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异化思想简析

马克思异化思想简析异化概念并非源于马克思，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卢梭，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都谈到过异化思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康德、黑格尔更是异化问题的辩论高手，马克思是在吸收了前人成果主要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著名的异化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作为主体的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费尔巴哈主张的自然人，而是具体的人，即在生产领域中结合成一定生产关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而且认为异化的本质乃是劳动的异化。

在《手稿》中，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继续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学说，对异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在他看来，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他打下真正的基础，并且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虽然在很多方面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出发点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人本主义模式。

马克思认为他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因为他的结论本来就是建立在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之上的。

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提出主要建立在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首先，马克思对与劳动密切相关的工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必定是资本家取得胜利。

一方面，尽管资本家需要雇佣工人从事劳动从而为自己创造财富，但是资本家毕竟有着强大的财力做后盾，他们脱离了工人依然能够生存，至少不会马上饿死，而工人却十分依赖于资本家，因为一旦不能受雇于资本家，他们所唯一具有的劳动能力就无法换取工资，也就无法养家糊口，最终难免饿死。

另一方面，尽管工人的数量多于资本家，但是工人的团结程度远远不如资本家那么紧密，因为工人之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竞争，使得他们难以构筑起一个强大而团结的阵营来共同对抗资本家。

造成资本家和工人所处的优劣地位的原因在于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于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它使得工人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第一，当市场价格倾向于自然价格时，工人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是绝对的。

因为，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相对于地租和利润来说，对工资的影响最大。

第二，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

第三，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

总之，好处永远属于资本家所有，而工人却总是在坏处来袭时首当其冲。

马克思列举出了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工人在其中的地位，最终得出结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断。

无论社会状态好坏与否，工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宿命。

尤其是在社会最富裕的状态下，更会导致大多数人的痛苦与不幸，而这正与国民经济学所追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相冲突。

如果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国民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现实状况是不符的，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因为，国民经济学只考察劳动着的工人，且并不把工人当作人来考察，而是当作劳动的动物，这种劳动还仅仅是一种谋生活动。

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那种伤害身体、使道德和智力畸形发展的紧张劳动，甚至还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

工人虽然具有劳动能力，却完全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随着他的劳动价格的日益降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为拼命的工作，而这也仅能勉强买到不至饿死的权利。

这样的状态正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真实写照，而工资则是工人异化劳动的产物和追求的目标。

其次，马克思细致地分析了资本的利润，资本的利润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结晶，资本的利润越高，工人的处境就越悲惨，工人作为人的本质就丧失得越多。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他人的劳动产品的私有权。

资本家就是凭借他所拥有的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从而依靠资本这一要素获得利润。

资本家之所以乐于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关键在于他所赚得的利润同工资和预付的原料成正比。

资本家不仅努力增加资本，还通过各种方法来尽量提高利润，例如资本家对商品进行的加工越多，那么他所得到的利润就越高，因为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越多，商品的价格就越高，而工人的工资却并没有随之提高多少，因此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利益就越多。

资本家使用资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而且面对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资本家总是会倾向于选取那个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投资方式，丝毫不会关系社会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甚至常常与公众的利益相敌对。

资本家能够依靠垄断地位获得较多的利润，而资本家的利益又与社会相敌对，为了抵制资本家最好的方法就是竞争，因为竞争有利于工资的提高，有利于消费公众从商品价格下降中获得好处。

竞争只有在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很多人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资本的形成离不开积累，但是资本的积累本身又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因此多方面的积累转化为单方面的积累不可避免，垄断也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积累的快，因此伴随着竞争而来的资本利润的减少给小资本家带来的损失和打击最大，小资本家就会在竞争中落败，最终资本还是不可避免的汇聚到大资本家手中，竞争程度不断降低，而垄断程度逐渐上升，物的力量统治着人，工人被压榨的程度日益加深。

此外，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出现了生产过剩，工人的处境更加悲惨，贫困程度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也随之加深。

最后，马克思又对地租进行了剖析，并指明地租是私有财产的基础，而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紧密相连。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而土地所有者又凭借其有利地位实行垄断，因此他们之间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土地所有者尽可能有利。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利益是敌对的，而且与雇农的利益也是敌对的。

因为土地所有者总是尽量提高地租，从而尽可能多的占有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租地农场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水平，就不得不降低雇农的工资，即土地所有者要求把雇农的工资降到最低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此外，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也不一致，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说土地所有者同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敌对的。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竞争类似于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的竞争，结果是大地产吞并小地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此外，还会使一大部分大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最终导致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马克思指出，封建地产按其本质来说已是买卖了的土地，已是同人相异化因而以少数大领主的形态与人相对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

农奴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而是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

就连表面上作为土地的主人的土地所有者，实质上也是受制于土地的，土地是他的私有财产的基础，是他的无机的身体，是他的权势和地位赖以存在的根基。

随着地产成为商品而被买卖，旧贵族彻底没落，金钱贵族逐渐形成。

无论是地产分割还是大地产都使得地产不可避免地沦为工业的阶下囚。

地产分割并没有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反而会使垄断更加普遍化，因为分割恰恰是私有财产的基础。

地产分割导致地产最终落入资本家的手中，为资本的积累贡献财富。

大地产对自己的工人残酷压榨，并把国内的贫民和全部活动都推到敌对方面，使得自己的敌对势力即资本和工业的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大地产也不得不臣服于工业资本的势力，并逐渐具有工业的色彩。

随着竞争的加剧，农业工人的工资不断降低，部分土地所有者的破产也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最终必然导致革命，地产和工业一样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发展起来并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

通过对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还据此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局限性，即国民经济学不仅没有对一些事实加以说明，反而把本应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国民经济学只关注表面对立的事实，却忽略了深层的联系，忽略了事物内部必然的联系。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依据当时的经济事实，提出了工人劳动的四个异化：第一，工人的产品与工人相异化。

在正常情况下，工人本该是劳动产品的主人，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从自己那里独立了出去，并且变成了一种与自己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即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第二，工人的生产活动与工人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正因为劳动活动本身和工人相异化，才导致工人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自然界本是工人的劳动对象，但是工人的劳动却使得资本越来越多的积累到资本家的手中，工人自己却越来越远离自然。

工人成为了自己的对象的奴隶，他只有“首先作为一个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

在正常情况下，劳动本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一种使得人的脑力和体力都可以对象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是在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忍受着精神的剧痛，去从事令他们望而生畏的“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活动。

工人在生产产品的劳动和生产活动中，不是肯定自己，感觉自己获得了幸福，而是在否定自己，感觉到痛苦和不幸。

劳动的异化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马克思从上述人的产品的异化和人的劳动即生产活动的异化得出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因为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在对象中实现其本质，而生产活动的异化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人的类本质就与人相异化了。

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但正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人不仅没有受助于自己的类本质，反而获罪于自己的特殊之处。

马克思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活动是一种“类活动”，如果劳动不出现异化，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都与工人是不可分离的，可是由于劳动的异质异化，工人和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活动分离，进而诱使工人和自己的类也有别，使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