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爱情诗 比较

中西方爱情诗比较
共同之处：
1、中西在早期都有大胆而热烈的情诗：
如：中国的：《诗经》中的《关雎》、《蒹葭》、《静女》、《卷耳》，汉乐府中也有《上邪》，从敦煌出土的唐代无名氏有《菩萨蛮》，明代有《子夜歌》。

现代也有汪静之《过伊家门外》，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别拧我，疼》、郭小川《白雪的赞歌》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

西方的：《圣经》中的《雅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相思》、古罗马卡图卢斯《歌集》、但丁的《新生》、彼德拉克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彭斯、拜伦、雪莱，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法国诗人雨果等，都有大量的情诗。

西方的情诗是一条明线，中国的情诗是一条暗线；西方不论是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创作，都很明显，而中国的文人作品中的真正的情诗则很少，民间作品中还是有所谓的真正
的情诗。

2、都有一个曲折反复而冲突阻力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主张“男女之大妨”、“男女授受不亲”以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因而情诗创作收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历代的妓馆青楼却又是公开的。

因此，文人的作品中自然形态的情诗少，但民间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在西方，由于受到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写情诗也是受到禁止的，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人冲破禁欲主义的思想与体制，于是情诗也取得正常发展。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的“性”与“情”基本上是开放的；文艺复兴以后，也就更加开放。

西方比中国开放的时间要长的多。

中西方情诗的差异：
1、主题的差异：
中国关于“婚后恋”“死亡恋”的诗比较多，如无名氏的《菩萨蛮》、李白的《长相思》、陆游的《钗头凤》，白居易的《长恨歌》。

西方关于“婚前恋”、“婚外情”的诗多，如萨福的《相思》、《圣经》中的《雅歌》、中世纪骑士抒情诗中的《破晓歌》、拜伦的《雅典的少女》等。

2、情感上或情调上的差异：中国情诗多写“怨”情，多悲苦与悲愤之情，多“悼亡诗”而少“求爱诗”，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李清照《声声慢》、辛弃疾的《祝英台近》；
西方则多写“慕”情，多“求爱诗”而少“悼亡诗”，多欢快幸福之情，如雨果的《致一女子》。

3、中西情诗在性质上的差异：中国诗少性的描写，少写身体、话语和动作，如陆游的《钗头凤》；
而西方诗多“性”的展示，多写身体，并且大胆而热烈，如康明斯的一首诗，这里不便于展示。

4、宗教情感上的差别：中国人对于超生死的存在本身没有什么信心，情人死后也就与草木同朽了，等待来世渺不可期。

潘岳说：“落叶委延侧，枯骸带坟隅，孤魂独茕茕，安知灵与无？”元稹说：“同穴同苜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有超越时空的框架，但显然只是在敷衍传说而已。

5、中西情诗在情景上的差异：
中国：闲庭深院、沉香亭畔、罗帐半掩、炭火微温、月影阑珊，如白居易的《长恨歌》、苏
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纳兰性德的《菩萨蛮回文》。

西方：碧草如茵之大地，月光皎洁之林间，白雪皑皑之小径，浪卷细沙之海滩，如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华兹华斯的《露茜组诗》等。

6、中西情诗在风格上之差异：
中国情诗含蓄、婉约、遮掩式的，重柔性之美，如《诗经》中的《关睢》、汉乐府中的《迢迢牵牛星》、徐干的《室思》等。

西方的诗大胆直率，热烈明快，多阳刚之气，如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拜伦《雅典的少女》、华兹华斯《致戴茜》、歌德《五月之歌》等。

三、中西情诗差异的三种根源
1、社会与文化根源：中国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农业社会；中国的文化是儒道释综合而以儒家为主；封建仕人追求功名利禄，重规范，不重感情，妇女没有任何地位。

西方是一个海洋性的开放体系，有以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的上帝宗教和罗马帝国的冒险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传统；女性有出入社交场合的自由；西方人比较注重人间的现世的及时行乐的生活。

2、不同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受到伦理道德与责任的约束，只重生儿育女，不重圣与灵的结合；中国人重男女之大妨，婚外情是严励禁止的；
而西方人往往将恋爱与结婚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有“爱情至上”的传统，将爱情看作是一种情感的历险，“婚外情”一般是不受到谴责的。

3、不同的诗歌价值观：
孔子有“兴观群怨”之说，讲究“发乎情，止乎礼仪”，讲究“温柔敦厚”。

就是在当代，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也是受到批评的。

而西方，在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强调诗是客观之再现，强调主观之移情作用：华兹强调“自然”，柯尔强调“想象”，雪莱强调“情感”，济慈追求“美感”，都有一种“唯美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