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的历史阶段变化

近期中国的历史阶段变化中央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体现出新世纪以来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走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的“百年激进”。

此说并非主张保守，而是考虑到几个重要经济社会结构阶段性的变化。

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其一，亲资本政策改变的内在条件在于资本过剩。

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一百年中所做的，不外乎是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

老一代学者马洪早在一九九八年就提出我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中青年学者林毅夫则于一九九九年分析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因此我认为：不仅上世纪末我们就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本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实体经济并走向相对过剩。

只不过，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差别太大，很多的地方政府仍然坚持亲资本政策招商引资。

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除了资源环境因素之外，主要在于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的实体经济领域，投资者无论办何种实业，都有利润迅速摊薄、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从实体经济转而向投机性领域流动获取利润。

尽管如此中国的金融资本虽然走向过剩，却在国家垄断下有另外的作用。

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运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断制造负债转嫁制度成本。

同时，放弃金本位约束的货币增发也是政府不断扩张信用——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缩小债务压力。

因此，主权独立的国家把握货币主权，以政治强权不断制造货币信用，是向社会转嫁政府负债的直接手段；而霸权国家货币增发促进的金融全球化则是向世界转嫁债务的直接手段。

历史地看，“二战”以后世界上所有的跟进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资本极度稀缺。

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比较激进的政策体系大都实质性地具有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可能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内涵性地亲资本，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解释。

直到一九九九年认识到产业过剩的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要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接着，从二○○二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因此现在叫做“民生新政”。

二○○七年提出“生态文明”，则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

至此，中央政府层面上已经表现出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

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就得有至少二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走出亲资本体系的政策变革当然不能激进，需要比产业资本形成和扩张时期单一制政府强力推进资本化政策更缓和些。

其二，中国产业资本的结构调整和扩张，与一九七一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正常演变：“二战”后美元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量货币信用破坏了其承诺的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

当世界上各国政府大都不可能再以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时候，当然会导致更多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垄断货币发行所派生的政府信用无限扩张，这又必然导致最吸纳增量货币的虚拟经济领域不断扩张，遂有全球金融化中的资产泡沫化。

而当发达国家因这种短视的竞争而普遍发生实物产业外移加速时，又会以自己泡沫化的货币信用来要求其他实物经济国家让出金融主权，以使其凭借强权创造的金融经济能够得到实物经济国家的资本化利益。

这就是一九九四年GATT（关贸总协定）转变为WTO（世贸组织）的实质：把以往只在乌拉圭回合才能谈判、不纳入商品的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农业纳入进来，使之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适应西方经济结构变化并逐渐完善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制度支撑，而对其具有维护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则势必被主导国家当成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体系而充斥其教育、文化。

可见，西方从产业资本全球扩张阶段的自由主义向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观利益需求作为依据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带任何派系观点地看，中国人要实际考量的只是如何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化带来的危机代价对我们的转移，和怎样才可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而是否喜欢被西方文化表象的普世价值，则可以是个人的主观偏好，不必争论。

政治上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很多人深受外来文化内涵性具有的意识形态影响，遂以为我国过去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

需知，这也缺乏事实依据。

若真搬用西方理论，其实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亦即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小资人群特性。

一九五○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很清楚地指出，工业人口只占不到百分之五，也就是说，那时客观上并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

我国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也是“独立战争”，事实上是用几千年来传统的农民动员口号——“耕者有其田”，以实现土地平均分配为内容才完成对农民的“国民动员”，从而得以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相对而言，大多数以农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没有条件进行国民动员，因此连进行国家政治建设都没有前提条件，也就进入不了西方引领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家间纵横捭阖的现代政治竞争。

可见，后发国家参与世界现代政治体系的竞争也得有客观的历史条件，对此，需要结合现实问题加深认识。

当年我们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主实现的国家政治动员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在其后的整个社会变革中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

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农民流动打工，在大约二十年的高增长期间，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福利、没失业保险、没医疗保险……当然不是愿意忍受，主要因为他们仍然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追求综合收益”机制影响的、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中的工业人口，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

此外，在一九九四年分税制的作用下，他们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甩给内地政府和农村社区，当然就加剧了内地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二十年高增长期内虽然对一两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索取，却没有形成经典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

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特殊条件。

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其他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农民流动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

现在，当我们要激进地把本来就不是公有制的农村地权意识形态化地错认为公有制，并因激进地反对公有制而要进一步推行个体化土地私有这种解放前农村都没有实现过的西方产权制度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了——二○○三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之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集合”的村社土地所有权事实上被剥夺，禁止按照村内人口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彻底改变历史上“分家析产”形成的社会“稳态结构”；促使“八○”、“九○”后新生代打工者因村社理性丧失和不能回家分地而变成事实上的无地流动人口，遂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产业工人——上亿流动打工者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一亿），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家转变为突然拥有亿万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

中国政府在新世纪做出这个涉及农村财产关系的制度演变，在以往的农村基本制度基础上多跨出半步，便具有推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变成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关键性历史作用。

以前，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或称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

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而在二○○五年开始的加强投入新农村建设战略，那么，不仅是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只要维持得了“弱者想象”就能够形成相对低成本治理的集中体制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二○一○年初中国社科院得出的结论：中国出现了三亿多中产阶级人群，是为“中资”。

中资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资利益差异显著，遂在政治主张上试图与官方垄断的大资分权——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中资参与分权的精英民主。

这种作为阶级的政治诉求不仅与以往小资群体的大众民主势成水火，而且与大资谈判如同与虎谋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更多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之客观需求。

过去执政党推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曾经面对与小资（小农经济）交易费用过高的制度成本，因此有效地利用小资产阶级认同的大众民主，分化、弱化了社会矛盾。

而产业资本扩张到过剩阶段，执政党调和大资、中资利益矛盾已经十分困难；又再做努力代表当代崛起的中资利益、满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则如何将其要求的精英民主与小资要求的大众民主相结合，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挑战！结合好，社会就稳定；结合不好，主要按照西方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虑政治改革，可能就会使以往得以利用内部化机制缓和、分化的矛盾迅速显化，就“折腾”。

以上分析可见，当代中国政治主要矛盾有二：第一，新生成的工人阶级迅速成为自觉的独立阶级，而民间资产阶级却比追求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民国时期还不成熟。

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径依赖”地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执政党如何调适新生工人阶级与非经典意义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当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二，不同于官方垄断的大资、新崛起的中资阶级所要求的精英民主，与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利于小资阶级低成本地内部化处理矛盾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对立。

到底如何才能使大资向中资让步即可形成结盟的精英民主调和到使之不至于与广大小资参与其中的大众民主激烈对抗？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矛盾约束我们，也许不能依据激进思想家对西方民主的想象来调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国还不具有运行的客观条件。

但愿此说得以警醒过去百年激进在政界和思想理论界所遗留的“民主想象”。

客观地看西方从一九七一年放弃金本位以后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其实质，主要是政权信用危机。

新世纪以来，因西方政治制度成本过高造成政府债务攀升到占全球政府债务70%以上——发达国家政治体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导致过分负债。

债务危机引发政治危机——政府破产和政治动乱（如最近希腊、法国、英国的罢工等）。

故此，西方于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因发生产业外移、短期资本收益和中产阶级同步增加而成型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具有“体制优势”的支撑成本过高的特征，随经济金融化内生性危机爆发而难以继续维持；遂导致政府债务累积而反作用于体制，造成政治危机。

无论被其文化所表象的普世价值是否具有道义高度，这种时间过短、成本过高的政治体系，恐怕还有待观察，不能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