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读书报告
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

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作者:杨永平杨佳悦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06期摘要:16—18世纪,“中国热”风行欧洲。
这场风潮体现为欧洲追捧中国的用品、器具以及赞扬和推崇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等。
然而欧洲“中国热”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只是欧洲人依据自身的文化认知、审美趣味及政治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并因情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欧洲“中国热”的兴衰,为新时代中国形象的构建提了一定的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热”;欧洲;中国观;中国形象中图分类号:G119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6-0174-03早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就与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
13世纪时,到访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人介绍了一个“充满黄金的国度”,而对黄金的极度渴求直接导致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并催生了16—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风潮。
“中国热”的概念来源于当代,意指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提出的;欧洲学者则以“中国世纪”命名这一社会风潮。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16—18世纪“中国热”在欧洲的兴衰,揭示这一欧洲社会的大规模热潮的时代轨迹和深层因素,为当代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借鉴与参照。
一、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发展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只存在于很少的商业互动和有限的文字记载中。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旅行家马可·波罗便将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以高度赞扬的笔调介绍给西方。
因其在华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欧洲人对于马可·波罗盛赞中华文明的种种描绘深信不疑。
而到访的欧洲商人也被中国的富足震撼折服。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就在1515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惊羡之情:“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
中国人出售瓷器和丝绸,使我们获巨利。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叶廷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我们这里讲的“18世纪”并不刻板地仅限于18世纪,实际上它有一个兴起的过程,也有一个退潮的过程,涉及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19世纪,但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17世纪以后还是一个工业社会。
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到现在文化跟生产力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同步,依然还是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信基督教,虽然有佛教、道教,但我发现我们国家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的。
所以,这两种社会的文化形态必然不一样。
文化是关乎人类本性的东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纽带相联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一旦接触,能够相通、相容,但有的时候文化的交融不是那么快,甚至会发生冲突。
比如历史上发生许多次宗教战争,在欧亚非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非常厉害的宗教战争。
但从长期来看,文化还是要交流和融合的。
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关于中西两种文化,我把中国文化定型为农耕文化加儒释道文化,它是一个守成型的文化;把西方文化定型为一种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
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特点,因为有工业做背景,有物质力量做支撑,所以比较阳刚,比较有力,形成出击型文化,往外进攻。
同时,因为西方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进取心也比较强。
农耕文化与之相比,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比较保守的。
在这样两种文化背景之下,18世纪这次中西文化友好的碰撞,西方文化是主动的。
初潮阶段中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的接触、交流的起因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过去,人们对西方传教士有一些不够公正的理解,好像这些人都是为侵略做准备的,从客观来讲,他们确实做了这种准备,但我觉得起初的动因不具备这种意图。
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叫利玛窦,来自意大利,是天主教会委派的,生活在1552年一1610年,也就是十六七世纪。
他1582年来中国,经过了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京城的重要官员,后来见到了中国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书名:《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作者:许明龙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一、本书主要内容本书主要分为5章:沟通东西的媒介、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欧洲“中国热”盛况、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第一章谈到的沟通东西的媒介,包括商品和东来的欧洲人以及西区的中国人。
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那时去往欧洲的中国廖若晨星,前来中国的欧洲人则比较多,而这些欧洲人当中的大多数是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
第二章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做一番事实求是的分析。
传教士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四类:1、传教;2、为皇帝和宫廷服务;3、向中国传授西学;4、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
特别是第4点,是欧洲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国,为中国热奠定基础。
第三章描述了欧洲“中国热”盛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欧洲人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巨著,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大帝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等。
2、很多中国经典书籍被翻译成西洋文字,传入欧洲。
《诗经》、《中国闲哲孔子》、《中国通史》等都被翻译。
3、欧洲模仿建造中国式的园林和其他建筑,上流社会追逐中国的情趣等等。
第四章讲述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
在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论述分为两种:“颂华”和“贬华”。
“颂华派”却对中国持肯定态度,主张从古老的中华文明吸取有益成分为欧洲所用。
这种观点在18世纪的欧洲占上风。
代表人物有莱不尼茨、伏尔泰。
“贬华派”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却几乎成了主旋律。
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狄德罗。
在本章的最后还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讲述了“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常言道,花开自有花落时,在欧洲持续了百年左右的“中国热”逐渐降温直至完全冷却,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该章从欧洲在华传教事业衰落、公众兴趣转移、中国形象改变、欧洲思潮发展等来说明“中国热”的降温,进而客观的分析降温的原因。
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热”

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热”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东方中国以一个历史悠久、民丰物阜、文化发达、制度先进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世界面前,从而促使欧洲形成了持续100年的“中国文化热” ,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
路易十四:乘八抬大轿驾临舞会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盛大舞会。
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进入凡尔赛宫,静静地等待国王的莅临。
随着一阵音乐响起,路易十四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缓缓入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
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豪华宫廷舞会,是当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一个缩影。
约1770-1775年英国伍斯特瓷厂仿制的中国瓷器——中国人物图咖啡壶,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趣味”花开欧洲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不但赞美中国文化,还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尚。
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其中园林和宫殿建筑方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追求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流行欧洲百余年的“巴洛克”风格,逐渐向纤巧精美、甜腻温柔、华丽娇媚、纷繁琐细的“洛可可”风格转换。
约1750-1752年英国切尔西瓷器厂仿制的中国瓷器——牡丹、罂粟和蝴蝶纹盘,大英博物馆藏。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
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
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十分爱好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在他的王宫和各处离宫中,都设有专门摆放中国各种工艺品的陈列室。
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
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热原因初探

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热原因初探作者:薛不凡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04期【提要】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汉学热,作为第一本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好逑传》在欧洲影响巨大,本文从《好逑传》入手,探寻欧洲汉学热的原因,以为当代典籍英译,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欧洲汉学热原因分析《好逑传》是一本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年间,撰者不详,署名“名教中人”。
主要内容为恶霸过其祖欲强娶才女水冰心,水为侠士铁中玉所救,过怀恨在心,给铁下毒。
水为报答铁,不顾闲言碎语,将铁接到家中悉心照料,并在此过程中与铁互生情愫,但二人严守礼教,不曾做逾矩之事。
后又遭过诽谤,经皇后验明水处子之身,二人最终获得皇帝指婚。
约在1750年间,英国人詹姆斯·威尔金森在广东发现了一部手抄本英译《好逑传》。
不久,这部译文集经英国著名汉学家托马斯·帕西加以编辑整理,在英国正式出版,成为第一本英译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并在欧洲引发了翻译出版《好逑传》的热潮,迅速地被转译为法语、德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
可是对于这本书,国人却知之甚少,它为什么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呢?一、根本原因:文化的相异与相通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那么简单,其背后还包含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好逑传》之所以能被翻译到欧洲并广为流传,究其根源,便是文化之间的相异和相通。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长久以来,在大千世界的各个角落,形成多彩多姿的世界文化,呈现出文化多样性。
同时,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又存在很多共性。
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性为文化传播奠定基础。
简单来说,若世界各地文化完全一样,则无外译必要,甚至不存在翻译;若世界文化完全不一样,则会因无法相互理解而全无交流的可能。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认为当时社会道德败坏,他们呼唤理性,轉而向重视伦常、以儒治国的古老的中国寻找与他们追求相契合的点。
《好逑传》被翻译到德国后,著名作家歌德对书中男女主相敬如宾,洁身自守的行为十分赞赏,他评论道:“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专题八 欧洲的中国热

冯秉正的7卷本《中国通史》是20世纪之前欧洲人有关中国历史的最完 备的著作。从中国历史的源头一直写到康熙时代,有关周穆王至唐末五 代的部分主要是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译。
二、17-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告
3、主要专题著作
白晋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是一部颂扬康熙皇帝的专著, 书中的康熙是一位聪明而又仁慈的专制君主,一流的领导者, 勇敢的战士和不倦的猎手,卓越的智者,勤奋的学者,个人 道德的典范,以及期待他归化的耶稣会士们的保护者。 卜弥格《中国植物》、《中国药物标本》、《中医脉决》
(一)中国哲学在西方
(二)莱布尼兹与中国哲学
(三)法国启蒙思想家与中国文化
(四)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与中国哲学
(一)中国哲学在西方
儒家哲学——无神论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二)莱布尼兹与中国哲学
“千古绝伦的大智者‛(罗素语) 1679年,编纂出版《中国近(况)事》 一书。收录了在华 耶稣会士关于当时中国以及关于中国与俄国之间关系的报告 和信件。 译传教士白晋《康熙大帝传》为拉丁文。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 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 我们觉醒了。‛
(三)法国启蒙思想家与中国文化
“在这种‘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转型期,法国 人确实感到了一种莫大的精神焦虑。正当他们从旧 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需要寻求 新的心理平衡时,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了 过来,这就为法国接受远东这种古老的文化创造了 契机‛。
(四)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与中国哲学
洛可可风格于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是在 巴洛克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 洛可可风格的基本特点是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 纷繁琐细。 室内应用明快的色彩和纤巧的装饰,家具也非常精致而偏于 繁琐,不像巴洛克风格那样色彩强烈,装饰浓艳。
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
2014年第6期(总第137期)/十一月号现代哲学MODERNPHILOSOPHYNo 62014/GeneralNo 137/November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再研究张西平【摘要】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16-18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
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
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启蒙运动;中国热;中国文化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6-0057-10一、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在19世纪后由西方所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其根据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确立的。
西方所以取得现代化的显著成就,获得这样的地位,那是因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传统。
文化的优越导致了发展的优越,文化的先进导致了社会的先进。
这样,西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的经验就成为全球性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为全球各类文化的统一表述。
西方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榜样:希腊、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西方的道路应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应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的制度和的理念。
于是就有了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东西之分”、“现代与传统之别”的二元对峙的模式。
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西方代表着现代,东方或者非西方代表着传统。
这样东方或者非西方国家如果希望走上现代之路,就一定要和传统决裂,就一定要学习西方。
如何解读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这一现象?
解读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兴起着一股“中国热”风潮,其中既有形而上层面,对中国文化、道德和思想的推崇;还有形而下层面,对中国器物和中国趣味的热捧。
前者主要表现在大量介绍中国国情著作的涌现,其中囊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颇具代表性的有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冯秉正12卷本的《中国通史》,还有杜赫德包罗万象的《中华帝国全志》等。
《中华帝国全志》带有一种全景式色彩,它是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不妨这样说,启蒙思想家从这书得到的启示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无需以基督教作为基石;哲学家完全可以依据此书作出这样的推断: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经验而不是教条;主张开明专制的人从中看到了贤明的君主和近乎完善的监察制度;重农主义者从中找到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例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由此可见,这本书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同时这些信息又迎合了当时欧洲各个阶层的需要,以至于此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普遍欢迎,而其本身既是“中国热”的一个文化表现,又是推动“中国热”全面深入进行的重要动力。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的极大热忱,并且动手将其译介到欧洲,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就曾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上边,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其中刊印了“四书”全译本和介绍其他中国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无疑是引人瞩目的。
他的成就是在前人乃至几代传教士努力的基础上取得的,这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是一个不间断的事业。
这既包含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情,也包含了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当然其中还有便于在中国传教的功利目的。
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及启示
2020年第06期ECONOMIC RESEARCH GUIDE总第428期Serial No.428No.06袁2020经济研究导刊早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就与中国有商业上的往来。
13世纪时,到访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为欧洲人介绍了一个“充满黄金的国度”,而对黄金的极度渴求直接导致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并催生了16—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风潮。
“中国热”的概念来源于当代,意指中国文化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国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提出的;欧洲学者则以“中国世纪”命名这一社会风潮。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16—18世纪“中国热”在欧洲的兴衰,揭示这一欧洲社会的大规模热潮的时代轨迹和深层因素,为当代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借鉴与参照。
一、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发展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只存在于很少的商业互动和有限的文字记载中。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旅行家马可·波罗便将自己眼中的中国文明,以高度赞扬的笔调介绍给西方。
因其在华的广泛游历与深入体验,欧洲人对于马可·波罗盛赞中华文明的种种描绘深信不疑。
而到访的欧洲商人也被中国的富足震撼折服。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 )就在1515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惊羡之情:“我们在广州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
中国人出售瓷器和丝绸,使我们获巨利。
”另一位航海家埃姆波利(Empoli )则是在表达感受的同时做出评价。
早期欧洲关于中国的种种记录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完美的国度,为16—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
二、欧洲“中国热”的发展而新航路的开辟、地理隔绝的打破,为东西方直接联系与交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在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尤其体现在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代表的日用品的大量需求,家居装饰等中国风格的运用,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
浅谈18世纪中国热
浅谈18世纪中国热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而且还跨过千山万水,传播、影响到欧洲一说起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人们往往举出四大发明: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和火药。
这四项当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仅仅用这些涵盖对西方的影响就显得有些片面。
西方人要航海,要开拓,要征服,要殖民世界,因此火药和指南针对他们太重要了;印刷和造纸只是文化人的事,可见四大发明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亲切。
为欧洲人所熟知的中国制造如茶叶,陶瓷,丝绸在当时的欧洲社会风靡一时。
因此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四大发明。
用四大发明来代表中国文化,实在是一种误解。
首先讲讲中国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如今茶也是和咖啡并列的世界上最流行的两大饮料。
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茶真是神奇的东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被这小小的树叶征服了。
据说茶叶初到英国时,贵族纷纷将吃茶叶做为身份高贵的象征。
上流社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调制茶叶,蒸、煮、烤,但很少有人知道茶叶是用来泡的。
直到有一位公爵夫人有一次大宴宾客,席间侍者捧来用牛奶泡的茶,贵族们品之味道独特,由此而甚爱之,并纷纷效仿。
于是,这也便成了欧洲人喝茶喜欢放牛奶的原由。
据说也是这位公爵夫人每天下午都边喝这种牛奶泡的茶,边与好友贵妇聊天,这种习惯为贵族们纷纷效仿,这就是下午茶的由来。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文化中国的瓷器,丝绸也曾风靡西方的社会。
在瓷器传入欧洲之前,西方人日常使用的器皿都是以陶器、木器和金属为主。
所以当轻薄漂亮的瓷器一传入欧洲,收藏中国瓷器立刻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一种风潮。
在最早和中国贸易的葡萄牙,王后和公主的饰品大都是瓷器,葡萄牙国王赠送给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常常是中国瓷器,并且王后委托人在中国订烧有自己肖像的餐具,赠送给有功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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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
书名:《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作者:许明龙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一、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分为5章:沟通东西的媒介、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欧洲“中国热”盛况、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第一章谈到的沟通东西的媒介,包括商品和东来的欧洲人以及西区的中国人。
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那时去往欧洲的中国廖若晨星,前来中国的欧洲人则比较多,而这些欧洲人当中的大多数是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
第二章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做一番事实求是的分析。
传教士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四类:1、传教;2、为皇帝和宫廷服务;3、向中国传授西学;4、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
特别是第4点,是欧洲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国,为中国热奠定基础。
第三章描述了欧洲“中国热”盛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欧洲人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巨著,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大帝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等。
2、很多中国经典书籍被翻译成西洋文字,传入欧洲。
《诗经》、《中国闲哲孔子》、《中国通史》等都被翻译。
3、欧洲模仿建造中国式的园林和其他建筑,上流社会追逐中国的情趣等等。
第四章讲述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
在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的论述分为两种:“颂华”和“贬华”。
“颂华派”却对中国持肯定态度,主张从古老的中华文明吸取有益成分为欧洲所用。
这种观点在18世纪的欧洲占上风。
代表人物有莱不尼茨、伏尔泰。
“贬华派”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却几乎成了主旋律。
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狄德罗。
在本章的最后还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讲述了“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常言道,花开自有花落时,在欧洲持续了百年左右的“中国热”逐渐降温直至完全冷却,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该章从欧洲在华传教事业衰落、公众兴趣转移、中国形象改变、欧洲思潮发
展等来说明“中国热”的降温,进而客观的分析降温的原因。
二、感受
中西方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是从19世纪开始的,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西风东渐,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西风东渐之前,有一股强劲的东风西渐。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告诉我们,18世纪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不少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
那时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与鸦片战争以后那种落后、衰败的形象迥然不同。
15—16世纪,欧洲人对外殖民、扩张,打破了东西方长期彼此隔绝的状况;16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大批精美的中国商品连同商人和传教士对中国的宣传让欧洲人发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新世界。
所以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热。
”
我觉得,该书分析欧洲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俗的层次和雅的层次。
俗的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于物态文化,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述这方面的表现: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
作者认为这一层次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这种中国热虽然表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
雅的层次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仅表现为对中国的理性思考,还将中国作为参照,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作者认为18世纪的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所谓欧洲人如何看中国主要是这一层次的反映。
然而,要概括欧洲人如何看中国并非易事。
书中说,不但在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形象,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传教士的报告和书籍、游记等是当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他们为了争取欧洲对其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而倾向于美化中国。
“耶稣会士的信札和报告,大都以美好的言辞描述中国,甚至有人将中国比作人间天堂。
”所以,倚重这种信息的人必
然会将中国理想化。
而一些不相信这类报道,另辟信息来源的学者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受黄嘉略的影响,对中国采取一种审视和批评的态度。
但也不能说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千差万别,根本无法梳理出一个大致清晰的,并被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
“史实表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且是正面的、美好的。
”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察全面而又细致,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广泛和浓厚的兴趣。
大致可看出有这样几个方面:
1、没有一个欧洲人不为中国的辽阔国土和稠密人口所震惊,中国每一个省的面积都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人口之多和密集更给人深刻印象,依据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人丁兴旺正是国家富强的标志。
如伏尔泰就代表了这一观点,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奇迹。
不过孟德斯鸠却认为,众多人口对中国经济和政治都是一大包袱。
欧洲普遍把历史视为一个国家的荣誉,中国悠久的历史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被誉为“睿智的王国”。
同时中国在传统与习俗上都迥异于西方的“异国情调”,也显得无比新奇。
2、在政治与法律等体制方面,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绝对世俗权力和最高宗教权力;道德、宗教、习俗以及法律往往难以分清,行政与司法也是同样,欧洲人对这些非常有兴趣。
而且欧洲人对科举制评价甚高,认为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3、在宗教领域,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中国的宗教自然成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他们发现,中国人信奉多种宗教,崇拜多神,而且宗教观念相对淡薄,这些都与西方完全不同。
由于具备宗教宽容这样的优点,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欧洲那种宗教战争。
儒、佛、道三教也是他们感兴趣并具体研究和评论的对象。
4、在经济和商贸领域中,中国农业非常发达,人民勤劳,农产品种类繁多,手工业技术先进等等,只是畜牧业不如欧洲。
不过由于政府对于外贸不热心,才在拥有如此丰富产品资源的情况下,对外贸易长期没有发展出应有的规模。
欧洲人非常想发展这些方面,所以也成为了研究对象。
5、在文字语言方面,中国的语言文字对欧洲人来说非常艰难,还有人认为汉语的难学造成人才成长的缓慢,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之
一。
总体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有一些辉煌的成就,以四大发明为主要代表,但长期以来没有明显进步,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以上看法表明,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的确基本上是正面的和美好的,尤其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赞扬更为热烈。
例如,法国的伏尔泰是欧洲18世纪最关注中国,谈论中国最多的思想家。
他称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政治开明、道德高尚……。
总之,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对中国的赞美丝毫不亚于伏尔泰:“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选一个精于辨识各民族的优点,而不是精于鉴赏女神的美丽的评判员,那么金苹果就应该奖给中国人。
”当然,那时也有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者,如孟德斯鸠批评中国的专制主义,轻视中国人的品德,说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不过这种贬华派在18世纪末叶之前仅是少数。
然而“颂华派”占主流地位的状况到18世纪末起了明显的变化。
美国学者孟德卫把欧洲人眼里中国形象的改变简单归结为西方的进步。
“由于西方的胜利,欧洲人和他们在北美的后裔以为自己已经足够进步,已经无需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寻求更多的基本价值观。
”本书对此的分析则更为细致、具体和全面:欧洲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减少了以往那种美多于丑的信息来源,从18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欧洲知识分子从最初的惊奇中冷静下来,理性的思考悄悄地取代了感性的赞叹;对东方其他国家如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国的关注和偏好导致公众兴趣的转移;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欧洲进步思潮的发展使欧洲人认识到中国的停滞不前,“在进步这把尺子面前,中国骤然由巨人变成了矮子”。
此外,少数人因无知与偏见而贬低中国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