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简介
西安事变兵谏地点
西安事变兵谏地点西安事变是指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的中国历史事件，也被称为西安事变（Xi'an Incident）或双十二政变，是中国国共两党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联合合作的转折点。
在这次事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兵谏地点展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对话和谈判。
西安事变兵谏地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指当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地点——西安金花镇悦来客栈。
这个地点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中一段重要的篇章。
西安事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前夕。
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共同致力于保卫国家的统一和独立。
然而，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士对于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们希望尽快结束内战，以便全力抵御日本的侵略。
同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未来政权的争夺也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在西安举行会议，商讨对抗日本的具体战略。
当时，张学良意识到，除了军事方面的合作，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解决方式也至关重要。
于是，他们决定将事态升级，并派遣架空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北上，划定军事行动的红线。
在这种背景下，西安事变兵谏地点的重要性凸显起来。
悦来客栈成为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谈判的关键场所。
虽然正常来说，作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他们本应在国家最高行政和决策机构内进行对话，但考虑到时机的敏感性和保密性，选择了较为隐蔽的地点。
在悦来客栈的会谈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展开了长时间的交谈和辩论，两位领袖针对国家未来的命运以及解决内部矛盾的方案提出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国共两党联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取消国共两党的分裂和解散特务系统等。
这些提案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和反对。
随着谈判的进行，西安事变兵谏地点成为了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西安事变的发生震动了整个国内外，对于抗日战争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简介
西安事变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
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
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
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
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发生在西安。
事变当天，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此事件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统一抗日战线事件经过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中正，蒋中正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诚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
[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
12.22宋美龄接见蒋中正，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
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中正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中正也被迫答应了。
结果•西安事变后停止了攘外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影响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进程中，发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的事件。
这一事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稳定，并对国内政治和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背景西安事变的背景，源于抗日战争的推进。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渐渐向其他地区侵扰。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卢沟桥附近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之后，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波澜壮阔地进行。
然而，国共两党在共同抵抗日本入侵上的矛盾和争夺依旧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加剧，互相之间的信任减少。
这也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 事件经过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率领军队从重庆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
蒋介石的目的是征求他们的支持，以推进南京政府的抗日运动。
但蒋介石在西安的行为却引起了张学良的不满。
三天后，张学良在会谈中指责蒋介石的独裁行为、污名化张家军队以及对民间的压迫。
蒋介石请求离开，但是被张学良扣留。
蒋介石的被扣押，使沙场上的抗日战争失去了指挥和主导者。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重要将领的支持下，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了14天，事态十分严重。
3. 影响西安事变对于抗日战争和国家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抗日战争而言，这次事变造成了重要的指挥中断。
在整个事件发生期间，南京政府对抗日的行动被迫停顿，顿时陷入了无力的境地。
这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都有着详尽的记述。
同时，事件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的加剧，影响了党间的关系。
而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在软禁期间被迫放弃了对于国家和国民党的完全的掌控权。
这也为中国后来的政治面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在西安事变过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渐渐改善。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携手对日反侵略，可谓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证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对于领袖地位的争夺，对于国共合作是危险的，并且是必须避免的。
西安事变
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之意义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押逼迫蒋介石的情况下爆发的。
其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榆关抗战后，山海关失守，同年热河抗战爆发，随后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会师。
同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之后不久，东北军损失惨重，计划宣告失败。
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次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随后在九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开始逼迫张学良剿共，在再三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与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西安事变后，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分歧，在国际上，日本想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美英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内，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亲美英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而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中国历史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这次事件也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讨论西安事变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简介西安事变，即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的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一次政治争斗事件。
当时，张学良与杨虎城认为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过于强硬，而蒋介石则要求他们放弃这种态度。
在争执中，张学良与杨虎城将蒋介石软禁在西安，此举引起全国轰动。
经过中共、苏联等多方游说，三位主要人物最终达成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款。
西安事变的解决，为中国面对日本侵略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二、西安事变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1.增加城市人口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5%。
然而，随着战争爆发，许多人从农村逃往城市寻找安全和生计。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战乱减少，城市恢复了一定的安定和秩序，吸引了更多人口移居。
这导致城市化率的增长，城市人口比例逐渐提高。
2.加快城市规划与建设西安事变之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都比较落后，城市面积和人口的增长稍有跟不上。
然而，在战争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恢复城市经济，政府开始加快城市规划和建设。
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也开始注重城市环境的改善、城市交通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这使城市得到更好的发展。
3.催化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西安事变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还体现在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上。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这些人口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
农民工的到来不断改变着城市的文化，风俗和习惯，从而推动了城市和农村的交流和融合。
4.加速工业化进程在战争的背景下，为了满足战争所需，政府开始推进工业化进程，大量投资建设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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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事件。
这场事件的发生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抗日运动，周恩来等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战线，集合了共产党，各个民主党派，军队，左翼派系等，形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
此时，日本在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加剧，蒋介石在困境中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批判，这使得两党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1936年12月，蒋介石决定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要求北路军撤离，以配合对日战争。
但是，在北路军的领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带领下，数千军人包围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对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批判，并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彻底动员全国抗日。
张学良认为，唯有民主政治才能让中国彻底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抗击日本。
二、西安事变的影响1. 弱化了军阀政治西安事变的发生，打破了国民党军阀统治和维持社会和谐的权威，给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2. 增强了全国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西安事变前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也越来越激烈。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的长期斗争进入了一个带有更为鲜明的全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3. 前途暗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西安事变后，不少革命者意识到，中国的乱象不是因为历史责任重重和天命的安排，而是由于放权不当、对民主政治的排斥和贪腐统治。
中国能否走向强大与复兴，关键在于以新的民主政治为基础。
三、时机因素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国共两党也面临着日本侵略严重的威胁。
就在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此为借口，采取了某些行动，此时，全国上下一致认为必须要恢复军队的解放，而决定西安事变的军方领袖恰恰把这种民意体现到了行动上。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场事件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并且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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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简介篇一：张学良与西安事变www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了史学专家杨奎松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三篇最新文章。
一、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时至今日，有关这场事变还有不少的谜没有解开。
甚至有些本来是清楚的问题，如关于事变发生的时间及经过情形，也因为种种原因，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本文仅综合各种资料，就几个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1.蒋介石是被张学良设计骗来西安生擒的吗？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
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
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
这里“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
[1]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
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
根据他转述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
”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答说：“再劝。
”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2]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9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
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
据张转述说，该书肯定地说，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
称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反而是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张对此事要慎重。
[3]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
以栗又文回忆而论，已知7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开始对自己与中共密谋联苏反蒋一事倍感不安，心情矛盾。
直到8月底，尽管中共中央专门派了潘汉年前来西安与张商量反蒋大计，张却长时间称病不见潘。
直到29日因猜测南京方面对其有所企图，派特务捉了与东北军来往密切的刘澜波等人，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
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
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在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并无所见。
但即使有此一说，也无文献资料能够证实，或许是来自叶本人的回忆。
而回忆年代久远，自不见得准确。
如《叶剑英传》根据叶自己的回忆，说叶8月底9妆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回到延安”，[4]就明显不确。
不仅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不在延安，而且当时的文献档案清楚地显示，叶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由西安返回。
11月18日以后叶陆续有电报给西安方面，故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时，叶又如何能够还在西安呢？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也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
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
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后来解释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
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5]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
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这次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
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
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
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
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
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
??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
??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
[6]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驻蒋说”一句。
“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
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
显然，张学良的回忆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内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它显示，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
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恐怕多少与其写回忆时的处境有关。
试想，如果张学良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来？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
况且，杨虎城的这一说法，也正是张学良告诉叶剑英，叶据以转报中共中央的。
注意到张转述杨的说法，并未加任何评论，可知张后来所谓“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
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
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
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人，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
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
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
但是，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样做，其意也在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
为此，他特别强调：眼下“勿公开与南京挑战”。
至于何时挑战，如何翻脸，张此时未置一词。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
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
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及其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的抗争了。
问题，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至少，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准备与蒋对抗的条件。
因此，他还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
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7]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
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
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
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
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
直至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
当时，蒋正策划绥远抗战，张借机于11月27日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
但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日要求再次落了空，因此心中再种“恶缘”，“愤怒不已”。
[8]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
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终于决心采取一些行动了。
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能通过迫使蒋接受东北军北上绥远抗日来达成根本转换西北形势的目的。
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但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要尽速设法。
但张学良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9]此电之前面半段话仍是如前此一样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意即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期停止。
故毛泽东次日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对张电的解释也仅仅是：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10]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
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