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史记》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及它的三方面史学价值和四方面文学价值。

史家之绝唱：《史记》有非常高的史学成就，具体表现在其：资料的全面，体例的创新和先进的史学观三个方面上。

第一，《史记》保留了非常多的史料。

全书记载了中国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约3000年的历史。

司马迁少年时就聪明好学、博学广志；成年后，他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利用身为史官的便利，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为写作《史记》积累了大量的史学材料。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曾经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撰写史书做准备。

“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隋书·经籍志》《史记》还包括有《夏小正》、《秦纪》等其他材料，可见其采掠史料之广泛。

司马迁交游广泛，且一生游历了全国很多地区，在此过程中，他努力寻找史料记载的实证，立足于金石碑刻等证实史实，还亲自拜访一些历史事件的经历人。

第二，《史记》开创了史书的很多体例。

全书以时间为经，以各项内容为纬，对以往《春秋》的单纯以编年为序和《国语》的以地域为别是一种突破，能够立体而丰富的表现
历史，因而奠定了后代史书的体例。

全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帝王是天下之本，他们的行为是天下行事的纲纪，我以“本纪”为总纲，托始黄帝。

“表”以表格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张目。

“书”记载历代朝章制度的延续和变革，是各专门史，包括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后来班固在《汉书》中将其改称“志”，成为史书通例。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因为诸侯子孙世袭，故以此名之。

“列传”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重要历史人物，有的为某一人立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有的为同一学派或相似的一类人立传，如《循吏列传》、《刺客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管晏列传》。

司马迁还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用列传的形式记录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

第三，《史记》表达了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史学观。

司马迁想继承孔子的精神，通过《史记》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生的见解，并以之匡正社会，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也正是他对《史记》的期许。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做史书的目的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因而多以“太史公曰”表达个人的见解。

在政治见解上，司马迁与当时社会重视儒学不同，他将项羽列入本纪，反映了其有悖正统的历史观。

他能将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表达了他对孔子、陈涉作为历史人物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认可。

班固认为司马迁离经叛道，但班固所诟病司马迁的正是司马迁史学观的进步之处。

由于《史记》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力，他与《汉书》、《后汉族》、《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无韵之离骚：以《离骚》比喻《史记》，是指表达了作者的情感，且具有非常高超的艺术成就，各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体的文学成就有如下四点：
第一，《史记》人物刻画有非常高的成就。

《史记》以刻画人物中心，往往选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来塑造人物。

如《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秦王，掌权以后主持变法，对太子也是严格执法，最终戏剧性的死于自己所制定的严刑酷法之下。

为了突出人物的主要特点，他有意识的根据表达的需要，将人物的事迹分布在不同的篇章中，而将人物的主要特征集中在同一篇中表现。

这样既有利于在一篇中突出人物的主要特点，又能够从过不同篇章共同的塑造和表现出人物立体丰满的形象，从而忠实于历史，这就是著名的“互见法”。

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重点突出刘邦胆识过人的一面，而将刘邦的气量狭小、狡猾多疑的特点置于其他的篇章中。

其次，司马迁还善于以琐事塑造人物性格。

如在鸿门宴之前，项伯深夜拜访张良，
张良引荐项梁给刘邦，在所谓的“鸿门宴”之前，就已经实际上解除了危机。

又如刻画荆轲的时候，作者除了围绕刺秦这件大事进行描写之外，还写了荆轲与盖聂论剑，与勾践相斗而默然逃走，显示出荆轲不同于普通刺客的匹夫之勇；以荆轲与高渐离歌于世而相泣，突出其率性；以与贤豪长者相结交，而显出其豪爽。

《史记》人物塑造成功之二在于多样的表现手法。

司马迁擅长以对比、衬托等多种手法刻画人物。

如以十三岁即敢杀人的秦武阳在见到秦始皇的时候，吓得神色大变，而荆轲则沉着应对相比较秦舞阳显得处变不惊、游刃有余。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中还有很多细节表现人物，如刘邦和项羽在见到秦始皇游会稽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表现出他不加压抑的勃勃雄心和率真的性格。

再如李斯临终前说：“我想再悠闲牵着小黄狗，在上蔡东门用它来追逐兔子，恐怕是不太可能了！”，从而细腻的表现出这个能力超群而追逐名利的强臣临死前的复杂心情。

第二，《史记》表现出杰出的叙事成就。

刘向称之为“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善于叙事，首先是因为其体例恰当，司马迁将重大的史实和典章制度的，按时间分类叙述，其发展条理清楚，且互为补充，因此，能够立体地呈现历史的方方面面。

其次，《史记》善于叙事，表现在具体的篇章中，则源于他善于取材，与多样的叙事手法，使故事的情节曲折跌宕，构成矛盾冲突，使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化。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讲述赵国重要将领间的矛盾恩怨重，首先是廉颇的事迹，由此引出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矛盾以及和好的过程，中间插入其他重要将领赵奢、李牧之事，最后以廉颇事终结全篇，通过四位将相的关系变化，体现了赵国的兴衰史。

情节曲折。

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述了汉朝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两大外戚贵族间的勾心斗角，和汉武帝夹在中间的左右为难，其中涉及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司马迁以三人地位及关系的变化为线索，还刻画出了众多其他人物。

如东宫辩论的这一场，通过各位大臣面对皇帝问话时的不同反应，塑造了各位大臣的形象，并为其他人物的命运变化埋下了伏笔。

第三，《史记》寄予了司马迁丰富的情感，表现出浓重的悲剧美。

司马迁在记载史实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思考。

他在对韩非子命运的感慨中，也有他对自己命运的愤慨。

他对苏秦、张仪游说历程的记载，既描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战争等复杂的历史，也表现了苏秦、张仪这一类人重利轻义和政治和经济环境
下的士人价值观的变化。

他对商鞅、李斯临终的感叹，对魏其武安侯的地位变化与群臣对他们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他对势利行为的讽刺。

对荆轲刺秦之前一系列壮士的前赴后继之死，以及最后的失败命运，则流露出强烈的悲剧色彩。

但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因自己深受刑罚而自暴自弃，而是用前人之事激励自己，更加发奋著书立说，因此《史记》虽然是记述史实，但其中情感深沉浩荡，也善于讽刺和暴露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第四，《史记》文词精炼，其语言质直朴实而富有表现力。

司马迁生于汉代，但不受当时策士文风的影响，不讲究排比气势，语言善于用虚词，语气变化丰富，且句式根据表达根据需要灵活多变，长短错落，骈散并用具参差之美。

相比之下，虽然历经千年《史记》有益于理解且言语虽然简练，但赋予的表现力极强，如都能举一些例子。

如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于蔺相如的描写就简练而传神，把蔺相如因秦昭襄王的无信，而怒发冲冠的形象都生动而形象的刻画出来了。

“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又如“死灰复燃”这个成语，就出自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向我们揭示了势利小人的丑陋嘴脸，和事物变化并无定数，全在于自己主观的努力和对于客观环境的因势利导。

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溺之。

”——《史记·韩长孺列传》
《史记》还多用民歌和谚语，其中大量收集的当时的民谣谚语，用来证明史实。

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就借用民歌来证明淮南王刘长与汉文帝之间的兄弟欺诈的史实：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史记》对后代影响很大，首先呢，直接影响了中国叙事文学传奇性的形成其次，实际“互见法”实现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型化特点，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类型化，再次《史记》记载了大量
富有传奇趣味的故事和人物，使得它成为后代小说戏剧剧情的素材宝库，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