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和制汉语”的形成过程
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
Ｋｅ ｒ ： ｏ ａ ｕａ ｉｓ， ｎ ｗ ｉｅ ｅ”，ｍａ ｈｎ ｙｗｏｄｓ ｖ ｃ ｂ ｌｒ ｅ “ ｅ Ｃｈｎ ｓ ｃ ｉｅ，ｓ ｉｎ ｅ ｃｅ ｃ
过明治维新的 日本 ， 在系统译 介西学 的过程 中， 创 制 了大批对译西方术语的汉字词 ， 时称“ 新汉语” 。 中国与西方 近代文化接触 ， 随之译 介西 方术 而恰在此时， 甲午之役重创 的中国人发 现， 本 受 日 学习西方成效显著， 于是决心师法强敌 ， 确切地讲 ，
申汉字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 ， 也借助汉字词构词法创制新词对译西洋术语。不少 日制“ 新汉语”已
经 成为 汉语 词库 的通用 机器，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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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始于 ｌ 世纪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华 ， ６ 较大规模
展开于 ｌ 世纪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入华 ， ９ 西方传 教士与中国土人（ 明末徐光启 、 李之藻等， 清末李善 兰、 徐寿等） 相结合 ，西述 中译 ” 西方人 口述 ， “ （ 中
国人笔译）创制了一批对译西方术语的汉字词 ， ， 如 “ 几何” 上帝” 权利” “ “ 等。这些对译西方术语的汉 字词 ， 还东传 日本 ， 成为 日本传习西学的语文工具 。 这种 由中国到 日本 的新语汇传播方 向， ｌ 从 ６世纪 末叶延续到 ｌ ９世纪中叶。时至 ｌ ９世纪中末叶 ， 经
是师法 日 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 ， 规模空前 的留学
日 本热潮由此兴起 ， 与之相伴 ， 大量 日 “ 汉语” 制 新
经 留 日学生 和政 治流亡 者介 绍 ， 涌人 中 国。
“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
“和製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将探讨“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制汉语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产生，并对中日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了解和制汉语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以及现状分析，对于增进中日友好、促进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和制汉语”是指产生于日本并在日本社会广泛使用的汉字词汇。
这些词汇在发音、词义等方面与中文有所不同，但大多仍保留了中文的基本结构。
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日语和汉字的重要领域。
和制汉语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隋唐时期，当时日本派遣大量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文化和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逐渐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平安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等时期，汉字在日本的使用逐渐普及，并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汉字文化。
起源和制汉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代。
当时，日本文人借鉴汉字的构字方法，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将汉字与日语发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字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汉语逐渐在日本社会普及。
发展在江户时代，和制汉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增多，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学习了中国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尝试将汉字与日语相结合，创造出了更多的和制汉语。
这些词汇逐渐被社会接受，并成为日本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演变明治时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和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和制汉语被创造出来，以表达西方概念和事物。
这些词汇被称为“和制洋语”，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使用情况目前，和制汉语在日本社会广泛使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例如，“在库”（zai ku）表示“库存”，“控室”（kong shu）表示“会议室”，“売上高”（mai u e ta ka）表示“销售额”等等。
这些词汇不仅在日本国内使用，也经常出现在中日交流中，成为中日互译的难点之一。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和演变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和演变汉字在日本文化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漢字传入日本的古代时期。
通过与中国的交流和学习，汉字逐渐融入了日本文化，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发生了许多变迁。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历史为线索，探讨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古代时期是汉字传入日本的重要阶段。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最早的汉字是通过倭姬（日本女性）的媒介，以口头形式传入日本的。
在这时期，汉字被视为一种神秘的象征，并被用于祭祀和法律领域。
然而，由于汉字在结构和发音上与当时的日语有所差异，它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进一步加快是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之间的大王政治时期。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汲取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经验来巩固他们的统治。
汉字的学习成为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必备技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模仿，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来记录和传播政府命令、历史和文化。
古代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592-628年）是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又一里程碑。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政府开始效仿中国，并采用类似中国的官僚制度。
大量的汉字流入日本，不仅用于政府文件和仪式，还用于法律、历史和文化的记录。
同时，学习汉字的需求也导致了对于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传播。
古代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4年）是汉字在日本文化中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期，汉字在官方文书、宗教文献、医学著作和诗歌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汉字不仅用于记录和传播知识，还被用于绘画和书法等艺术形式。
这些文化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日本学者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意义和用法。
然而，在平安时代（794-1185年）以后，由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统治阶层由贵族转向武士，汉字学习逐渐成为贵族特权的象征。
普通人对于汉字的理解和应用程度有所降低，这导致了日本经济、农业和民间文化的发展相对独立。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和演变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和演变汉字源自中国，因其美观而被广泛传开。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日本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会探讨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过程。
汉字在日本的引入汉字是在公元3世纪时从中国引入日本的。
当时，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或书写体系。
传统的说法是，汉字是由古代日本的贵族阶层所学，逐渐传统至一般的日本人。
汉字由于数目庞大，使用上比较困难。
但是汉字代表了中国文化中丰富的思想和历史，因此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普及。
在平安时代，汉字已成为政治、文化、经济和宗教等各方面的主要工具。
汉字的演变在日本，汉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书写方式和读音。
由于汉字的原本含义和偏旁各不相同，因此日本人经常会造成误解甚至是谐音。
例如，汉字“伯”在日本被读作“はく”（haku），而原意是“长辈”或“主人”。
另一个例子是“本”，在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读作“ほん”（hon），而原意是“根源”或“植物地”。
这些变化使得日本汉字在书写和阅读中存在许多的困难和独特的风格。
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扮演汉字在日本文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影响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政治从公元8世纪至1867年，日本一共有两个大政权：朝廷和幕府。
它们使用的文件和文件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这些文件包括许多重要的政治决策和法律条文。
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汉字被广泛使用的领域包括茶道、武术、绘画、诗歌和音乐等。
在武术中，如柔道和空手道，汉字被用来表示技能和动作。
在茶道中，汉字被用来表示各种茶具和仪式。
在绘画和诗歌中，汉字被用来表示深刻的意义和情感。
教育在日本，汉字也是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一部分。
日本儿童的教育从小学开始，汉字就被作为学科之一。
儿童学习汉字的过程非常艰辛，需要记忆大量的汉字形状和使用方法。
但是，在学习的同时，儿童也能了解到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精髓。
经济汉字在日本经济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汉字的普及和使用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日语中的汉字
[日语]日语中的汉字概说：日语中的汉字一汉字的传入和使用（一）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日本现在使用的文字主要有汉字、假名、罗马字。
此外，还有像数学这类特别的场合，使用希腊文等。
汉字原本是为了表达汉语而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
日本的假名则是以中国的汉字为基础创造出来的文字。
汉字大约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中国发明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当时是用尖头的工具，将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鹿等的骨头上。
后来学者们把那上面刻划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
它是在中国安阳小屯一带被发掘出来的，这地方原是据今大约3000年前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
安阳当时叫做殷，因此商代又被称为殷。
商被周王朝所灭，这里毁为废墟，后被人称为殷墟。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自成体系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
当时的文字还是极其原始的，具有象形表意性。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周朝的末期，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出现了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这就是“金文”。
和甲骨文一样，金文的形体还没有定型，但它的形体也逐渐脱离了图绘性而变为线条化、平直化。
甲骨文和金文统称“殷周古文”。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了文字。
他的丞相李斯主持并参与了这项工作。
首先废除了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的不同形体，其次将秦国固有的文字即大篆的形体进行简省删改，同时吸收民间字体中的一些简体、俗体字，加以规范。
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正式字体——小篆。
此时的汉字则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定型化，至今还用于书法，篆刻等艺术领域。
由殷周古文变成小篆，这是汉字的第一次大变化，大量的异体字被淘汰，形体由异而同，奠定了汉字“方块字”的基础。
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可是书写起来并不方便，很快在民间出现了一种较为草率的新字体。
这种新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差役、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
隶书在秦代灭亡后得到进一步地推广和流行，在随后的汉代（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发明了纸和墨，汉字在西汉时期变成了更加接近现行汉字的“汉隶”。
日本文字中用了那么多汉字，那么明治维新前，普通百姓说汉语吗？
日本文字中用了那么多汉字，那么明治维新前，普通百姓说汉语吗？日本文字是从汉语词汇中吸收过来的，如今还能看到很多汉字的影子。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废除了汉字，那么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说汉语吗？（日本人）汉字是形、声、义相统一的象形文字，它不仅是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文化。
在日本的远古居民，是没有文字的，于是开始借用汉字记录。
在唐朝的时候，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日本派出大量的访问人员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科技，所以有大量的古代汉语词汇随着汉字由中国东北的渤海国和朝鲜等地被传入日本。
于是，日本人开始用汉字记录，且是官方文字。
根据资料记载，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编撰的《大汉和辞典》中收入汉字5万余个。
这个数量足以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汉字是非常依赖的。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年，《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传入日本。
日本保存至今的一些金石文献，如公元世纪中期的纪伊隅田八蟠神社铜镜铭文、船山古坟大刀铭文，以及武藏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文等，都是日本使用汉文的早期材料。
（日本的源氏物语抄）最开始，日本官方通行古代汉语，也就是文言文，因此现代日本语受古代汉语影响极大。
不过，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对汉语进行了改造。
当时有这样一个政治背景，日本开放海禁，与欧美交通往来，发现落后的清王朝不再是日本学习的榜样，欧美国家要比清王朝发展的好。
而日本人通用的汉字，某种意义上象征日本是中国的小弟，于是就有人想改造汉字。
1866年，日本邮政制度创始人有前岛密提出了废止汉字意见书，倡导全部用假名而不用汉字，其后彼自由民权论大师福泽谕吉亦在1873年发表“文字之教”一文，主张不用生僻的汉字，把常用汉字限制为两三千字。
昭和五年(1930年)前后时，富有急进的教育家高唱“禁用汉文，废止汉字” 。
日本政府接受此建议，规定在国民义务教育期间的教育汉字为八百五十字。
于是，汉字在日本大一统的地位被攻破，出现了基于改造汉字出现的日本文字。
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和制汉语”的形成过程
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和製漢語”的形成过程作者：魏亚坤来源：《中文信息》2016年第02期摘要：本篇论文以日本幕府末年至明治时期大量出现的“日本制汉字词”（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的词汇）为主题，阐述了汉文西书在这一盛大造词过程的作用，介绍了近代日本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汇的原因和造词方式。
并且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宝石盒”效应）做了深层总结。
关键词：汉字新词 ; ;汉文西书 ; 翻译词 ; ;造词方式; ;“宝石盒”效应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392-01古代、中世以来，日本一直师法中国，汉籍和汉文是研习对象。
近世以后，日本逐步转向学习西方，但中国仍然是其学术的重要供应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用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早期汉文西书”，与清末由新教传教士用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晚期汉文西书”，被日本人（尤其是兰学家、洋学家）借鉴、利用。
早期汉文西书流入日本，其中的新词被南蛮学者和兰学者采用。
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中的“体、面、线、直角、钝角、面积、体积”等几何用语，被日本采纳，并沿用至今。
除了论著之外，日本还十分重视新教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
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汉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卢公明的《华英萃林韵府》等，都流传日本。
这种对汉译西书依赖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
而明治维新使日本乘上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其翻译西书，理解、消化西方文化的能力很快赶上并超过进展迟缓的清朝，日本无需继续假手汉文西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汲取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
这时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种热烈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
造成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日本自古以来有自创汉字词汇的传统。
试论近代和制汉语的产生及在中国的传播
的译 语 ，像 “ 革 他 的命 ”那 样 ，可 以视 为 一般动 词和 宾语 的关 系 ，两者可 以分开使 用 。即使 并非 出 自中文古 典， 只
“ 和制 汉语 ”这 一称 呼则没有 这么 复杂 ，历史 也并 不
悠久 。日本 的 《 俗 书正 伪》口 中有 “ 见 当 ，和制 也 ”、 “ 臆 要根 据 中文 能解 释其 词汇 构成 ，其后 这个 词的 意思就 容 易
缺 的一部 分。不 同的 时代被传 入 日本 的汉 语 词汇 的量 和 质
（ ２ ） 中的词汇 使 用中文古 典 的方式创 造 的 。 比如 “ 文化 ”
虽然 这与 欧美 原语 中的概 念并 不一 定一致 ，但 这种概 念 的
代传入 日本 ，其后 融入 日语 ，到近 代完 全成 为 日语不 可 或 是 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 的 译 语， 取 得 中 国古 典 “ 以文 化 之 ” 的意 思 。
和 “ 近 代 ”。其对 “ 和制 汉语 ”的定 义如 下 ：
“ 作为 汉语 日化之 一 ，产 生在 日本 的汉语 （ 又称 字音 学 ”、 “ 经 济 ”、 “ 社会 ”等概 念 ，当时 的知 识分子 在经 语 ）被称 为和制 汉语 ，原本 汉语 （ 中文 ）中没有 的汉 语 ”。 我 们 由上可 以看 出， 和制 汉语 的条件 至少有 以下三点 １ ， 基 于汉 语结构 ；２ ， 既有汉 字又 有读音 ；３ ，日本创 造 的。 ｌ 和 ２是 “ 汉语 ”的前 提条件 ，而 ３则是 “ 和制 ”的条件 。 历 了很 多纠葛之 后才慢 慢接 受 。 （ ３ ） 中的词汇 ，也就是 日本 人独特 创造 的和 制汉语 十分
对上 象 了”，也 可 以视 为动 词加 宾语 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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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和製漢語”的形成过程
本篇论文以日本幕府末年至明治时期大量出现的“日本制汉字词”（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的词汇）为主题，阐述了汉文西书在这一盛大造词过程的作用，介绍了近代日本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汇的原因和造词方式。
并且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宝石盒”效应）做了深层总结。
标签：汉字新词汉文西书翻译词造词方式“宝石盒”效应
古代、中世以来，日本一直师法中国，汉籍和汉文是研习对象。
近世以后，日本逐步转向学习西方，但中国仍然是其学术的重要供应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用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早期汉文西书”，与清末由新教传教士用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晚期汉文西书”，被日本人（尤其是兰学家、洋学家）借鉴、利用。
早期汉文西书流入日本，其中的新词被南蛮学者和兰学者采用。
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中的“体、面、线、直角、钝角、面积、体积”等几何用语，被日本采纳，并沿用至今。
除了论著之外，日本還十分重视新教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
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汉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卢公明的《华英萃林韵府》等，都流传日本。
这种对汉译西书依赖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
而明治维新使日本乘上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其翻译西书，理解、消化西方文化的能力很快赶上并超过进展迟缓的清朝，日本无需继续假手汉文西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汲取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
这时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种热烈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
造成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日本自古以来有自创汉字词汇的传统。
日本人把自创汉字词汇称之“固有语”，视作本国语文。
近代以来，日本人面对译介西方文化的巨大任务，理所当然地沿用这一传统作法。
这是历史的惯性。
第二，幕末以至明治时代译介西学的启蒙学者，如福泽谕吉、西周、井上哲次郎、前岛密等人，他们本身保有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较深厚的汉学素养，在翻译介绍西学术语时，或熟练地借用中国古典词汇，注入新含义;或运用汉语造词法，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词。
第三，包括主张废止汉字的西学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都要用汉字译介西学，是因为汉字及汉字文化有其巨大优势：汉字贮藏信息量大，单字组词能力强，
汉字的一个字，即使不能独立成词，也可以作为接头词或接尾词，很自由地与其他单字组合成词;加之汉字简练，可用少数字，甚至独字组成反映复杂内涵的词汇。
总之，汉字较和字（假名文字）造词的能力强得多，也方便得多，因而成为翻译西学术语的良好材料。
近代日本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汇，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以汉字音译西方术语，即所谓“音仿借语”。
本来，日本人仿照外来语的读音主要用假名，但偶尔也用汉字音读来音译西方术语，如瓦斯、俱乐部、浪漫等。
二、运用日本以往自制的被训读的汉字词汇（固有语），注入新内涵，以翻译西学术语。
如“手续、取缔、引渡、场合、见习”等。
三、新创和制汉字“国字”。
如医学上高等动物（包括人类）的一些分泌某种体液的腺体，为区别于一般的“线”，特创“腺”字。
此类新创和制汉字还有“吨”、“癌”等。
四、选用中国古典词汇。
如前所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的西学译介者，多有汉学根柢，他们在译介西学术语时，一个现成的方法，便是借取中国古典语汇翻译西洋术语。
例如：
革命：典出《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 本来是“顺乎天命”的意思，拿来译英语的revolution
文明：《易·乾卦·文言传》“天下文明”。
本是“文采光明”的意思，译英语的civilization.等等。
五、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制汉字新词。
日本近代学者在译介西学术语时，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中国古典词借用，便自创汉字新词，例如“科学、美术、哲学、抽象、动产、不动产”，等等。
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创制汉字翻译词时利用了一种“宝石盒”效应（表面闪烁着光芒，不知其内在内容，却能魅惑人心），首先创制出词汇，但意义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确，在渐渐的使用过程中，意义才被追加，并最终固定下来。
假如没有汉字的“复合式”效果，没有一种象盒子一样能将极富扩张性的意义收集在一个类似容器的文字里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将意义包容起来，并借此表达各种概念的文字效果，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翻译这些支撑着欧美列强“文明”“进步”的新概念。
参考文献
[1]范文澜（1955）《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
[2]王力（1958）《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
[3]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1983）：《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出版
[4]王栻编（1985）《严复集》中华书局
[5]高文汉编著（1990）《日语词汇论》吉林教育出版社
[6]灜生郑伯承编著（1993）《日语简捷构词法-日语构词的剖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7]倉石武四郎（1952年）『漢字の運命』岩波書店
[8]佐藤喜代治（昭和54年）『日本の漢語』角川書店
[9]柳父章（1982）「翻訳語成立事情」岩波書店
[10]池上禎造（1984）『漢語研究の構造』岩波書店
[11]沈国威（1994）『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笠間書院
[12]高島俊男（平成13年）『漢字と日本人』文春新書
作者简介：魏亚坤，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