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的现实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比较研究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比较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时间几乎同时，但两国的运动结果却截然不同。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由弱小走向强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无法摆脱被殖民的境遇。
不论结果如何，两国改革措施的对比，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明治维新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启示。
一、改革前社会背景的差异当时的日本与中国都处于封建社会，社会阶级都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
日本在唐朝时学习中国的制度，但有两样没有学习，一样是科举制度，一样是宦官制度。
因此，日本的四个阶级无法相互转换，而中国的可以。
在日本，武士阶级即为士，享有众多特权，并且世袭罔替，子孙后代都能成为武士。
武士又分有多个等级，且中、下级武士无法升为上级武士。
并且由于中、下级武士俸禄较低，使他们处于被上级武士剥削的境遇。
中国的四个阶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工、农、商三个阶级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并且士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能世袭罔替的。
因此，科举制把任何对统治阶级不满的力量都转化成了拥护统治阶级的力量。
而且，中国的士是可以逐步升迁的，即从无利益者变成既得利益者。
当时日本是领主土地所有，土地不能买卖，所以地主也是受压迫的。
而中国的地主是土地所有者，是既得利益者。
因此，当时日本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不是稳定的，是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被中、下级武士和地主推翻的危险。
反观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地位依然稳固。
被推翻的危险相比日本小得多。
二、行政改革措施的差异对比两场运动在方式和内容上有其相似的地方。
第一,它们都是先由国家出资,从国外引进大机器生产,投入资金最大的工业都是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第二,为适应近代化的需要,它们都开始了新式文化教育的创办。
但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洋务运动虽然在生产力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却不变革封建制度,企图搞中体西用。
而日本则是在制度变革基础上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新政权,由新政权推行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保证近代化的顺利进行。
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典出《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用此一旧式语言概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已暗示了面对传统时的瞻前顾后。
李鸿章等人也自知必遭保守派攻讦，于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辩，解释改革目的仅为“富国强兵”，绝非动摇国本，卖国求荣。
洋务运动从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而仅仅7年之后，远在东方大海之中的小国——日本也开始了它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
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清政府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这是为什么呢？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我认为原因是多元的，它关系到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
首先，在改革时期的领导人的实权地位不同，使得改革的进度不同。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的统治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以光绪皇帝领导的洋务运动就时刻受到强大反对势力的掣肘。
朝中的重要官员如倭仁等保守派，对洋务运动采取仇视的态度，使洋务运动进行得十分困难，无法获得太多人的支持。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掌握实权的是推翻了德川幕府的明治天皇，他领导的倒幕派是一支以低阶武士、商人、新兴地主、大名等组成，人数众多，使明治维新改革得更加顺利。
其次，主事者见识不同。
恭亲王奕䜣，文祥、沈桂芬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而在地方则有曾国藩，崇厚，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这些人虽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却鲜有留学外国的。
相反的，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呢——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他们多是西南长州，萨摩的武士，他们大部分出身下级武士，有的受洋学教育及军事训练，有的参加过排外运动有与外人打仗经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普遍确立并迅速发展，其侵略性的本质决定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远在世界东方的仍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和日本无疑成了侵略的最好对象。
于是，船炮的轰隆声惊醒了沉睡中的亚洲姊妹，两国统治者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分别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并对其国家今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下面就来分析其中几个方面的异同点，并尝试从中找出两者迥异结局的部分原因。
㈠背景的相似与相异⑴内部环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深鸦片战争后，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碎了大清朝天朝上国的美梦，地主阶级开明派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①，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统治措施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困境，必须改变传统，学习西方文明，才能抵御外侮强敌。
如果说中国被迫开发放是源于与英国的鸦片战争的话，日本则是由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
在这此事件中，美国人佩里率舰队进入日本，强迫日本于第二年和美国签订了《日本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供美舰补给用。
西方列强看到了强权的威力，英、俄、法、荷等国家纷纷派出将领，率领舰队来到日本，以军事为威协，强迫与日本签订和美国相类似的条约，日本奉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亦是从此被打破。
并且在这个时期，两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仅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封建统治也已开始走向没落，统治阶级的腐化及外来侵略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愈加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西方改革潮流影响和农民起义冲击的中、日两国统治阶级内部都发生了分化。
⑵外部环境的差异首先，在侵略者的眼中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较日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因此中国受到了列强的瓜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四分五裂，主权丧失，这给洋务运动及后来的一系列图强救国运动带来了巨大阻力。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兼论其成败原因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兼论其成败原因一、概述在19世纪中叶的东亚地区，两个重要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各自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进行的是洋务运动，而日本则开展了明治维新。
这两场运动都是两国在面临外来侵略、国内矛盾激化以及传统社会制度面临严重挑战的背景下，试图通过改革来寻求国家振兴的道路。
尽管两者在时间上相近，背景相似，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中国的洋务运动未能实现其预期的目标，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地将日本带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本文将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进行深入的比较，探讨两者在领导力量、改革内容、社会背景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异同。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旨在揭示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将分析两个国家在面对外来压力和内部挑战时，如何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适的改革道路，以及如何有效应对国内外的复杂环境。
这对于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简述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中叶，中日的两国历史都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
清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天平天国的打击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
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诞生背景，一场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求富”为目标的自救运动。
与此同时，日本也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仍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
幕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
随着欧美侵略者的相继入侵，日本又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
国内外矛盾日趋激化，面临重重危机的日本，急需一场革命来摆脱这种困境。
不堪忍受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日本民众纷纷要求“富国强兵”，明治维新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
1.相同点：都主张像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
2.不同点：①中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只学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而不学先进的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②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③日本不但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④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3.不同的原因：①经济：中日两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中国洋务运动时，民族
工业虽然已产生，但力量薄弱，发展缓慢，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19世纪的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深刻变化；②政治：两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不同。
中国封建专制势力强大，在洋务运动中，顽固派掌握实权，并始终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目标；日本的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倒幕派实力强大，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掌握国家实权。
新政群为摆脱外来压迫，积极发展资本主义，为建立近代化国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思考探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对比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对比一、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日、中两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运动1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在自己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上有一定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作为德川幕府的反对势力而在日本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
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的种种压制之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日本在1603年建立了德川幕府制度，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战乱状态，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
在农村，出现了商人阶层，他们用自己的资金或借助于城市中的大批发商的贷款，把农产品收购起来转卖给上一层的商人或城市中的大批发商，从中获得商业利润。
在棉织业中也出现了“换棉”和“租机”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作业分工的集中的工场手工业，1867年私营的雇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已有400多家。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社会中已出现了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势力。
在幕府末年，大商业和高利贷也有较大发展，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叫做“株仲间”的商业垄断组织。
有些商人已凭借手中的经济势力参与政治。
据记载仅日本大阪市富商和高利贷借给封建主大名的债款就高达六千万两黄金，每年利息就相当于大米三百万担。
有此富商和高利贷者已不仅能凭借经济势力挟制大名，而且还直接参与藩政。
当时已出现的资产阶级虽然经济上有了这种势力，但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被视为下等阶级。
另外，日本社会还有一个中国社会所没有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封建统治者固定的亲兵，不事生产，只能依靠禄米生活。
幕府统治末期，由于财政困难，幕府和各藩经常削减和停发下级武士的禄米，使一大批下级武士和家属生活异常困苦。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对比探究研究报告
洋务运动与明日维新对比探究研究报告明日维新和洋务运动作为日本和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改革。
他们在年代、历史背景、措施和一些影响方面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多向历史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对比，不仅能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新的见解，而且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现在的改革。
明日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发生是存在历史必然性的，这样的必然性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方向，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向工业化、民主化发展，因此，在这样大的潮流面前，中国和日本都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变革大潮流的面前，中国和日本都被迫面临着相同的挑战。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两个改革的历史背景。
社会经济背景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明治维新前日本与中国已有明显差异。
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已拥有各类现代商业元素。
如: 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
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①。
而当时的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的发展几乎为零，商业比较落后。
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②。
当时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思想还比较落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接受新兴事物，要想在中国推行较大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不易产生显著的成效。
虽然当时中日在经济上有所差异，但两国都与西方有极大的差距。
日本德川幕府晚期面临前所未有的体制危机，无法解决财政恶化、通货膨胀、农村土地兼并和城市无业流动人口增加等问题③，日本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危机。
而且在两国之前都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封闭的政策使两国都落后于西方世界。
政治背景日本明治维新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幕府统治已十分不稳固。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④。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一、引言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施的重大改革运动。
这两次改革运动的目标都是近代化，任何一个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无法忽视教育的作用。
本文旨在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两次教育改革，探索它们的差异与共同点。
二、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背景和内容1. 背景洋务运动是中国晚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兴起的一次力图强化国力的综合性现代化运动。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前所未有的军事技术、经济技术的巨大差距，中国晚清政府开始转变思想，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2. 内容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三个方面：招收外国教育人员、设立新式学堂和修订教材。
首先，晚清政府开始招收大批外国教育人员，通过引进外教的方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
著名的洋务人才有曾国藩、李鸿章等。
其次，晚清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的人才。
这些学堂主要注重科学、技术、军事、航海等实用性的学科。
最后，晚清政府积极修订教材，尝试将西方的知识体系引入中国。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图解太史公原著钩沉》。
三、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背景和内容1. 背景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中叶日本政府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面对列强的压迫和侵略，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推动了教育改革。
2. 内容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建立现代学制、引进西方教育理念和培养实用人才。
首先，明治政府建立了现代学制，从小学到中等职业学校，形成了完整的学制体系，并制定了统一的教育计划。
其次，明治政府大力引进西方教育理念，包括教育目标、教学法和教育思想。
日本政府派遣大量留学生前往欧美接受教育，学习西方教育经验。
最后，明治政府致力于培养实用人才。
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培养军事、技术、医学等领域的人才，推动日本现代工业的发展。
四、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比较1. 改革动机与目标洋务运动的改革动机主要是面对列强的侵略，试图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理念以增强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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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的现实意义作者：朱文富/杨勇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石家庄)2011年10期第35～41页150年前，在世界的东方，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古老的中国开展了洋务运动。
几乎同一时期，一水之隔的日本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命运，为救亡图存，发生了明治维新。
在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日均在教育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
中国的洋务教育在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办新学建学校，开中国近代教育先声，确实难能可贵；日本则后来居上，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成为近代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将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掩卷沉思，比较中日两国在那个时期应对内忧外患所采取的不同的教育策略、方针和措施，在今天仍有其学习借鉴价值。
当前，我国正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加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步伐。
在这个伟大征程中，我们应该吸取一个半世纪前中日两国教育改革的哪些经验教训呢？一、深刻认识教育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战略作用在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还是封建国家，经济非常落后。
但为什么日本这个改革起步比中国还要晚近10年的国家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工业发展以两位数的增速在当时（1874-1900年）位居世界之首呢？在分析日本实现近代化、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一致认为是教育发挥了重大作用。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在与政治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日本工业化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保证了它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使其仅用40多年就完成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花了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近代化任务。
而同时期的中国，虽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仅限于为洋务运动所办事业培养人才，而没有把发展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作为立国之本去强调、去重视、去落实，甚至也没有把教育和其他洋务事业（如办工厂、造武器等）同等对待。
日本的近代化是以教育的近代化为前提的。
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近代化起步较晚，而且日本人口众多，特别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够通过改革扭转落后的局面，迅速赶上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推进近代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可以说是由于引入了近代教育制度，尤其是对就业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普及初等教育发挥了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
回顾历史，明治初期率先发展起来的是以开发民智为目的的初等教育和以培养领导人才为目的的高等教育。
在初等教育方面：1872年公布的《学制令》，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口号，拉开了教育近代化的序幕。
特别是废除身份制，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适应了建立近代工业的需要。
因为近代工业需要大量的掌握一定知识的普通产业工人。
普及初等教育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学制发布的第二年，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到1883年，小学在校生323万，入学率超过50%。
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素质，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基础。
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所有国民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在受完初等教育之后，不分身份都可凭才能进入中学、大学，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以东京大学为例，从1878-1885年，贵族学生比例从0.6%下降到0.2%，士族学生比例从73.9%下降到51.7%，而平民的比例从25.5%上升到48.1%。
平民也能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发展高等教育另一个成果就是为日本近代化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人才。
据统计，从1878-1895年共培养出23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
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大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重视实业技术教育，从工部省、内务省等多部门兴办实业学校、帝国大学增设技术性科系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担任过东京大学校长、后任文部大臣的滨尾新，是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亲历者，他将东京职业学校与他在英国考察期间所看到的英国工科学校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日本职业教育和近代工业的关系，他说：“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
”总之，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经济发展。
日本教育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其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为经济发展打下了人力基础。
没有日本教育的飞速发展，日本经济不能、也不会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分析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教育发展对后发国家实现近现代化起着关键性作用。
先期实现近现代化的国家占有物质资源、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等优势，把持着市场和技术标准，这对后发国家发展起着制约和阻碍作用。
后发国家从哪里突破？从日本的发展路径看，就是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人才数量和质量。
而就其人才培养来讲，明治政府花重资培养和引进人才，并制定了系列教育政策，其规格之高和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可以说，发展教育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制度设计重点，也是其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措施。
正是教育的优先发展，才为日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人力基础。
第二，教育投资是战略性、生产性投资。
教育投资之所以称其为投资，是因为它不是单纯消费性资金，而是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生产性投资，这一点已为教育经济学所证明。
所以在整个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中，教育应该占有稳定的持续提高的比例。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仅发动地方和民众进行教育投资，而且政府也采取措施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1885年教育投入就占到国民收入的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896年、1899年两次颁布国库补助小学教育相关法律，1900年将两法合并，国家补助义务教育得以最终立法，当年教育投入达到国民收入总额的 2.05%。
这充分说明日本政府把教育投入视为战略性投资，从而为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切实加以落实。
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在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走向文明富裕、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正确选择。
反观，我们有的省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2%多一点，只相当于日本明治中期的水平，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二、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洋务运动教育与明治维新教育在改革初期最明显的差距就是顶层设计不同。
中国的洋务教育一开始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才，以便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不至于被骗；就是培养懂得如何造枪制炮的人才，以加强国防抵御外侮。
正如标志洋务运动肇端的《通筹善后章程折》——这个由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大清重臣联合向咸丰皇帝所上的奏折中所奏那样，“当今”之要就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兴办新学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设置中，没有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和海防股五股，没有专事教育的政府行政机构，而是由内没机构同文馆代管教育事务。
其发展教育的顶层设计是这样一个架构：就是这个专管外交、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临时性非正式机构，清廷原来也以为办完与英、法、俄、美等国的议和事务即可撤销。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清王朝统治者的预料，日后洋务繁多，西方其他国家如普鲁士、荷兰、比利时等也接踵而来，要求订约派驻公使。
清廷先是阻止，但阻止无效，只好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
结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办不完的交涉，不仅由临时性组织变成固定的机构，而且由主掌外交发展成为职事众多、权力很大的政府部门。
在举办新式学校的过程中，也是各地行政长官根据本地需要举办，行政长官本人认识到的就办、认识深刻的就多办。
对举办新式学校，全国没有统一的政令，更谈不上制定相关的法律。
因此，所办学校数量少，只是一些实用性专门教育机构，远远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制度。
日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在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中，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培养自立文明的国民，一开始就拉开了全面发展近代教育的序幕。
在改革初期，日本也是由内设机构——大学校来代行教育管理的职能，但很快这个形势有了改变，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
1871年，明治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取消了大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能，改设隶属于太政官的文部省，由文部省全面领导教育改革事业。
文部省成立后，着手进行全国的教育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
这些法律经历了三个时期：《学制》（1872年颁布）时期，《教育令》（1880年颁布）时期和《学校令》（1886年颁布）时期，并逐步健全和完善。
到《学校令》颁布后，几乎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立都有法可依了，如《小学校令》、《中学校令》、《高等学校令》、《实业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学位令》、《实业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体法规，如《小学校教则纲领》、《小学校教员注意事项》、《中学校教则大纲》、《师范学校教则大纲》、《中学校通则》、《地方学事通行规则》、《小学校长和教员职位名称、待遇》、《小学校教则大纲》等。
发展职业教育的则有《工学部学校建设概要》、《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简易农学校规程》等。
从以上两国领导教育改革的机构设置和制定实施的教育法律法规来看，洋务教育的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初期，没有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整体设计，而是想到哪就做到哪，哪里需要就发展哪，走的是一条局部的、实用的发展之路。
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机构健全、法律完善。
国家有专门负责教育事务的行政机构——文部省，在文部省的领导下，学习欧美教育制度，系统设计了日本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制定并完善了教育法律法规，从而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经费投入、师资培养的配套保障制度，保证了日本近代教育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因此，我国今后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必须重视顶层设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明确教育事业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教育改革、教育规划等要由最高决策机关批准施行。
在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计划时要把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进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改革需要的领导机构和法律法规，而不是仅由教育部门牵头，致使好多工作因为不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搁浅，许多改革因为一些部门的不配合而无法推动。
其次，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政府的的作用，利用政府的强大执行力和影响力，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
永井道雄在分析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的原因时曾说：“在这个时期尽管历史发生了变化，可是行政却始终处于支配教育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