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审美文化之异同
中西审美方式的差异

中西审美方式的差异中西方文化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所以在审美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西审美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美标准的差异西方人注重表现个性的特点,所以他们在审美上会更为强调个性,追求个性化的发展。
而中国人则更注重整体性和共性,他们在审美上更为追求整体美和共性美,比如追求和谐、统一和平衡等方面。
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中国人的审美标准非常注重情感、意境和精神含义。
而西方人则更注重表现技巧和造型、色彩等纯学术层面。
中西审美风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西方人的审美风格较为具有冲击性和创新性。
他们更喜欢突破传统、挑战权威,比如现代艺术,尤其是波普艺术等就展现了这种审美风格。
而中国人的审美风格则更为注重传承和坚守传统,强调民族文化和历史人文的内在精神。
他们更喜欢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内在精神,比如中国画、国乐等就是一种体现。
中西审美情趣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审美方式上。
西方人的审美情趣比较活泼,他们更注重个性的表达和展现。
而中国人则更注重静态、隐蔽和含蓄,他们在审美过程的乐趣中更注重细节和情感上的体味。
在绘画、书法等领域,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比如“轻灵飞舞”、“含蓄沉静”等。
中西方之间还存在一些审美独特性的差异。
中国人审美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宗教和哲学上。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庸之美非常讲究平衡和协调,是一种和谐的美。
而西方的审美独特性则主要源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政治制度等因素。
总之,中西审美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他们的审美方式不同,这也是文化交流和合作创新的一种机遇。
相互了解和交流,可以让中西之间的审美方式更加多元、高质量,使得文化艺术交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中西方审美差异问题论述

中西方审美差异问题论述中西方审美差异是指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美的理解和评价标准的不同。
以下是对中西方审美差异问题的论述:1.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中西方审美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种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美学观念和审美价值观。
中方审美观念常强调内敛、含蓄和隐喻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审美观念则更加注重个人表达、直接性和自由。
2.价值观与信仰体系:中西方审美差异还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在中方文化中,人们普遍注重和谐、平衡和自然,尊重传统和家庭价值。
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的自由、创新和独立思考被重视,强调个体的表达和多样性。
3.艺术表现形式与审美偏好:中西方审美差异还体现在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偏好上。
中方文化倾向于使用象征性的意象和富有禅意的表达方式,如中国传统绘画和诗词。
而西方文化更注重现实主义和个体情感的表达,如写实绘画和情感诗歌。
4.美学标准与审美标准:中西方审美差异还涉及到对美学标准和审美标准的不同理解。
中方文化更注重整体和谐、内涵和意境,而西方文化更强调技巧和创新,对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更为重视。
5.教育和社会环境: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中西方审美差异的形成也起到一定影响。
中方文化普遍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而西方文化则更倾向于培养个体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对艺术和审美的教育方式也有所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中西方审美差异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普遍趋1/ 2势。
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审美趋同和相互影响也在逐渐增加。
同时,每个人的审美观点和偏好也会因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和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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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西方文化中的美学范畴的异同点600

简述中西方文化中的美学范畴的异同点600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我们的祖先还是外国的朋友,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也会存在着一些不同。
那么,中西方文化中的美学范畴有什么异同点呢?下面就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
二、美学的主体不同:中国以“审美的人”为最高价值,西方以“现实的人”为最高价值。
“审美的人”是作为认识客体而出现的;“现实的人”是作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而出现的。
中国的美学史往往表现为道德哲学,对于艺术是否起作用不大关心。
西方则侧重在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上,强调艺术的力量。
美学的目的是研究美感经验和美感心理的。
中国的美学目的可以概括为“修身养性”,西方的美学目的则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
三、美学思维方式不同:西方重在理性的分析,而中国的美学思维偏向直觉。
从美学发生的角度看,中国美学是基础性的,具有根源性和涵盖性的特点。
中国古代美学不是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哲学体系,给予艺术以哲学基础,使之成为意义丰富、灵活自由的精神载体。
四、美学的层次不同: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只有原始的巫术和宗教的痕迹,可以称之为巫术哲学;而西方的美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神话学、历史学、伦理学。
前两者注重把握整体性,后者注重体现出规律性。
五、美学的功能不同:中国美学主要功能是认识功能。
西方重在理性的分析,把美学思维与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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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

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艺术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人们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方式。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自然会有不同的审美取向,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西方国家的审美差异不仅表现在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也反映在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和美学思想上。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
一、审美观念审美观念是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和看法,它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追求。
中西方对于美的理解和欣赏有着不同的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美往往被定义为对称、和谐、比例等形式美。
希腊古典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原则便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体现,它强调形式的完美和规则的统一。
而在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中,美往往更注重“意境”和“气韵”,强调内在的精神境界和情感表达。
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和写意花鸟画正是这一审美观念的典型体现,它们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意境的营造。
可见,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差异在于注重形式美与内在意境的不同取向。
二、价值取向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美观念的形成。
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和自由是主要价值取向,因此西方的审美追求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西方的绘画作品中,个体形象往往被强化,个体情感和思想也更加突出。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国的价值取向更偏向于内敛、含蓄和稳重。
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往往通过自然景物和禽兽花鸟来表达情感和思想,而不直接以个体为中心。
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影响了中西方的审美理念和作品表现。
三、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是对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理论总结和概括。
中西方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美差异。
西方美学以古希腊美学为代表,重视逻辑分析和形式美的规范。
西方美学注重作品的理论探讨和规范化,它通过对艺术规律的研究来揭示美的本质和规律。
而中国传统美学则更强调对自然的感悟和对情感的表达。
中国的宋儒学者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提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他所表达的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中的“含蓄之美”和“雅致之美”。
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

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这些历史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情趣。
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不仅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观念和情感上。
本文将就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进行全面分析。
一、艺术风格的差异中西方在艺术风格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古代,中西方艺术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风格和表现手法上。
西方艺术以写实主义和透视原理为主,追求形式上的真实和立体感。
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以人体解剖学和透视原理为基础的。
而中国古代绘画则更加注重表现情感,强调意境和空间感。
中国古代山水画和花鸟画重在情景的描绘和意境的渲染,通常体现出一种抽象的审美情趣。
西方有雕塑艺术,而中国则有陶瓷艺术和传统的中国式山水园林。
当代艺术中,中西方的艺术家们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巨大差异。
西方的现代艺术更加偏向于激进的表现形式,例如废铁雕塑、行为艺术等,这些表现方式更加强调对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的关注。
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则更加偏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表达,在中国当代美术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文化符号和元素,例如中国的传统山水画、国画、水墨画等。
二、美的观念的差异中西方的美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差异。
西方美学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个性化的表达,认为美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强调审美意识的主观性。
而中国古代美学强调整体和谐,注重意境和情感的表达。
中国的美学观念一直注重道德伦理,儒家文化中有“礼乐尚节俭,以观德行”的观念,这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传统艺术不仅注重技巧的表达,也注重内在的道德和情感的表达。
这种内在的美学追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例如中国传统山水画强调意境和空间感,而西方风景画更加注重写实的绘制。
中西方文化的宗教和哲学背景也对美的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基督教文化强调个体与神的关系,因此西方艺术往往带有宗教色彩,例如基督教教堂中的壁画和雕塑。
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

中西方艺术的审美差异中西方艺术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形态,其中包含着非常显著的审美差异。
中西方的审美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审美理论的不同中西方的审美理论不同,中西方的审美观念差异较大。
西方的审美理论从古希腊时代的《论美》开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审美学。
西方的审美学分为自然主义审美学、形式主义审美学、实用主义审美学、马克思主义审美学等等。
而中国古代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推理,不同于西方形式化的审美理论。
二、艺术形式的不同中西方的艺术形式有较大的差异。
西方艺术形式主要包括绘画、音乐、雕塑、舞蹈、戏剧等,表现方式自由多样;而中国艺术形式则以山水、人物、花鸟等为主,强调在受众面前独立存在、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技巧。
中西方观众对于艺术审美有其特殊趣味。
例如,西方的观众趋向于奉为经典的类似于弗格森的绘画艺术,有着一种线条与色彩的凝练美,在中国,更加重视一个作品的意境和内涵。
四、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的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这直接影响着两种文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
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在表现方式上注重表达个体的情感、内在世界以及外在社会。
中国文化注重团体、祖国和精神境界,强调文化传承、精神追求。
因而影响在学习和表现艺术时的不同倾向。
总之,中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形态。
文化背景、审美理论、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由于此类差异较大,导致不同地区的受众在鉴别、接受和感受艺术时有着不同的认知和经验,也从而使得艺术品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价值表现更加多元化。
论中西方美学的异同

论中西方美学的异同中西方美学的异同美学是一门研究美感、美境、审美等概念的哲学学科。
虽然中西方历史、文化、价值观各异,但是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存在着一些共性和差异。
本文将就中西方美学的异同进行探讨。
一、反映的风格和主题中西方美学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在反映的风格和主题方面。
西方美学通常重视逻辑思辨、普遍性和系统性,强调对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个体的独立观察和抽象表达,它的目的在于认识和解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不太关注实用价值。
中方美学则更倾向于浪漫、意境和文化氛围,它注重的是感性的表达手法、个人主观情感和经验体验,更倾向于追求审美的情感和精神内涵,每一幅作品都是一种独有的文化体验。
举例来说,西方音乐强调绝对音高和音质,在处理音乐的结构和演奏技巧上更加追求精确性和规范性。
而中国传统音乐则更注重音乐中的情感体验和表现,充满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二、审美观念的不同中西方审美观念,如何处理艺术作品、审美对象、审美标准等,也存在差异。
在西方美学中,审美是各种精神活动中思维最高级别的行为,是以理性思辨、形式感官体验为核心的,它追求的审美标准是真实、自然、客观、精确、规范的。
而在中国美学中,审美是经验诉求和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包括诸如气韵生动、天人合一、内外相合、志趣相应等概念,它的审美标准注重情感的交流和文化的沉淀。
三、美学教育中的不同对美学的研究和教育方式也存在差异。
在西方,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理论的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各种思想、心理、认知、生物学等学科的交叉关系都被涵盖于美学中。
而在中国,美学是文化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它更多地渗透于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领域,侧重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和文化价值。
四、对于自然和人的态度中西方美学存在着不同的自然观和人性观,这些观念也直接影响到审美观的形成。
在西方美学中,自然被理解为统一的外在客体,人格的发展也被视为独立的,自由发掘个人的个性和潜能,并自由选择人生路线。
比较中西方艺术观念的异同分析

比较中西方艺术观念的异同分析艺术观念是一种对艺术价值、艺术表达和艺术创作的认识和理解方式。
中西方的艺术观念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审美理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对中西方艺术观念的异同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历史背景的差异中西方的艺术观念受到了各自的历史背景的影响。
在中世纪之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西方的艺术观念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艺术创作主要服务于宗教目的。
而中国的艺术观念植根于儒家思想,追求和谐、秩序和平衡。
因此,在历史背景上,中西方的艺术观念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二、审美理念的差异中西方的审美理念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西方,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是古希腊的“美的观念”,主张追求美的真、善、美。
而中国的审美理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追求“和谐”的美。
因此,在审美理念上,中西方的艺术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
三、艺术创作的方式的差异中西方的艺术创作方式也存在着差异。
西方艺术着重于个人的创作表现,明确强调艺术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而中国的艺术创作方式更注重传统技艺的继承和延续,追求匠人精神和协同创作。
因此,艺术创作方式的差异也体现了中西方艺术观念的异同。
四、价值观的差异中西方的价值观差异也对艺术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方,个人的创作和艺术市场的运作更注重商业价值和个人表达的自由。
而中国的价值观则更注重道德、社会责任和集体利益。
因此,在价值观上,中西方的艺术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综上所述,中西方艺术观念在历史背景、审美理念、艺术创作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既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欣赏中西方艺术作品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参照。
希望通过对中西方艺术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增进人们对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艺术的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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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审美文化之异同内容提要:中西方审美文化一以伦理政教为中心,一以宗教信仰为中心。
中西方审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旨在维护伦理政治或宗教信仰的正统地位,现代以来则表现出反正统的倾向,但总的说来都表现出一种建立深度模式的努力。
然而这种努力在当今却被消解了,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审美文化仍有区别,即一是削平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文学一贯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充满人文气息的深度模式,一是颠覆了西方现代主义所致力建造的“乌托邦式新宗教”这一涌动着崇拜情绪的深度模式。
当代审美文化又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西方人是以思和诗为上帝的出场做准备,中国人则是以思和诗为现代人文精神的流布鼓与呼,这分明仍与中西方人梦萦魂牵的上述两大中心问题保持着某种联系。
中国古代一开始就将审美文化紧紧地挂靠在伦理道德和政治功利之上,《左传》很早就称“铸鼎象物”,“在德不在鼎”(注:《左传·宣公三年》。
)。
孔子称表现周武王以武力消灭纣王,取得天下的《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而表现尧舜“以德相禅”的《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臻于最高境界(注:《论语·八佾》。
)。
《乐记》进一步确认:“乐者,通伦理者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将音乐与伦理、政治、法律做了简单的等同。
《诗大序》对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艺术形式也做了伦理主义的解释:“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到后来宋明理学提出“文以载道”,声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注:朱熹:《朱子语类》卷139。
),则是对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伦理主义美学作出了理论总结,而这种对于文艺的伦理、政治要求不断加码的情况由于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褒奖而愈演愈烈。
但是在具体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在民间的审美实践中,却有一股与这种伦理主义美学相颉颃的潮头正在酝酿、涌动,以至在后来蔚为大观,《西厢记》、《牡丹亭》热情歌颂了冲决封建礼教的叛逆思想,“三言”、“二拍”和《金瓶梅》刻画了新兴市民的生态和心态,表达了新兴市民对于人情事理的崭新看法,与传统道德伦常已经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特别是《红楼梦》,作者在“今古未有之一人”贾宝玉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对仕途经济和礼教伪说做了空前激烈的抨击,最后以悬崖撒手的骇世惊俗之举对黑暗现实做了义无反顾的弃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当时大力倡导这种带有近代色彩的审美文化的人,也并未完全消除旧有的伦理主义美学的胎记,倒是时时不自觉地落入陈说的窠臼,如李贽在向读者推荐《水浒传》时称:“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
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
”(注:李贽:《全像评点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
)汤显祖称戏曲“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注: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曹雪芹将《红楼梦》别称《风月宝鉴》,声称旨在“戒妄动风月之情”(注:曹雪芹:《红楼梦凡例》。
)。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表达了论者的本意,也不管这些说法认真到什么程度,其本身都说明他们在思想上仍然没有彻底扭转所谓“文以载道”、“劝善惩惩”、“有补世道”的思维定势,起码流露出找不到新的思想工具的困窘,因此在破除长达两千余年的伦理主义美学传统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足够的思想力度。
宗教思想自古希腊起就是西方审美文化的一个支点。
古希腊的音乐与祭祀活动有关,被看作净化灵魂的工具。
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在美学上表现为象征性,其每一个细节,几乎都有宗教性的象征意义。
基督精神在近代仍对浪漫主义大潮的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代浪漫派往往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幽情,海涅曾对此作出这样的评价:“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
”(注:海涅:《论浪漫派》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德国浪漫派史雷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人的创作热情常常就是一种宗教狂热,即使偏于激进的浪漫派诗人雨果、雪莱等人,也将其汪洋恣肆的诗情勃发归诸基督教的指引。
较为晚近在创作中融贯着浓重的宗教意念的有托尔斯泰,他的许多作品都借用人物形象体现自己灵魂的艰苦跋涉和对于道德完善的追求,宣扬“勿以暴力抗恶”、“要爱一切人”、“自我牺牲”之类教条。
正如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对于封建伦理纲常不断加以挞伐一样,走出黑暗中世纪的西方人对于宗教的批判也一直不曾止息,驱除神学迷雾、昌明科学真理成为时代的大潮,如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等。
但他们对于宗教的态度总是有两面性和摇摆性,并未彻底跳出宗教的框套。
像启蒙运动就是如此,一代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对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包括宗教伪说的揭露和批判不可谓不自觉勇猛、发扬精进,但是他们或者只反教会而不反教义,如狄德罗;或者用宗教理想来否定当下现实,如卢梭;或者改造旧教义而别立新宗,如孟德斯鸠,总是不能完全割断与宗教神学相联的脐带。
例如卢梭,是用基督精神否定文明社会的弊端,以上帝的名义谴责人间的虚荣、狂妄、权势欲等罪恶,他的《爱弥儿》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都变坏了。
”因此E·卡西尔指出,以往都将启蒙运动理解为反对宗教的时代,“然而启蒙时代的宗教理想的形成和发展并没有证实这种观点”(注:E·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6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这一点也在启蒙运动对于后世文化的影响中表现出来,有研究者指出,卢梭“对宗教的重视”乃是托尔斯泰小说中所张扬的宗教思想的源泉之一(注:E·B·格林伍德:《托尔斯泰和宗教》,《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74—2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可见西方审美文化真正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而进入自由境界尚有待时日。
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现代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诞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其震撼力的产生固然在于它艺术上的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但更主要在于它对历来作为西方社会体制和思想秩序之基石的宗教神学进行了有力的颠覆。
逆转是早就开始了的,现代主义对于宗教神学所持的怀疑态度可以追溯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一生都在思考“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并在他的创作中体现这一思考,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索尼娅发问:“没有上帝我怎么办呢?”卡夫卡也深受基督精神的熏陶,但他发现自己无法找到基督教教义的前提(注: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书信选译》,《外国文艺》1986年第1 期,第250页。
)。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情的支配之下,他在《审判》中力图说明真理是存在的,但可望而不可及,在《城堡》中喻示天堂近在咫尺但又远在天边,通往天堂的道路曲折崎岖而又永无尽头。
在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质疑之下,上帝历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发生松动了。
作为这种怀疑精神发展的逻辑必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这不啻是给西方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一场大地震!传统价值体系遭到倾覆,宗教信仰被瓦解,思想陷于极度的混乱,人像被悬在半空中一样无依无靠,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荒诞感就产生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对“什么是荒诞?”这一问题作出的绝妙诠解,该剧写两个流浪汉在喋喋不休的闲聊中日复一日地等待一个叫作“戈多”的人,但戈多终于没有到来。
其实不妨将“戈多”看成上帝的代名词,该剧旨在告诉人们,上帝是等不来的,即使等来了,最终还是让人失望,因而人们的等待和企盼原本就是一种荒诞的行为。
“上帝死了!”也是存在主义的起点。
萨特指出:“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动成为合法化”,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要求人“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1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
人类的处境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处境,成为懦夫或成为英雄,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别无立法者,人只有在自我选择的基础上获得解放,才真正成为人。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并借助艺术形象来阐发这种现代人道主义,在《隔绝》中,剧中人加尔森说:“我不是做英雄梦。
我是自愿选择了走这条路的。
一个人自己愿意做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剧本表明了这样的主题:环境是险恶的,他人即地狱;但人是自由的,人的得救之道在于自我选择。
丹尼尔·贝尔说过一句话:“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4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这当然不是说现代主义仍然保持对上帝的信仰,事情恰恰相反,尽管在现代派中虔信上帝者仍不乏其人,但现代主义总的倾向是对上帝表示怀疑、否定乃至叛逆,并表现出一种重新寻找价值、探求意义的形而上的冲动,一种在宗教神学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精神家园的总的倾向。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有两个来源,一是表现为“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的“宗教冲动力”,一是表现为“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的“经济冲动力”,当这两者被锁合在一起时,那种精打细算、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与无限扩张、大胆冒险、渴望征服的浮士德精神便相互制衡、彼此补益,进而构成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还是打破了这一稳态精神结构,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急剧膨胀一步步地吞食和挤占宗教的地盘,以致最后将其淘汰出局,曾经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铸成立下汗马功劳的新教伦理最终还是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所抛弃。
于是资本主义精神便缺乏一种制衡力量,只剩下了经济冲动力的肆意奔突了。
值此艰难时世,现代主义寻找价值、探求意义的冲动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恰恰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填补了宗教冲动力消解之后留下的巨大精神空白,它通过对现代西方物欲横流的社会和精神状况的大胆嘲笑、激愤抗争和无情批判,以文化的冲动力对于漫溢横流的经济冲动力加以遏止,惟其如此,在原有宗教被消解以后,现代主义才被赋予对社会行为的核准权,行使以往宗教所行使的文化权力,为人们提供维系精神结构的终极价值,而西方人出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对现代主义形成一种新的“当代崇拜”,将其奉为没有上帝的“乌托邦式的新宗教”。
中国的现代文化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的,这场运动的第一役就是覆孔孟、铲伦常,对封建礼教发起猛烈的攻击。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在激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同时,寻找变革社会、改良政治的新的精神支点,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思想文化的变革视为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之第一义,力图靠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带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走了一条“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45、43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