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
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名流，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时代，与时代同步，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兼具思想深邃与务实的学者，他的思想主张以新学学派为基础，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合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一、梁启超的思想1. “封建既死，则孔孟其肝胆。
”梁启超认为孔子与孟子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秀篇章，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需要摒弃孔孟思想中的某些非现代化的因素，比如等级观念与个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冲突等。
而且，在他看来孔孟之道应该被重新审视和研究，因为在这种全新文化格局下，它的局限性和重要性都在逐渐显现。
2. “吾日三省吾身”梁启超崇尚“自由思想”，提倡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以便更好的改正错误、提高自己的人格。
他在其《新民说》中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检验法，以此教育人们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提高，使自己更加成熟，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3. “古今中外，孔子与耶稣最为人类所共尊”梁启超认为孔子和耶稣是两位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二者不谋而合，在道德思想和人性价值上，二人有许多相同之处。
他们都强调爱、善、道德等多个方面，并对其强调“近人情”、“和平”，在为人处世和道德价值观方面对人类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梁启超的贡献1. 德先生与学掌门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梁启超非常关注青年的成长和教育。
他足迹遍及全国，担任了不少学校的重要教职，如北京大学、南洋大学等。
他在教育行业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倡“德先生、学掌门”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主张把德育和知识传授并重起来，将校园培养的学子作为德行优秀、知识丰富、具备个性特点的优秀人才和领袖。
2. 提出“改革创新”的口号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革家，他曾在1903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强调要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改革。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传播与影响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他的思想传播途径、思想内容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梁启超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了更广泛的群体。
他首先通过发表许多重要的文章和著作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新民丛报》和《中国近世史论》等。
这些著作涵盖了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既有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批判，又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此外，梁启超还通过自己的演讲和讲座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他曾经在国内外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发表过许多演讲，将自己的观点传递给更多的听众。
他还通过参与政府、教育机构以及民间社团的活动来推动自己的思想传播。
其次，梁启超的思想内容丰富多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
他认为，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这一观点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明德格物”的理念，强调道德修养与实践经验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对后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后，梁启超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的思想为中国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梁启超支持废除封建制度，主张推行民主政治，并提倡通过自由平等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这些观点与当时兴起的中国革命思潮相契合，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梁启超的思想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的思想鼓励人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并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方案。
这些观点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了更广泛的群体，并通过他的思想内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教育理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的思想也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持。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描写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描写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于近代中国的描写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梁启超对近代中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他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梁启超对中国的政治现状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落后于西方国家，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基础。
他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权益。
他指出，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文化方面，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宝贵的财富，应该加以传承和发扬。
他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文化特色。
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文化教育和文化产业的建议，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社会方面，梁启超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他主张通过改革政策，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
他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建议，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描写，不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指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案。
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更是一位实践者和改革者。
他努力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梁启超的思想和观点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的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他强调了人民的地位和权益，主张民主和法治，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建议。
这些思想和观点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描写是全面而深刻的。
他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他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和方案，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梁启超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思想观念与现代社会有很多的契合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示。
本文将探讨梁启超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一、追求自由和民主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拥护者，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人类普遍追求的自由和权利。
他认为，只有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才能保护人们不受统治者的侵犯。
这对现代社会来说依旧具有启示作用。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人权、言论自由、财产权等权利保护成为了社会热点。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借鉴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应该在现代社会中深入挖掘其价值。
二、强调教育梁启超强调教育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特别的贡献，他在强调根据天才来发展不同的教育制度的同时，更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一个良好的道德教育才能让国家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政治道德品质基础，才能更好的防止腐败和灾难的发生。
现代社会也需要注重道德教育。
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许多国家都不断加强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知识教育而忽视了道德和人格教育，或者明显贬低道德和人格品质，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类似于腐败问题等等。
我们可以借鉴梁启超的思想，注重道德和人格教育，这对于现代社会也许会有奇效。
三、拥护对外开放梁启超强调对外开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开放才能够让一个国家更好地发展。
他提出了“适者生存”的理念，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在适应国际环境中发展，并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先进思想。
这对现代社会有着极大的启示。
现代社会对于市场和交流的开放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国家之间产生了很多互动和交流，这让沟通变得更加便利，让事物之间距离更小。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个国家若仅仅是封闭自保，对不同文化和思想的抗拒会让它与其他国家隔离。
我们可以借鉴梁启超的思想，在不断适应国际环境中，发展自己，接受来自不同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革命的阻碍
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奉献提及中国近代革命，不能不提的人梁启超便数其中之一。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闻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1891年梁启超随康有为就读于，同意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
1894年6月，梁启超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
7月，中日甲午战争暴发，次年中国战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应。
这确实是闻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开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形，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按期集会演讲。
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
维新派的政治集体形成了。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备《知新报》。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梁启超后受光绪帝召见，受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要紧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那么存，不变那么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育变法人材，才能从全然上解决封建制度的短处，保护清朝的政治统治。
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高作，从理论上深切论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高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领袖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字梁乃略，号伯恩，原籍广东番禺，后以祖籍河南开封府龙亭人。
作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中的重要领袖之一，梁启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生平事迹、思想观点和维新运动中的角色等多个方面，探讨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维新运动领袖的重要意义。
一、生平事迹梁启超于1873年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家庭，年幼善于学习，深受家庭和社会的重视。
后来，他参加了广州南洋招生局，通过童子试中举，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
梁启超进入福建福州的福建陆军学堂学习，并在这里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科学与知识，培养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梁启超在福州期间，与陈宝箴等人共同创办了《时务周报》，开始了他的思想启蒙与革命活动。
此后，梁启超赴日本留学，进入法政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并涉猎哲学、历史等学科。
这段留学经历为梁启超日后成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后，梁启超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他先后创办了《民报》、《申报》等报刊，致力于启蒙思想、宣传革命与民主的理念。
梁启超还投身政治，参与并领导了多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如百日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等。
他的政治活动虽然未能实现全部目标，但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思想观点梁启超以其深入浅出的文章和清晰明确的思想观点，成为了中国维新思想的重要代表。
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同时，梁启超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在他看来，国家的富强需要先行于个人的素质和道德的提升。
梁启超还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他主张实行宪政制度，实现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制度。
他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尖锐，认为这种制度是制约国家发展的阻力。
梁启超主张社会的进步应建立在法制和民主的基础之上，这一思想观点为中国后来民主革命的发起和推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维新运动中的角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维新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领袖角色。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1. 概述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贡献。
本文将探讨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
2. 梁启超的背景与思想梁启超出生于晚清时期，受到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
他热衷于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在留学日本后接触了不少西方思想家的著作，深受其影响。
梁启超主张继承传统文化之优点，并结合现代科学与理性思维进行改良与创新。
3. 梁启超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3.1 政治改革主张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通过建立起合法、制度化的权力运行机制来推动政治改革。
他提倡逐步废除专制制度，并争取民众更多参与政治决策。
3.2 教育改革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梁启超认为改革教育体制是推动政治变革的关键，他提倡普及教育、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
他强调知识分子应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并在政治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3 转型时期的辅弼梁启超参与了1911年辛亥革命，并成为临时政府要员之一。
他在辅佐中华民国初始阶段，为推进政治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和复杂的权力斗争，他未能实现所有改革目标。
4. 梁启超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梁启超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度思想对后来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先进理念和思想，并积极组织学术团体和社会运动。
梁启超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影响力，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5. 结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主张君主立宪制度、重视教育改革以及倡导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等，对中国政治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贡献和影响精编版
二：论述：谈谈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下面我就梁启超在近代文学上的贡献及其史学上的价值予以论述。
一、贡献：（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1898年，梁启超著有一篇关于翻译的万言文章《论译书》，被徐志啸认为是“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专论翻译的专门文章”，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近代的中外文学关系做出了贡献。
他的翻译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创新性、经济的目的性两方面。
1、意识形态的创新性a以政治小说作为文学的翻译题材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取政治小说为文学翻译的题材,主张一种宜教启蒙的翻译观。
戊戌变法后,他在亡命日本的军舰上,随阅随译了《佳人奇遇》。
作为近代第一部译出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是梁启超翻译译印政治小说理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拉开了晚清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
1902年,他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文中将他的翻译外国小说,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梁氏小说翻译理论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
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901年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随后又有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陈鸿壁等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梁氏小说翻译理论影响之大!b以日文转译作为文学翻译的策略甲午以后的中国形势日趋危急，梁启超认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振兴中国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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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魏宏远开场白南开大学校长龚克魏宏运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功力，学术成果丰富，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能在魏先生望九之年聆听他关于梁启超生平及思想历程的演讲，是我们师生的荣幸。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
他的文章极其动人。
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
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
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
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
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
”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
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国难危重主张变法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
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
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
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
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
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
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
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
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为对于旧学的批判，仿佛当头棒喝，使他深刻地审视、剖析自己的弱点，在经世致用的路径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
他积极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变法请愿活动，是康有为所设立的“强学会”中的积极分子。
应该说，这一时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为康有为所器重。
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上海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
《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
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
更有许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内恢复已丧失的主权和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等。
虽然康、梁所鼓吹的维新变法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但其言论则远远超出了君主立宪的范围。
梁启超声名鹊起。
康、梁并称，起于此时。
梁启超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除了康有为的影响，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一是他曾任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进而对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时，维新变法已成时尚。
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得到巡抚陈宝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黄遵宪、学使徐仁铸的同心协力，倡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报》。
根据《东华续录》记载，时务学堂“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
他们译书、撰文，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培育许多实用之才。
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等都是梁启超的学生。
谭嗣同在自己的文章里经常称赞湖南人，说他们不依赖外国人，自己创办现代化学校，组织各种学会、社团、开矿，维新运动生气勃勃。
虎口余生流亡日本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
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
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
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
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
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
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
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
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
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
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
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
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
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
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
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
他还曾经和孙中山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张君主立宪。
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
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
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
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
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
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
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
”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
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
”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捍卫民国旗帜鲜明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
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
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
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
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
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
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
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
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