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中古时期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概括中古后期西欧城市的特点
概括中古后期西欧城市的特点西欧是一个充满历史荣光的地区。
中古后期的西欧城市，不仅影响了当今的工业城市，也极具特色，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以下是中古后期西欧城市的7大特点：1、高度进步的工业经济：中古后期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在工业经济方面尤为突出。
欧洲工业化的推进，对西欧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使得它们成为拥有先进经济体系的重要工业城市。
2、先进的交通系统：当时西欧城市的基础设施系统大大改善，具有现代意义的交通系统建立起来，大大提高了城市的便捷性和联通性。
这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
3、发展丰富的商业：中古后期西欧城市出现了大量商业活动，既有发达国家先进的贸易体制，也有新兴国家城市萌芽的初步商业体系。
推动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
4、繁荣的文化活动：中古后期西欧城市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艺运动层出不穷，名人辈出，多样的文化活动就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为城市的居民和游客带来无限的乐趣。
5、储备丰富的资源：中古后期西欧城市拥有丰富的资源储备，比如金属，木材，石材，纸，染料等等，这些资源对当时的工业发展至关重要，对城市的发展也有重要推动作用。
6、多样化的文化：由于西欧城市位于欧洲，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它们具有多样化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变化的历史遗产，为整个欧洲提供着富有文化精髓的活力。
7、复杂的政治状况：中古后期西欧城市的政治状况极为复杂，因为当时正处于国家分裂，民主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之下，政治体制变革，国家分立，城市的利益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总之，中古后期西欧城市有先进的工业经济，交通便捷，商业丰富，文化繁荣，资源丰富，文化多样化，政治状况复杂等7大特点。
因此，西欧城市在影响现代城市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世纪东西方城市的差异
中世纪东西方城市的差异城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原始公社的瓦解和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
在中世纪，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西方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从起源看，东方封建城市是古典城市的继承和发展，这和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有关。
东方国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城市未受到破坏，国家仍独立存在，多数古典城市被保留下来。
拜占廷帝国存在千年之久，由于内部封建因素的增长和斯拉夫人农村公社制相结合，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拜占廷城成为东方古典城市继承和发展的典型。
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也是这样。
如长安、开封、洛阳、郑州、北京，都是从奴隶社会继承下来的城市，它们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所以，东方封建城市起源早，存在时间长。
与之相反，西方封建城市起源很晚，这是由西方历史发展所决定的，4-5世纪，西罗马帝国受到侵略，城市化为一片废墟，8-9世纪时，为了防御诺曼人、阿拉伯人和匈牙利人的侵袭，西欧各地兴建了许多城堡，这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到了十一世纪，随着西欧封建制度形成，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很快，十一世纪的英国有80多座城市，十二世纪发展到100多座。
城市主权的差异也较大，东方封建城市的主权被王权所操纵，这是由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东方国家一般是土地国有，国王是最高地主，自始至终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从中央到地方控制着城市的一切大权。
主要表现在：第一，王权左右城市的布局，决定城市的性质是为本阶级的政治、军事服务，政治、军事性质大于经济性质。
分析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可以看出它体现了王者为贵的思想。
如长安的布局就是这种思想的典范，所以东方封建城市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它完全隶属在王权的统辖之下；第二，王权掌握城市的命运，决定了城市的兴衰。
阿拉伯国家七世纪时定都大马士革，麦地那地位则下降，阿拔斯王朝时定都于巴格达，大马士革地位下降，巴格达发展起来。
古代中西方城比较-精品文档
古代中西方城市比较[ 提要 ] 古代的中国与欧洲虽然都是商品经济繁荣、交通运输发达的区域，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却加强了封建统治的地位。
本文试图从城市的起源、城市的制度和城市的主体等三个方面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唐宋之前的中国城市进行对比，尝试运用制度变迁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前者是封建体制外的产物，而后者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并且会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 2015-37 )资助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一一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收录日期： 2016年 11 月 16 日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
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
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圭寸建型城市与中国圭寸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
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西方古城差异以及对现带城市的借鉴
中西方古城差异以及对现带城市的借鉴城市是人类的有意识创造,是人情感与欲望的物化形式.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城市在空间布局和城市精神上表现出根本的差异.自知与世俗政权中心是中西方古代城市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一直延续到现代城和市是两个不同的元素，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文明。
在中国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市。
然而在西方市的内容则要大于城。
在中国集权体制下带有潜力行政符号的城市，有着别具一格的特点。
首先，中国的城市是隶属于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之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阐明了这一点，城市为中央行政的分支。
历史上，攻城略地，只要占领了城市也就相当于占领了这一地域的行政管辖权。
然而在西方，城市是自制的。
这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
城市之间互不统属，彼此之间独立自治。
虽然古罗马以后专职帝国取代共和制，城市自治被打破，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意大利自治城市的的兴起，也意味着专制王朝统治的逐渐消亡。
其次，中国的城市是有等级的。
有些城市的人口可能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及规模并不一定低，但是依然处于行政等级体制的最底层。
然而西方的城市则没有行政级别的限制。
再次，中国的城市是限制国内人口自由进入定居的，西方的则是完全允许国内人口的自由进入。
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管理通过城市向农村和基层辐射，为了确保管理的效率，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连坐制度等，所以城市的进入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即使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在城市当了官，有了自己的府邸，退休后也要回到故里，不能长期地在城市定居。
在西方，中世纪末期，封建领主的农奴一旦进入城市，就可以宣布自己为自由民。
所以城市的开放性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
正是由于开放导致了城市由于人口不断更新，增加了活力和竞争性。
这是中西方现代城市发展史上非常大的制度差异。
最后，中国的城市是管理农村的。
而西方的城市只是管理城市的人口，农村有社区自治。
因为在中国馆展出的内容中要体现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这可能会给世界的参观者带来一个好奇的问题。
中西方城比较-文档资料
中西方城市比较城市(city)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在东西方文明的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作文明的共有的标志, 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西方城市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由此也决定了整个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
本文试图从城市的概念入手, 通过对东西方城市的起源及其特点的比较分析, 从一个侧面去揭示东西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同途径。
一、城市的概念和起源中国是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 “城”和“市”是两个概念。
“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 能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 “市”则是商品交换之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城”里的人口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城”里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市”作为日常的贸易场所才在城内或城郊出现。
在中国, “城”的政治涵义往往覆盖了“市”的经济涵义, 因为城市的建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城市的建立主要基于统治者的政治、军事目的。
中世纪西欧城市则是在经历了五六个世纪的断裂期后重新出现的。
从11世纪开始, 兴起的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古典城市的复兴, 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
其中以后者占据主要地位。
关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具体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 从这些不同的观点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城市的起源是多元化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 从事工商业的人们聚居在一起,中世纪城市便因此自下而上的广泛兴起。
在西欧大部分地区, 一个地方能否成长为城市,关键要看该地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和工商业者的选择意愿。
二、中西城市特点的比较东西方城市含义及其起源背景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不同的特点:1、从城市的结构功能上说, 中国城市的兴废和布局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西方城市的布局和功能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的制约, 从而形成了东西方城市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
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作为政治需要的产物,城市的兴与废、盛或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统治者的意志。
封建时代中国与西方城市的比较
封建时代中国与西方城市的比较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又强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大约已经有5000多年，一般认为，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
而就封建社会时期来说，封建城市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从东西方的城市对比来看，两者封建城市的起源、内部社会构成、外部社会关系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些都是因其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社会演变乃至地理形态的不同而导致的。
本文仅就中西封建城市的产生、内部构成等几方面异同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由“城”生“市”，欧洲由“市”圈“城”中国封建城市形成于奴隶制全盛时期的西周，而大批兴起于奴隶制即将崩溃的东周时期，在那时，封建城市已经在经济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可以从战国时期的古城一般都有墙垣和街道来证明。
到了战国中期，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
……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①就充分说明了与周朝相比，战国时中国城市数量大增，迎来了封建城市发展的高峰期。
可以认为，我国的封建城市不是封建社会形成后才开始出现的，而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而出现的。
就中国封建城市的产生途径和发展过程来看，对中国封建城市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政治和军事的需要。
我认为，其经历了由“城”生“市”，以“城”为主的过程。
在上古中国，早期所谓的“城”就是为防御和保卫而建造的防御设施，逐渐变成了用石块建筑的城墙和塔楼。
“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
”“天子之城高九切，公侯七侧，子男三侧。
”②可见“城”是贵族们四面筑墙，用来防卫的军事政治据点，并且因贵族的等级，“城”也有着不同的规模③。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少数民族的骚扰，统治者也会在一些险要地方筑城，但这些也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
到了秦汉时期，封建城市的大批出现则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有关。
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区别高考主观题
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区别高考主观题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区别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代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与此西欧也正在经历其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尽管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有着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发展路径和特点却存在一些显著的区别。
本文将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对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差异进行全面评估，并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城市规模和人口我们来比较一下宋代城市和西欧城市在规模和人口方面的差异。
宋代城市以其巨大的规模和庞大的人口闻名于世。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口高达一百多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而西欧的城市则远远没有达到这种规模。
中世纪的伦敦、巴黎等主要城市，其人口不过十几万左右。
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诸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我们来分析一下宋代城市和西欧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的差异。
宋代的城市规划以城墙为界，街巷纵横交错，宽敞整齐，形成了独特的格局。
与之不同的是，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划，街巷狭窄，且相对混乱。
宋代的城市建筑多采用木结构，灵活轻便，而西欧则大量使用石质建筑，更加坚固耐用。
这些差异既反映了两个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技术特点，也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经济和贸易宋代和西欧的城市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和贸易特点的差异。
在宋代，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城市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周围的农田肥沃，食品和农产品的供应相对充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两江交汇处的汴京作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使得外来货物的贸易成为当时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中世纪的西欧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农业生产水平一度下降，城市周围的农田也相对贫瘠。
西欧城市的经济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
三、政治和社会组织政治和社会组织是宋代城市与西欧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差异。
比较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城市建设与发展
比较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城市建设与发展城市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密集的、永久居住的社会实体。
城市的发展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物质表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强盛、富饶与否的重要指标。
经千年的历史，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经过了各种思想的演变和方式的改革。
中国与西方国家因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
蓬勃发展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为我们揭开古老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神秘面纱，了解到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延续。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发展史是漫长而历经岁月的沉淀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的。
考古证实，我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距今约有3500年的历史。
几千年来，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几经演变。
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
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及文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时期。
各种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法家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传承后世。
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商业的发达，战争的频繁，形成了当时城市建设的高潮。
到了西汉的武帝时代，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提倡的礼制思想最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
从此，封建礼制思想开始了对中国长达3000年左右的统治。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发展越来越体现正统儒家思想的特点，中国古代文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大量可见的是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规划理念，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
而且管子和老子为代表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许多古代城市格局表现出利用自然而不完全循规蹈矩。
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突破了礼制的束缚，体现出开放的，自然的文化景观。
欧洲的古代文明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巨卷。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6世纪，欧洲经历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中世纪。
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在十世纪前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初期的城市是教俗封建主的封建领地的一部分，城市居民在经济上要向封建领主承担赋税和劳役，在政治上受封建领主司法和行政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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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中古时期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吴本祥（黑龙江省农垦师专政史系主任、副教授）摘要中古时期，东西方城市基本上都是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在封建生产关系牢固建立起来的前提下，在由地方割据走上集中统一的政治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城市的发展，又为封建经济的全面繁荣、政治统一、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瓦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近代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该时期由于各地区、民族、国家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城市方面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即：城市起源不同、结构不同、作用不同。
关键词中古西欧中国城市特点土地所有制阶级结构政治结构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１、城市起源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是在１０至１１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
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
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①］这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
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
如法国巴黎以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
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
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
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９６２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
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
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
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
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１４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４万居民。
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
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４７５年，西欧是公元后４７６年）。
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
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
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齐国都城临淄已发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
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
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
到两宋、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
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
（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
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
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
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２、城市的结构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
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
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
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
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⑧］。
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
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
城市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
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
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
中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
具有真正意义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
［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
所以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
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
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
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要回乡置产务农。
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
习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
城乡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
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３、城市的作用不同。
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
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场。
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
这是因为：（１）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２）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
（３）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
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
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
新领主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
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
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
这一运动从１１世纪城市出现起到１３世纪城市形成。
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
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１１００年和１３００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
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
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
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
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制国家。
（英于１２９５年召开国会，法于１３０２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
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来的”［①④］。
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
如西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