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时期和四大家族

大上海时期和四大家族
说到上海，总是给人一种在经济上无与伦比的气势，不管是鸦片战争以后还是民国解放后一直到现在，上海都是我国的经济重镇。

大上海时期也能够概括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的是那个时期中国经济的辉煌。

民国时期的上海在当时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当时的日本东京，香港，新加坡等等跟上海相差不是一点点。

当时的大上海是亚洲唯一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的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等都落户了上海，上海也是民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

民国政府还将上海建为上海特别市（其实就是直辖市），当时外国人在上海人口所占的比重也很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称那段时期为大上海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四大家族的大部分经济政治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四大家族也是在大上海时期迅速的发家致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依赖政治地位，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攫取了巨额财富，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庞大力量，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通过联姻等，四大家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蒋家：
蒋介石，孙文爱徒，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国家党、政、军核心领导人，也是四大家族的政治核心。

宋家：
宋嘉澍：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和宋子文
宋子文：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

历任国民党政府财长、外长及行政院长等职，后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并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

孔家：
孔祥熙，1927年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

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操纵国家机器疯狂的榨取国家财富，并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
陈家：
陈氏兄弟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国民党内右派。

陈氏兄弟之叔父陈其美为早期革命党人，青帮大头目，与蒋介石、黄郛为结拜兄弟，故陈氏兄弟称蒋介石为三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

陈果夫，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负责国民党党务及监察工作，掌管以“中统”为核心的特务组织。

利用其在国民党政府中数任要职，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宋家、孔家瓜分中国的金融业。

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

陈立夫，中国国民党政治家，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

由此可以看出四大家族在民国时期显赫的地位，而上海在当时又是民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民国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能否成功，就看在上海能否成功，足可见上海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首都都不为过。

因此，在经济上，上海就是四大家族控制的重点。

四大家族控制着当时中国的财政大权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

（二）增加捐税。

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

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
（三）通货膨胀。

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

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

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

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

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民国后期，全国财富集于上海，四大家族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

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