” 文 培训 课程 。为 了更 好 的 了解 学 生 中 的瑶 族 人 ， 他 开始搜集相关资料 ， 并对中国“ 山地部落” 瑶族 的 历 史和 文化 产 生 了极 大 的兴 趣 。他发 现 ， 族 研 瑶 究 缺少对 全球 化 过程 、 战争 、 革命 和 现代 意识 的讨 论， 而无 一例 外 的把瑶 族 想象 为具 有 “ 始 ” 原 的独 特文化的实体。１８ ９４年当作者 回到美 国， 瑶族难 民 已经在 美 国组 织 起 了 自己的社 会 、 金 会 和 研 基
五胡乱华民族迁徙与边疆防御的考古研究与阐释
五胡乱华民族迁徙与边疆防御的考古研究与阐释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快速发展，对于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民族迁徙与边疆防御的研究日益深入。
这一时期的乱世动荡，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权更迭、民族交融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我国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五胡乱华民族迁徙与边疆防御进行研究与阐释。
一、背景与概述五胡乱华是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相继出现的五个非汉民族政权，分别是匈奴、鲜卑、羯、氐、羌。
这五个民族的迁徙与边疆防御问题，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历史现象。
考古学通过对于相关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信息。
二、五胡乱华民族迁徙的考古发现1. 匈奴的迁徙与边防考古学家在蒙古国境内的一处古墓群中发现了大量的匈奴文物，证明匈奴曾在这一地区存在。
这些文物包括马具、鞍镫、服饰等，显示了匈奴人与马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所依赖的交通工具。
同时，还发现了一些边防堡垒的遗址，揭示了当时匈奴人对于边境防御的重视程度。
2. 鲜卑的迁徙与边防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一个古墓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属于鲜卑族的墓葬，这些墓葬保存完好，出土了丰富的文物。
其中包括金银器皿、铁器、陶器等，这些文物反映了鲜卑人社会文化的一面。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军事设施的遗址，这显示了鲜卑人在迁徙过程中，对于边境防御的重视。
3. 羯、氐、羌的迁徙与边防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属于羯、氐、羌的遗址和墓葬。
这些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揭示了当时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农耕技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
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山地堡垒和防御工事的遗址，这证明了这些民族对于边疆防御的重视。
三、五胡乱华民族迁徙与边疆防御的阐释1. 边疆防御的战略意义五胡乱华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边疆防御问题，揭示了当时政权更迭与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
对于中央政权来说，边疆防御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重要任务，因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建设。
而对于民族移民来说，边境地区往往是他们寻找新生活的土地，边疆防御的完善与安保，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山东考古
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张学海：《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胡炳华：《山东史前文化遗迹与海岸、湖泊变迁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何德亮、孙波：《试论鲁南苏北地区的大汉口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栾丰实：《论大汶口文化和崧泽、良诸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王锡平：《试论山东地区的素面陶鬲》，《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张敏、韩明芳：《江淮东部地区古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徐基：《商文化大辛庄类型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刘彬徽：《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王恩田：《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考古学专刊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山东省博物馆等：《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南京博物院：《日照两城镇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枣庄建新》，科学出版社1996年。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六里井》，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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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墓葬族属、国别研究——以山东东周墓葬为例关键词：山东；东周；边缘墓葬；族属；国别Key words: Shandong area; Eastern Zhou period; Edge graves; nationality摘 要：边缘墓葬数量众多，文化因素复杂，其族属和国别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难点。
在墓葬的诸多文化因素中，葬俗最为稳定，族属区分度最高，应作为判断墓葬族属的首要依据；其次是陶器以及铜容器组合；其它方面可作参考。
对边缘墓葬进行系统的文化因素分析，并与周边地区国族明确的墓葬进行比较，可以对其族属和国别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一、研究缘起位于考古学文化边缘地带，尤其是处于两个以上考古学文化交叉地带的墓葬，其文化因素大多比较复杂，其归属问题也多有争议。
这一类墓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大量存在，对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变迁等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对这类墓葬进行概念上的界定。
鉴于考古学中有“边缘文化” [1]（Edge Culture）之概念，本文暂以“边缘墓葬”(Edge Graves)来统称那些位于各文化边缘地带、归属问题存在争议的墓葬。
由于难度使然，目前关于边缘墓葬的研究十分薄弱，尚未有关于此类墓葬的系统探讨，不少报告或简报的原有结论或推断难以使人信服，从而桎梏了诸多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对其作系统的探讨。
东周时期的山东地区国族林立，其境内的边缘墓葬数量众多，而且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也较为丰富，因此我们择取其境内典型的边缘墓葬[2]进行考古学分析，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这些墓葬的归属问题。
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二、墓葬族属区分度的理论探讨鲁国故城内共存的甲乙两组墓葬是探讨墓葬各要素族属区分度的绝佳资料。
报告认为甲组墓为殷遗民或东夷土著墓，乙组墓为姬姓周人墓。
[3]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择取墓葬的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和铜容器等，来探讨墓葬族属的区分问题。
（一）鲁国故城甲组墓。
1．墓葬。
（1）形制：竖穴土圹，墓穴的长度和宽度之比大于、等于和小于2的分别占64%、22%、14%；墓穴口、底大小基本相同；四面是熟土二层台。
（2）葬俗：头向绝大多数为200°左右，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37%有腰坑殉狗，随葬器物多置于头部棺椁之间和两侧。
（3）葬具：绝大多数为一椁一棺。
2．铜容器。
（1）组合：以舟为核心，仅少量有鼎，没有簋、盨等传统的周式器物。
（2）形制：除舟以外的器物与中原基本相同。
（3）纹饰：春秋中期种类较多，没有主导纹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以素面为主。
3．陶器。
（1）组合：以鬲、簋、豆、罐为主，各为2件或4件的偶数，流行簋、豆等圈足器。
（2）形制：制作较为精细规整，如华盖壶、盖豆等。
（3）纹饰：鬲多饰绳纹，其余器物多素面，或饰旋纹（凹弦纹）、绳纹等；春秋晚期的华盖壶、盖豆等多饰精细的彩绘，部分纹饰似仿青铜纹饰。
（二）鲁国故城乙组墓。
1．墓葬。
（1）形制：竖穴土圹，墓穴长度和宽度之比大于、等于和小于2的各占三分之一，墓穴口、底大小基本相同，四面为熟土二层台。
（2）葬俗：头向绝大多数在0°—25°之间，为仰身直肢葬，无腰坑，随葬器物多放置在头、脚两端的棺椁间和二层台上。
（3）葬具：绝大多数为一椁一棺。
2．铜容器。
（1）组合：以鼎、簋（盨）为核心。
（2）形制：出土的春秋早期的34件铜容器中只有出于M30、M48的2件卵形壶与同期周式壶不同，其余器物基本为周式。
（3）纹饰：主要纹饰有重环纹、窃曲纹、垂鳞纹等，与中原同时期青铜纹饰基本一致。
3．陶器。
（1）组合：春秋早期一般是鬲、罐、罍，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一般是釜、罐、罍，不见簋、豆、盂等圈足器。
（2）形制：陶器制作较为粗糙，鬲都带扉棱，与典型周人陶鬲相同；其他器物装饰较少。
（3）纹饰：绳纹最多，多见于鬲、釜上，旋纹其次，多施于罐上，波浪形、同心圆等暗纹和刻纹则多见于战国时期的壶上，纹饰总体上较为简单粗疏。
可以看出甲乙两组墓有同有异。
墓葬方面：甲乙两组墓葬的形制、葬具以及葬式基本相同，族属区分度不高；而墓葬的方向、腰坑的有无、随葬品摆放规则[4]等葬俗则具有较高的族属区分度。
特别是墓向，有学者认为，墓向的选择与氏族的共同信仰和心理习俗密切相关，是区别不同部落、不同国族的重要标志[5]。
美国人类学家乔治·彼得·穆达克也曾指出，马来半岛的色曼人埋葬时头朝向日落的方向，爱斯基摩人死后头朝向大海，美国印第安人中的喀罗人死后，头朝向西方。
[6]随葬器物方面：陶器的组合、形制、纹饰等皆有较高的区分度；铜容器的种类及组合也有一定的区分度，如甲组铜器墓组合的核心是舟，而多数无鼎，而乙组周人墓组合的核心是鼎，而且自始至终不出舟等。
由此观之，墓葬的诸多因素中，葬俗最为稳定，应作为判断墓葬族属的首要依据；其次是陶器以及铜容器组合；其余方面可作为判断墓葬族属的参考。
三、边缘墓葬族属、国别的推断实践（一）滕州后荆沟铜器墓1．葬俗。
墓向310°，随葬器物在墓主右侧。
其余不明。
2．青铜器。
（1）组合：鼎2 鬲 2簋2瑚2盘1匜1罐2，与春秋中晚期薛国故城墓相近，比鲁国故城M48多2鬲、2罐，少1鼎。
（2）形制：鼎、簋、瑚、匜与鲁国故城M48相近，为典型的周式器物；盘与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M2、鲁国故城M48及沂源姑子坪M1出土的裸体人形三足盘相近；鬲为鲁东南常见的夷式尖足鬲。
（3）纹饰：出土的12件铜容器中，窃曲纹11例，垂鳞纹4例、重环纹3例，窃曲纹比例极高。
（4）铭文：不其簋内底铭文12行151字，记不其随伯氏在征伐严狁中立有大功，获封赏后作簋以纪念先祖之事。
3．陶器。
无。
族属、国别推断。
滕州后荆沟铜器墓破坏严重，其具体形制已不可知，观其墓向西北，与长清仙人台邿国墓地相同，铜器纹饰也是如此，但长清仙人台邿国墓地出土器物形制与此墓差别极大，且间隔面积颇大的鲁国与邾国，不可能属邿国。
铜器组合与薛国相近，但薛国距此尚有滕国相隔，且墓葬形制、墓向、器物形制相差甚多，也不似薛国墓葬。
小邾国墓向东，椁室南侧设器物箱，与此墓迥然不同；两地铜容器组合不同，器物形制、纹饰差别更大，因此此墓也不属小邾国。
此地与曲阜鲁国故城间隔面积颇大的邾国，加上墓向不同，随葬器物的组合、纹饰也相差较大，而且出土的2件鬲是夷人特有之物，为鲁国故城所不见，不属鲁国当可断言。
目前公认今滕州市西南东、西滕城村一带是周代滕国的都城所在地。
滕州后荆沟墓大约在滕城村东北约18公里处，这也是目前多认为后荆沟墓是滕国墓葬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这一推论可能是不正确的，分析如下。
所出不其簋，有学者联系不其为秦庄公之名，认为不其簋是秦庄公所作。
[7]但秉着以考古资料本身来说明问题的态度，我们认为不其簋是墓主人不其为祭祀其祖父及姬姓祖母所作的祭器。
自《左传》以来皆以姬姓称滕，滕为姬姓毋庸置疑。
而不其祖母为姬姓，依据先秦同姓不婚制度，不其应不是姬姓。
而且目前发现的滕国墓葬皆向南，且器物皆在墓主头前棺椁之间，在葬俗上也与后荆沟墓迥然有别。
《孟子·滕文公上》称滕国“绝长补短，将五十里”，《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载：“古者，三百步一里”，《汉书·食货志上》说：“古者建步立亩，六尺为步”，周秦两汉的一尺约当于今天的23.cm[8]，古五十里约当于今天的20公里。
考虑到滕国西部、南部到微山湖及薛国边境较为广阔，其东北部可能偏狭。
是以，后荆沟墓葬或在滕国疆域之外，或在滕国东北部边境。
王献唐把此地划为邾国，应有所据[9]。
遗憾的是目前邾国墓葬及其随葬器物情况尚不十分清楚，无法为我们的推断提供确切的证据。
所幸有传世的邾伯鬲，邾伯鬲与后荆沟墓出土的2件铜鬲的形制、纹饰、尺寸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在本期本区只有此鬲与后荆沟2鬲属于鲁东南流行的夷式尖足鬲，是夷人特有之物。
因此，我们认为滕州后荆沟墓很可能属于邾国，其族属为东夷，这在婚姻、姓氏制度上也不相悖。
从不其簋铭文可以看出，不其在攻伐严狁的战争中立过大功，受周文化影响较深，故而其随葬铜器具有较多的周文化特征。
（二）临朐泉头墓1．葬俗。
根据M甲南1米的一座残墓，知墓向南。
随葬器物在头部，自东而西依次为：鼎、鬲、盘、匜、，戈在盘内。
2．铜容器。
（1）组合：以鼎、鬲、盘、匜为主，M甲有，M乙有瑚、壶。
（2）形制：的形制较为原始，仅在鲁东、鲁东南有少量出土，是典型的夷式器物；鼎足根部有扉棱，饰兽面纹，与沂源姑子坪M1、沂水刘家店子M1出土铜鼎相近，春秋时期鲁东南一带较为常见；其余器物是中原地区的常见形制。
（3）纹饰：窃曲纹、重环纹最多，是两周之际的典型特征。
（4）铭文。
十分复杂，M甲:9为齐侯子行自作匜；M乙:1是上曾太子祭祀父母之鼎；M乙:4、5是齐趫父为孟姬所作之鬲；M乙:6、M乙:7是鄩中嫁女所作媵器盘和匜。
3．陶器：无。
孙敬明等认为齐侯子行即齐庄公赎[10]，曹定云、王恩田等认为齐侯子行就是M乙铭文中的齐趫父[11]。
简报和王恩田认为二墓是齐趫父夫妻合葬墓。
至于上曾太子鼎，王恩田认为可能是齐趫父伐鄂、豫间之曾时的战利品[12]。
李学勤则认为乙墓是上曾太子墓[13]。
诸位先生各有所据，莫衷一是。
族属、国别推断。
目前来看，根据铭文很难判断墓葬的族属及国别，需要综合墓葬的各方面因素及周边的典型墓葬进行分析。
齐故城附近的春秋墓多向北或东，向南的极少，墓葬的口与底基本同大，多数有二层台，而泉头村墓葬则向南，口大底小（上下宽度相差1米），没有二层台。
而且随葬铜器的组合、形制也与齐故城出土铜器有较大差异，其葬俗与齐故城墓葬明显有异，族属应不相同。
此地北距齐国故城直线距离约60公里，临近泰沂山脉腹地，在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95年）齐灭纪以前属纪[14]，加上二墓的年代约在春秋早期，因此，我们认为泉头村二墓可能是齐灭纪之前的纪国墓葬，至于齐器出于此地的原因尚不清楚。
（三）莒县西大庄墓1．葬俗：墓向为20°，器物主要在北部、西部二层台和墓室东部。
2．铜容器。
（1）组合：鼎、甗、鬲、簋、、壶、盘、匜。
3件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4件簋形制、纹饰相同，属中原流行的鼎簋之制，仅鼎、簋的数量略有出入。
（2）形制：鼎、甗、簋、壶、盘、匜皆为两周之际中原流行的形制。
鬲为夷式尖足鬲，为单耳，则是鲁东南特色器物。
出土的山字形器、人面首大刀也极富特色。
（3）纹饰：14件铜容器中，1件素面，重环纹11例，垂鳞纹7例，瓦纹4例，具有典型的中原两周之际的纹饰特征。
（4）铭文：甗：“齐侯作宝□□□…子子孙孙永宝用。
”3．陶器：无。
族属、国别推断。
莒县西大庄墓是鲁东南一带发现的较早的周代铜器墓，时代为两周之际。
根据墓葬地望、所出夷式鬲、单耳以及山字形器、人面首大刀等器物判断，此墓的族属似为东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