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浅析一、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现状：我国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国家，2014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24.6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4，人均GDP为1400美元。

预计，按照中国前面的发展速度在今年底超过德国，排名第3。

经济飞速发展，但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以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分配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1996年，我国的居民个人收入为0.424,1998年为0.458，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即表示绝对不公，我国早已进入不平等区间，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贫富差距已经越来越严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不止。

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1、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

在计划经济早期，中国实行了城乡分割体制，造成一系列政策和经济制度对城市的倾斜不公，在城乡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其实未改变，农民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的使用方面人受到歧视待遇。

在这一方面中，最重要的体现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制度，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2、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

中国的垄断行业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石油、钢铁、通信等，这种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做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我国的经济，帮助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在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同时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这种行政性的垄断往往滋生腐败，造成官商勾结。

特别是我国的相关法制建设也不够全面，大量经济权利稀释到政府各职能部门，使得国家的公共利益演变成部门利益，导致腐败滋生。

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在2011年“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83个国家中仅排在第75位。

要想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顺利进行，就要打击腐败，倡导廉洁。

另外，之中缺乏竞争的垄断经济也会使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行业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而是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少部分驻华为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更有甚者进入私人腰包。

这也导致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这种现象极大地扭曲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

3、政治等级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

在我国，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国家通过掌控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以此来调控国民经济的走向，这其中，难免会造成极大的不公平。

首先是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分配不公。

许多国有企业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部门改制形成，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个表现便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与公务员相互挂钩，加之中国是讲究“人情”的熟人社会，致使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之间相互竞争时可能会遭到来自政府的歧视。

另一方面，中国塔式级别化的行政体制使得资源在政府部门上下级之间也分配不公。

城镇普遍存在的“政治级别”与“经济一人口规模”呈正比的关系，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规模都大于该省的地级市规模，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反差4、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收入分配制度的量化设计。

首先，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制度缺乏量化的调节目标、明确的任务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在调节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劳动报酬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协调的过程中，必须有数量关系的描述以便与量化分解，然后借以施责以保证量化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也往往是改革的执行者和监督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即使无意，他们也会倾向于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从而导致改革举步维艰。

所以改革不单单是依靠政府，这更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责任，人们要通过舆论监督来督促改革的进行，政府也要通过民主监督来制衡决策和施行任务。

5、教育不公平第一，中国长期以来教育支出明显不足。

国务院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便提出逐步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提高到占GDP的4%的目标，但直到2012年才勉强达到这一目标。

第二，中国地方教育经费投入受到地方财政收入的约束，首先，由于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不够彻底，加之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方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差距。

这有其表现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再者，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造成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

一方面表现在地方超级中学占据大部分资源和分配名额，另外还有由于贫富差别，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或只能上较次的学校，有钱、有权的人的子女则就读较好的学校。

第三，高考录取制度也存在着不公平，属地投放指标倾斜政策已经是几十年的顽症。

当前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所产生的物质层面、师资力量、学生发展机会等方面的“马太效应”，会造成了起点的不公平，势必进一步拉大贫富间的差距，引发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等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关乎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运动。

经管很难也要推进，是业内的共识。

在此，我以税制改革为例讨论一下收入分配改革的未来前景及借鉴。

总的来说，个人所得税的设计还需要更配合收入分配改革。

国内的个税改革，往往还停留在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层面，应借鉴国际一些成熟的做法，提供一揽子个人所得税组合，以保证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其生活所需相匹配三、发达国家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例子1、英国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手段进行调节。

英国目前施行综合制个，课税范围较为宽泛，包括公司职员使用公司的住房、汽车等非现金收入。

个税分为三档来达到，收入越高，税前收入余税后收入的差额越大来调节收入差距的目的。

另外，遗产与人所得税赠与税是英国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这个在中国很难实施，中国在传统上有一种“财富都是留给下一代”的观念，高值的遗产税会遭到社会极强的抵制。

2、美国已建立了个人所得税为主，辅之以遗产与赠与税、物业税、暴利税等税种在内的一揽子税收调节体系。

总体来说，美国在个人所得税分档，采取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收入的方法与英国相似。

美国较为突出的实行了物业税，这是州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物业税税率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各州、县、市征收的物业税有很大差异。

物业税主要用于改善当地居民环境，如中小学建设、基础设施等。

3、日本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公平效率兼得的税收制度。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具有重要调节收入差距的高值遗产税。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高达70%，如果按此税率连征三代，则相当于97.3%的税率，大宗应税遗产基本征收完毕，真正实现“富不过三代”。

日本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同时注意缩小不同地区间财力差距。

也就是说，日本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财力分配时注重维护中央财政的权威性，但中央也通过地方交付税，即将所得税、消费税、烟草税等税金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财源让与各地方政府，缓解经济落后地区财力不足的状况，确保全体国民能够享用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四、我国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历年基本情况：从1994年我国开始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共享税，并把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作为共享税，2001年又将地方税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为共享税，2012年开始在上海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服务业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试点，并扩大到各个省市；同时逐渐推进营改增试点，以达到全面征收增值税的目标。

这样，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由共享税组成，即我国建立了以共享税为收入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2、以共享税为收入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意义；首先适应了我国国情的需要，我国具有“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共享税可以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凝聚在一起，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适应我国税制特点的需要。

从增值税的特点分析，增值税是对增值额课税的税种，避免营业税的重复征税，更有利于分配的公平。

而增值额的计算是通过增值税发票采取环环抵扣的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完整链条，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或取不到增值税发票，增值税的链条就不完整，增值税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

把增值税作为共享税有利于增值税发票的取得，从而使增值额的计算，使增值税的优势得到发挥，以推进企业的生产革新和技术进步。

另外也适应了税收征管的需要。

把更多的税收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建立共享税为收入分配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和中央的税收征管目标一致，地方和中央争税源的弊端就可以避免，这有利于税收的征管。

3、未来深化共享税为收入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首先要按照事权和财力相适应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

在具体的财力分配中，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必须以现行的收入划分为基础，随着营改增的推进，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分配体系建立以后。

分成比例根据中央和地方承担的事权，中央财政作一定的让渡，适当向地方倾斜，提高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

再者，构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把中央的事权通过“委托—代理”的形式委托地方行使。

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相对清晰了，财力分配也明确了，要确保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运行，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区域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使是中央的事权或者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具体的实施也要靠地方来履行，或由地方政府来履行更有效率、更符合实际。

能够做到效率和公平兼得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