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先在于识人

用人之先，在于识人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是指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能不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历来人们者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别人才更重要的了。如果一个国君，有贤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是一个国家三种不祥之兆的表现。所以，作为一个明君，最在的隐患就在于不能知道和识别人才。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了人才，如果不及时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如果不及时从其责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仍将其使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将是无穷的。正因为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重要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都产生了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总之，国之兴亡，务在得人，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何世无才，患在不识。不能识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这是识人学的第一要义。

可以不识字，不可不识人

"得人者兴，失人者亡"，自古以来是人们共识的一条真理。从识字与

识人的重要性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天下所须者才，而才诚难知也。普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确实太难了解、识别了。可以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但我们不能因为识人难，就不识天下才了。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几方皋。如果我们对社会存在的贤者不识，那就是国不祥之兆了。因为治国需要贤才。而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唯知贤，唯圣知圣，凡人安能知凡人邪？正因为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圣明的人，平庸之贤怎么能够了解杰出失物呢？所以，对于识人者来说，要识贤，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才能为国家需要提供所需要的贤才。

知贤不用，国不祥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知贤不易。然而知贤却不用贤，这实在是人才的在大浪费，是国家的一种不祥之兆。

古人说："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也就是说，国家大政，没有贤才就得不到治理；天下大事，没有贤才就不能成功。说明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我们讲识贤也正是为了举贤。常言道："为国入宝，不如能献贤。"这就是说，给国家送宝物，不如去推荐贤才。其实，贤才，就是国之宝也。换言之，"国之宝器，其在得贤。"我们"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即说明人才是国家的珍宝，其价值

远远高于珍珠玉器。正因为如此，古人和今人善观于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是观其用人之贤否。

贤能才能昌盛发达，人民必须依靠贤能才能得到治理，事物必须依靠贤能才能顺利发展。但历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凡是贤能之才，没有不想得到使用而为国效力的，但没有识贤的人推荐，所以被当时埋没遗弃。

刘向《说苑·君道》记载了姜太公（即辅佐周武王灭纣的吕尚）和武王关于得贤失的两则谈话。一则是谈得贤而国家危亡的原因：

武王问太公："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答："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问："其失安在？"太公答："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说："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举贤而国危亡的原因是"用小善"，即"君好誉而不恶谗也"，这是说君王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却不厌恶小人的进谗言，于是贤佞易位，是非颠倒：以佞为贤，以恶为善，以奸为忠，以伪为信。因而赏罚不明：有功不赏，有罪不罚，使小人经结党营私，排挤贤臣。结果是忠臣无罪而死于诽谤，小人无功因互相吹捧而得到奖赏。历代危亡之国，莫不由此。

另一则谈的是为何得贤敬而国不治：

武王问太公："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答："不能

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问："何为'以人言断'？"太公答："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说："善！其为国何如？"太公答："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说："善！"

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得贤敬士而国不治的原因是：君主不能独断，而一切事都靠别人所说的决定。这样就贤佞不分，既不能知贤者而用之，也不知佞者而退之。而君主厌恶听说自己的错误，而喜欢听说别人的错误，这就必然喜欢人阿谀奉承，和听取对别人的谗毁，这就必须疏远贤人，受小人所操纵，国家哪能治理得好。

以上姜太公的两则谈话，辩证地说明：不知贤则不能用贤，不能用贤也就不能知贤，其结果是贤人遭殃，小人得志，这便是国不治以至危亡的原因。

船夫讽喻晋平公好养士而不知贤

春秋时晋国国君平公乘船游于黄河西部，船到中流，他感叹说："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乎？"船夫固桑答道："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好，则贤士至矣！"平公说："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答道："鸿秸（天鹅），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翮（天鹅的羽茎）。夫腹下之毳（细毛），背上

之毛，增去（减）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是翮耶？将腹背之毳也？"晋平公默然，无话可说。（《亲序·杂语》）。

这位船夫固桑对晋平公所说的话，妙在讽喻：剑、珠、玉者是远地的宝物，因平公爱好，三宝没有脚也来了，而平公好士的放，贤士有脚自然是会来的。平公认为他养士达三千之多，哪能说他不好士。船夫提出质疑：这三千食客究竟是天鹅的羽茎，还是它腹背的细毛，是羽茎，增减对天鹅的飞高低才有影响，如是腹背的细毛，增减一把都是不足轻重的。意是说，是羽茎才是贤才，如是腹背的羽毛，虽多也是无用的。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晋平公养士三午，其中定有真贤，为什么平公却感叹没有贤才辅佐、与之共乐呢？这是因平公养士是为博得好士的声誉，而没有去考察和发现其中的贤士，予以提拔和重用，因而食客三千，没有一人脱颖而出，都是混饭食过日子。这说明养士，徒有养士的虚名而已，养士虽多，何益于晋国。而平公以人民的赋税，供这三千人白吃，于民是有害的。

晋平公的先祖晋文公是春秋有名的霸主这一，传位到平公父亲悼公以后国势日衰，而晋平公只知养士而不知贤用贤以辅已，致使晋国政权落入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家之手，终导致三家分晋，晋亡。

燕昭王知贤用贤而兴

《韩诗外传》卷七论及知贤用贤而兴和得贤失贤而亡的史事：

"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佯狂。陈灵公杀泄治，邓元去陈以族从。自此以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