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的的悲世情怀
浅析《史记》的悲世情怀刚帮伟摘要：《史记》是司马迁用尽一生的心血完成的伟大著作，他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价值观记载历史事实。
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人物的画廊里，司马迁对这一系列的悲剧人物有着密切的情感，他们之间有着相同而又特殊的命运，司马迁对他们充满深切同情的同时，更客观的揭露他们悲惨命运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司马迁；悲世情怀；史记；悲悯清代学者刘熙载曾说：“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1]，提出了“悲世”一说。
“悲世”按照袁津琥的解释是“悲悯世人的情怀。
”[2]就是上为国家敬忠职守，下为黎民百姓悲惨命运感到同情这样一种情怀。
正是司马迁立足于国家和社会这样的高度，才使他的文章有“河汉之言”[3]，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争义”的观点。
从《史记》中看，他的这种悲世情怀主要有两方面的立足点：一是悲国，悲叹国家的兴亡；二是悲人，这其中有一国之君，有功不可没的大臣。
司马迁笔下悲剧人物的塑造与他自身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这些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对他们的功勋怀着崇高的敬佩，对他们的悲惨结局饱含着深切同情。
司马迁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一腔情感倾注于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寻找他们与自身命运的契合点，在《史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一、悲世情怀产生的原因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出生在汉景帝晚年，与汉武帝生活在同一时期。
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因素以及它本生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的悲世情怀。
其悲世情怀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儒、道二重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很小就投在当时很有名望的儒家学者董仲舒门下学习，深深受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司马迁一方面身受来自董仲舒的影响，具备反暴政，主张“有道伐无道”的思想；另一方面，汉武帝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这两个方面同时影响着司马迁，使他形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悲悯。
其道家思想主要来源于汉武帝前期盛行的黄老学说和其父司马谈的影响。
特别是在其父《论六家要旨》表现得很明显。
这种“儒家治世，道家修身”的思想在司马迁心灵的深处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力量和敏锐的洞察力。
少年游历形成的独特人格。
司马迁在游历的过程中不仅考证了古代圣贤的生活遗址，也饱览祖国河山的大好风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大自然纯情的浩然之气。
这对于年轻的司马迁来说他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一种知识，一种情怀。
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见闻，对自然的认知，使得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的讽刺艺术更显得入骨三分，也形成了他对人生的看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悲悯世人的情怀。
接受宫刑后的改变。
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得罪汉武，最终以“诬上”的罪名要被处斩。
根据汉朝的法律，司马迁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罚钱赎死。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4]第二，受腐刑而生。
据《汉书卷五·景帝纪》记载在汉景帝时已经有了“死罪欲腐者” [5]的制度。
第三，坦然接受死刑。
司马迁并没有接受死刑，而是接受残忍阉割。
司马迁接受腐刑，忍辱活着背后有着很多原因，这也是他后来著作《史记》时思想情感的转折。
首先，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清官，家里没有钱。
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6]其次，受先父遗命，《史记》已经开始写了，如果选择死，那么《史记》无法完成。
接受宫刑对司马迁一生来说是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7]在当时，很多人犯了罪，宁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耻辱。
由此可看出，宫刑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也使得《史记》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从受到的思想、家传师学以及受奇耻大辱，使司马迁内心异于常人，对人、对社会、对国家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悲世但不愤世的情怀就这样产生了。
二、《史记》悲世情怀所独有的审美趣味《史记》有着独特的叙事特色，史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纪实性，但是《史记》这一部伟大史书还融入司马迁鲜明的爱恨情感。
鲁迅曾把《史记》和《离骚》放在一起作了很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史记》深受《离骚》的影响，融入作者浓烈的思想感情，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在塑造人物传记中增强了人物的形象。
吴汝玉在他的《史记论稿》说，“《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着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充满一首满怀崇敬之情的赞美诗，《滑稽列传》是一首洋溢轻松愉快之情的幽默诗，《司马相如列传》略去所附录的大赋，便是一首包藏着炽热感情和富于浪漫的抒情诗。
”[8]就是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悲世情怀才得以在这部伟大史学著作中得以展现。
使得《史记》不仅是一部纯粹的史书，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文学性。
悲世情怀，就是司马迁把个人思想融入在悲剧人物身上，悲悯历史人物。
司马迁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寻求客观历史事实与自身悲惨命运命运的契合，从而表现出《史记》特有的审美趣味。
英雄穷途末路、时运不济、难逃生死时表现出的天命观和相信自我力量。
这种类型在项羽的传记中表现得很突出。
项羽年少时就很有抱负，在志向上也表现得和常人不一样，目光也比常人高，站的起点也比别人高，他在会稽看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
”表现得很有志向。
兵败垓下，自己作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表现得很无奈。
带领八百骑兵出逃，逃到乌江。
当他听了乌江亭长的那一席话，这些话却深深的打击这位大英雄的自尊心。
他无奈地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垓下之战后在汉王重兵追击下项羽是奋力逃命，到这里可以逃过追杀，但是他放弃了。
李清照有一首《夏日绝句》悲叹项羽的不明智选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他临死时说了一句“天之亡我”他认为自己的失败是老天不帮助自己，但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项羽的失败和他自己的性格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在鸿门宴，他可以杀掉刘邦，但是这样一位霸主居然妇人之仁，没有主见的放走了刘邦，导致了最后被刘邦打败。
司马迁给项羽的评价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天王我，非用兵之罪也”他没有认识到自身性格与自己功业失败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自己鸿门宴上遗失了杀掉对手的时机，到最后自刎时都不知道自己败于何处，这是司马迁悲悯他的最大原因。
像项羽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李广、周亚夫以及邓通等。
李广应该封侯而没有封侯，就去问东方朔是怎么回事，东方朔就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他认为是自己在陇西当太守时，羌人时常造反，而自己诱降羌人，不守信诺把他们杀了，自己最大的过错就在这里。
认为自己是杀了八百人，上天惩罚自己，所以一直没有受封，把天命看成自己成败的决定因素，缺乏敢于同天命相争的精神。
周亚夫在河内时，有一个老妪给他说“君后三岁而侯。
侯八岁而将相。
持国秉，贵重矣，与与人臣无两。
其后九岁而君饿死。
”最后周亚夫真的是饿死的。
邓通是孝文帝的宠臣，他因梦受宠，也因为“天命”而死。
在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他成为孝文帝的宠臣是因为一个梦，孝文帝梦见自己想要上天怎么也上不去“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而邓通恰好碰巧符合孝文帝的梦境。
邓通的发家是源自一个梦，由此而飞黄腾达。
那么邓通的死也是因为这个梦，没有这个梦，也许他平平淡淡就过完一生。
司马迁记录这四个人中的细节，悲叹他们因天命而导致自身的悲惨结局。
可见，不是因为命运给了他们的一生，而是他们自身固有的性格缺陷造成他们的悲剧色彩。
他们太相信上天安排的命运，而司马迁在史书把笔端倾向于这方面的描写：一方面悲悯他们，他们缺乏一种敢于抗争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叹自身命的不幸。
司马迁同样是受到悲惨的命运，但是，司马迁忍辱活下来了，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顽强的敢于和命运相斗争的精神，他知道自己受的罪是人为的，不是上天给的。
从小接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使司马迁身心受到迫害时让他明白了自己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活下来，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历史悲剧人物。
由精忠为国，功高遭忌的悲惨结局悲叹祸从天降。
以韩信为典型。
韩信开始就深受刘邦的信任，刘邦听从萧何的意见筑坛封将。
对韩信的失败，是因为他居功自傲，不识时务造成的，在自己的主帅被围困的时候居然居功主动请封，这是相当的不识时务。
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见到韩信的使者，刘邦是大怒，非常生气“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其实在这之前，刘邦就已经有控制韩信的兵权的举动，韩信打败魏王豹后，准备破代时，刘邦就把韩信的精兵收为己用。
还有一次是张耳、韩信救赵时，刘邦乘着张耳、韩信未起床，诈称使者跑到卧室把他的兵符夺了。
后来，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项羽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信，韩信拒绝了。
蒯通也劝韩信自立为王三分天下，韩信也没有应允。
始终相信刘邦会重用自己，后来因为钟离眜而被诬谋反，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但是深受猜忌。
他开始相信“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他也开始知道刘邦真正的想法，后来被吕太后斩于长乐钟室。
最后只能感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韩信的悲哀在于太相信刘邦，太信任萧何，这里也表现韩信对“天命”的信任。
手里握住兵权的时候对刘邦很忠心，深感知遇之恩，但是当兵权被夺，却想着谋反，不明之举，也有上面所论天命所归的方面。
《史记》中像韩信这样的人也不少，比如彭越、黥布、商鞅、晁错、吴起等。
他们都是因为功劳太大，不能像张良、萧何那样获得信任，功成身退，导致悲惨的结局。
司马迁的身心受创是敢于为李陵而直言触怒汉武帝，对于一个忠臣来说，特别是在“独尊儒术”局面下对于司马迁来说，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司马迁为了尽忠只能是默默接受君主的惩罚，他在历史人物中看到自己命运的必然。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他始终逃不出君权给自己带来的无形的灾难，就算你立下盖世功勋，也敌不过皇帝的冲冠一怒。
从文臣尽忠、怀才不遇和知名说客的命运悟人情世态。
这类以屈原、贾谊、苏秦、郦食其等为代表。
屈原一生对楚王忠心耿耿，尽忠直谏“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最终以自己一人之力还是斗不过奸臣，襄王也疏远他，“于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
”贾谊，很有才华“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
”后因为被进谗言，贬为长沙王太傅。
后来又被孝文帝半夜三更招进宫里，但是孝文帝并没有问他治理国家的方略，而是问他鬼神之事。
一方面是对孝文帝不重用贤能的讽刺；另一方面对贾谊不遇明主的悲悯。
苏秦，当他一事无成时，他的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他，因为当时都希望他“置产业”，但是他们不知道苏秦有更高的目标。
简析_史记_的悲剧风格及艺术表现
［收稿日期］2009-04-30［作者简介］金荣（1976-）女，汉族，甘肃人，新疆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及古代文学研究。
《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著称于世。
《史记》中撰写了众多的悲剧性篇目，塑造了大量的悲剧人物，使全书形成了浓郁的悲剧氛围，这种风格是一种顽强抗争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记》悲剧风格的形成，首先与司马迁本人的悲剧性格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那种无奈的悲剧人生观贯穿了整部《史记》，字里行间凝聚着司马迁个人的身世和感慨。
司马迁悲剧性格的形成首先自然是李陵事件的影响。
“李陵事件”中他为了替李陵申冤，仗义直言，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施以“腐刑”，在当时，朝廷的同僚昔日的朋友，居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句公道话。
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抑郁的心结：一方面，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没有知己、无人救援的冷酷世界，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慨感不已；另一方面，自己个人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所以对历史上失败的悲剧英雄格外的关注和同情。
此外，自己也是一个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人才，可是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这些心理因素汇集在一起，是他撰写《史记》的感情基础。
司马迁也深受屈原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如此推崇屈原及屈骚精神，而屈骚精神，本身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屈原正是拥有这样的人格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
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到司马迁。
屈原的整个心灵都被痛苦所充塞，但从未忘记国事，这种至死也不忘怀祖国的真情，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因素，体现在作品中，表现出浓郁的悲剧情调及无限的悲愤，在失望夹杂着希望的感情中抒发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使作品进一步表现缠绵凄婉的悲剧气氛，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种风格。
浅谈《史记》的悲剧精神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问世却并不是历史缔造的必然，它是太史公在不幸遭遇下”发愤著书“的成果。没有司马迁，这一时期不见得会没有史传，但一定没有如《史记》般文采斐然的史传。。试问还有哪部史传像《史记》般被我们当做文学巨著来研读？由此得见，《史记》之悲剧精神，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司马迁个人。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说“于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即是悲剧。由此而观《史记》中的悲剧英雄，莫不以“悲壮”二字称之。“悲”即指这些人物最终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壮”则是这些人物在走向悲剧命运过程中所创下的不凡之举。且看太史公笔下的这些人物：
若论《史记》最精彩的篇章，当属《项羽本纪》。司马迁用它最满怀深情的笔触，着力刻画了项羽这一悲剧英雄。其中有这样的画面：垓下之围项羽被逼至绝境，全军溃败，但他却坚决拒绝了乌江亭长让他逃回江北的劝告，带着身边仅余的二十八骑士再度重围。身负重伤之后他选择了自刎，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死，他都没有认输，他说“天亡我也”。或许，你认为他刚愎自用而导致了最终失败，不错，这是他的“悲”。然而这样的悲在他的英雄气概下却有了另一番味道。“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在太史公笔下，项羽之死，写尽英雄失路之悲。
浅谈《史记》的悲剧精神
读过《史记》，总忘不了楚大夫汨罗江畔苍凉的控诉，总忘不了项羽垓下之围时霸王别姬的悲歌，总忘不了易水之滨“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总忘不了韩信功成之后一句“我固当烹”的愤慨与悲凉……一幕幕鲜活上演的悲剧，一个个淹没于历史洪流的英雄，为我们讲述着千百年不能磨灭的历史传奇。《史记》的悲剧精神即由此而来。
《史记》讲读04——《史记》的抒情性和悲剧性
（3）通过对话或别人的语言立论
•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对某人的评价或 对某件事的态度，有时是通过实录别人的 语言表现出来的。
• 刘邦：“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 （kuìxiǎng），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 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 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祖本纪》）
3、叙事模式的抒情化
• 叙述中融入强烈深厚的思想感情，阐述对 政治、历史、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为 中国史书的叙述模式开创了崭新体式。
叙述模式的抒情化主要有如下四种方式
（1）据“主意”对材料取舍。 《史记》
在为人物作传时并不追求面面俱到，往往 每篇有一“主意”，以“主意”（即主旨） 为标准来选材、取材，来作相应地叙述描 写。
2、为追求正义理想而导致的悲剧。
• 悲剧主人公往往在坚守着某种信念，或是对某种 理想而孜孜追求。而这样的坚持和追求往往因时 代的原因和个人的原因而最终导致了悲剧。
• 如不改爱国之志自投汨罗而死的屈原，极力进谏 忠心耿耿最终被杀死的伍子胥等。坚守节操不食 周粟的伯夷、叔齐。
3、“性格悲剧”，由于自身性格的原因 而导致的悲剧。
《史记讲读》——
《史记》的抒情性与悲剧性
一、《史记》的抒情性
（一）前人评价：
明•茅坤
鲁迅先生
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 （子长）恨为弄臣，寄 读屈原传，即欲流涕；读 心楮墨，感身世之戮 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 辱，传畸人于千秋， 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 虽背《春秋》之义， 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 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 陵君传，即欲养士，若是 无韵之《离骚》矣。” 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 《汉文学史纲要》 肆之于心故也，非区区字
从《史记》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史记》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内容摘要】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高贵、低贱、正直、邪恶、伟大、平庸……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们用毕生的实践所探讨的问题。
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作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
而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英雄。
从《史记》中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分析，我们可以探寻到太史公超然的生死观，从而鞭策仍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人们……【关键词】史记生死观古往今来，追问生死是几乎每一个圣贤哲人不断探索和不懈追寻的主题。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孟子•告子上》）”庄子说：“死生亦大矣。
”（《庄子•德充符》）屈原亦云：“亦余心之所惩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
”（《离骚》）老子则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道德经》）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史记》自然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司马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震古烁今，洞彻生死的精辟警句。
司马迁写下这句为无数后人所奉行，彪炳千古，震响史册的警句时，他已因“李陵之祸”而被施以宫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即将行刑。
由此可见，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见的譬喻，是司马迁从自己独特悲惨的命运中感悟得出的。
很多人将《史记》看作是一座充满悲剧式英雄的历史人物长廊。
《史记》的奇异之美与悲壮之美
漆园丁司马迁地《史记》历来深受读者喜爱，与其奇异之美颇有关系.西汉晚期扬雄地《法言》首开评论《史记》之先河，《法言·君子》云：“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深以“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之力之誉”为憾.为李陵辩护，首先是“观其为人，自守奇士”，并且称赞李陵“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爱奇是司马迁地天性，爱奇地天性构成地奇异之美是《史记》最突出地审美情趣之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史记》地奇异之美有三种表象.一是采用神话传说，折射远古历史；二是著录异征怪象，增加神奇色彩；三是记载奇言奇行，彰显奇志奇德.采用神话传说主要是文献资料所致，尽量从神话中还原历史；著录异征怪象是有意搜罗传闻，意图通过传闻寄寓褒贬；记载奇言奇行是突出人物个性，展示人物风貌.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史记》充满奇异之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夏代以前没有文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地史实都是口耳相传，后世补记，史实在传说地过程中已经被涂上神话地色彩.《史记》先秦史依据地文献有《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先秦诸子和楚辞等，《战国策》和《楚辞》成书于西汉晚期，《史记》采用地是流传地单篇作品或集结同类作品地单行本.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五帝时代久远，《尚书》独载唐尧以下事，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司马迁游历四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深入实地考察，辨析神话传说，折射历史进程.《夏本纪》记载鲧禹治水，将神话传说还原为人事行为.《殷本纪》记载殷商起源，则采用《诗经·商颂·玄鸟》，说有娀氏之女简狄为帝喾次妃，外出行浴时吞下玄鸟产地蛋，因而怀孕，生下殷商始祖契.《周本纪》记载周族起源，则采用《诗经·大雅·生民》，说有邰氏之女姜原为帝喾元妃，外出行路踩上神人地脚印，因而怀孕，生下周族始祖弃.《秦本纪》记载秦地起源，说帝颛顼地苗裔女修吞下玄鸟产地蛋，孕育产生秦地始祖大业.这三则创世神话传说，都折射出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地转化.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高祖本纪》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地种种神奇：刘媪与蛟龙交配而孕育出刘邦，所以刘邦本来就是龙子；鼻梁很高，颜面如龙，左股有七十二颗黑痣；头顶上空有天子气，呈五彩，显龙虎之状；刘邦斩蟒蛇起家，蟒蛇是白帝子，而刘邦是赤帝子等.《陈涉世家》也有奇异地描述，鱼腹帛书、篝火狐鸣，都是拆穿来写，揭示蛊惑人心地用意.敢于装神弄鬼，威慑众人，说明陈涉根本不信鬼神.刘邦地种种神奇也是刻意炒作，与《陈涉世家》不同地是描述中不拆穿，而留待读者去拆穿，褫去神秘多彩地光环，露出凡夫俗子地狡诈.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五宗世家》记载，废太子临江王刘荣被告发侵占宗庙壖垣为宫，汉景帝传召刘荣问罪.刘荣出发前祭祀路神，上车之后车轴无故折断报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吾王不返矣！”刘荣到中尉府接受审讯，受到酷吏郅都地责讯，惶恐而自杀，埋葬于蓝田.当时有数万燕子衔土置于坟冢之上，百姓见而怜之.车轴无故折断，燕子衔土为冢，显然只是当时地传闻，然而奇中含悲，寄托了百姓对皇室弱者地同情，暗寓着作者对酷吏政治地不满.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采用神话传说，著录异征怪象，只是《史记》奇异之美地表象.《史记》本质地奇异之美主要体现在立传和取材：确立传主拒绝平庸，筛选事迹非奇不写.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汉惠帝刘盈是刘邦与吕后地独子，西汉第二代皇帝，刘邦去世后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在位七年，善良仁懦，无功无过.贵为皇帝，平庸无奇，《史记》因而不为汉惠帝立纪作传，然而班固地《汉书》却有千字文《惠帝纪》，称颂汉惠帝为“宽仁之主”，其文亦平庸之极.《史记》拒绝平庸，非奇不写，由此可见一斑.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伯夷列传》居七十列传之首，西周数百年，列传仅此一篇，确立传主，就彰显奇异.伯夷、叔齐逃位，阻挡武王伐纣，未必值得称道，而奇行奇节，与后世争权夺利、阴谋篡弑相比，则是清高奇绝.传中议论、抒情多于叙事，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一泄满腔愤懑：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颜渊好学，糟糠不厌，而卒蚤夭；恶党暴戾恣睢，竟以寿终；奸贼操行不轨，终身逸乐；正道直行，公正廉洁，却遭遇灾祸.世道黑暗，天理渺茫.传末推崇孔子地重名，认为伯夷、叔齐虽然贤明，颜渊虽然笃学，也只有得到孔子地评价，才能名扬天下.这是作为列传首篇，开宗明义，昭示为奇人立传，欲传奇人于千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文章西汉两司马，如果没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完整地保存司马相如地代表作品，如何见得司马相如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不少学者对司马相如地人格持否定态度，是对司马迁为司马相如作传地动机缺乏必要地理解.其实司马迁是将司马相如当做奇人来写.这篇传记明显地表现了司马相如地“两奇”，一是行事之奇，即琴挑卓文君；二是行文之奇，即全录《子虚赋》《上林赋》，天下第一等奇文.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礼教就是王法.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面对蜀中首富，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艺术地魅力促成一场自由恋爱，极为大胆，极为洒脱，不是一般俗人所能做到地，也是一般封建卫道士所难以理解地.在琴挑卓文君之前，司马相如与临邛县令王吉地交往地确是炒作，炒作地目地只是为了引起卓文君地注意.凭着做过京官武骑常侍地身份，由父母官做媒，以礼求婚，卓王孙会拒绝吗？当然不会.但那太俗套，简直无奇可写.有位学者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认为司马相如是骗色骗财，大错特错！卓文君听罢琴声，“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她担心地是自己配不上司马相如.当司马相如出使巴蜀之时，卓王孙“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也”.司马迁全神贯注地描写这段故事，有铺垫，有照应，完全是欣赏地笔调.卓文君、卓王孙、司马迁都不认为是骗色骗财，这位以讲《史记》名闻天下地学者，怎么尽往歪路上想呢？难道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吗？即使是为了吸引眼球，也不能完全忽视司马迁爱奇地天性和《史记》地奇异之美.如果司马相如是一个骗子，那么他地鸿文《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父老檄》又是骗什么呢？司马迁说“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就是充分地肯定.不能准确理解《史记》每篇作品地创意，分析无论怎么细致入微，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西汉中期权倾朝野地将军卫青和霍去病都是皇亲国戚，超万户侯，司马迁为两将军合著《卫将军骠骑列传》.两将军属下校尉裨将（副将）封侯者十五人，为将者十六人，皆无传.卫青地襁褓之子尚且荫庇千户侯，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庸，尚有数十人封侯拜将，而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历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结发与匈奴七十余战，终身副将，不得封侯，最后含愤自杀.李广精于骑射，智勇兼备，治军简易，廉洁奉公，仁爱士卒，宽缓不苛，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人气最旺.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对李广地遭遇，汉文帝说他生不遇时，汉武帝说他命运不佳，其实都是混账话.与《伯夷列传》相发明，便知李广地不幸遭遇就是因为德才过人.老子所谓“美好者不祥之物”，此之谓也.《李将军列传》展示了李广地奇才奇德和奇异地不幸，以奇异地残缺之美留下了一首不朽地挽歌.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司马相如和李广一文一武两篇传记，都是司马迁写当代史.当代史尚且充满奇异之美，写前代古代就更能体现这种审美情趣，以奇异之美探讨《史记》人物传记，百试不爽.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史记》地悲壮之美漆园丁西汉司马迁地《史记》开中国纪传体通史与传记文学之先河，历史纪录与文学创作融合无间，刻画出上下三千多年众多地历史人物形象.《史记》所写地人物绝大多数是悲剧人物，他们有着悲剧性地人生历程，遭受到不该遭受地厄运，面对灾难和困苦，表现出坚韧顽强地抗争精神.确立传主，确定主题，选材剪裁，以及叙事、说理、抒情，都折射出作者悲剧性地创意.那时没有“悲剧性”地概念，司马迁却有强烈地悲剧意识.以悲剧视角解读《史记》，感受《史记》地审美情趣，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人物地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史记》地悲剧性地形成，一是由于社会历史本身就是真实地悲剧，悲剧性地历史产生悲剧性地人物；二是由于司马迁身遭宫刑，忍辱负重，发愤为作，以悲剧性地眼光审视历史人物；三是由于司马迁儒道互补地生死观.儒家重视节操而积极进取，认为节操重于生命；道家珍视生命而清虚自守，认为生命重于节操.司马迁融合儒、道，形成独特地价值取向：不为节操轻死，不为天年苟活；生则顽强，忍辱负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因此，《史记》显示出特有地悲剧审美情趣：悲壮之美与奇异之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阳刚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地进取精神.《史记》人物无论出身、地位、遭遇、个性有何区别，都积极投身于时代地洪流，力求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立德、立功、立言地“三不朽”精神贯穿于整部《史记》.司马迁爱写金戈铁马地场面，惊天动地地壮举，倜傥不群地人物.志士仁人拯救社会，英雄豪杰争夺江山，刺客游侠快意恩仇，贩夫走卒对抗命运.或义薄云天，或功过参半，或暴戾恣睢，道德价值判断功过和是非，审美情趣感受怜悯和恐惧，阳刚之美奠定了《史记》悲剧性地基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悲壮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地承受能力.灾难降临，逆来顺受，则不能构成悲剧；只有顽强抗争，超越自己，才是悲剧精神，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地就是怯懦和屈从.《史记》着意描写地悲剧人物，都具备超强地承受能力，胸怀大志而忍辱负重.伍子胥、蔺相如、韩信、魏豹、彭越、季布、豫让等，都具有悲剧性地人生遭遇和慷慨悲壮地气质，都能够隐忍耻辱，成就功名.遭遇挫折，动辄自杀，绝对是愚蠢之人做愚蠢之事.大智大勇，能屈能伸，司马迁函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成一家之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悲壮之美又体现于历史人物地直面死亡.悲剧人物经过顽强抗争，最终陷入死亡与屈服地两难选择，冷静地直面死亡，出于无悔和不屈，死亡是最后地抗争.一生奋斗，毫无畏惧；面对死亡，坦然自若.项羽自刎乌江令人惊骇，别姬、溃围、拒渡、赠马、自刎，英雄无悔，惊心动魄.李广自刭幕府令人愤懑，才气天下无双，结发七十余战，终身不得封侯，他地死出于自负自尊.屈原自投汩罗令人沉痛，致力美政理想，遭受无情迫害，是“历史地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地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地悲剧性冲突”.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奇异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地传奇色彩.司马迁遗憾自己未能“有奇策才力之誉”，称赞李陵“自守奇士”，“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扬雄认为司马迁爱奇：“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写历史人物地奇节、奇行、奇才，以至著录神灵怪异，固然是爱奇地表现，目地是突出人物不同凡响地生和死，既有曲笔抒愤、暗寓褒贬之意，同时也受到目地论地影响，隐有宿命论地因素.传奇性地人生，毁灭性地结局，增强了《史记》地悲剧性，加深了令人“怜悯和恐惧”地审美感受.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鲁迅也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地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地美学悲剧，融合儒、道地生死观孕育了《史记》地悲剧精神，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地顽强抗争，不只是让人们一洒同情地泪水，更重要地是令人扼腕切齿，催人豪迈奋进，具有振奋人心地艺术感染力，长久以来，已成为华夏民族地悲剧精神.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论《史记》的死亡叙事与悲剧精神
识，他浓墨重彩 于历史人物的死亡叙述，展现这些人物 不平凡的生存体验 ，将悲剧精神渗透于人 物塑造 当中，使这
群 悲 剧英 雄 的 历 史存 在 得 到 哲 学 意 义上 的升 华 ， 更体 现 出一 种 动人 心 魄的 审美体 验 。
关键词 ： 史记 》 司马迁 死亡叙事 悲剧精神
英 雄之 死 上 ， “ 将人 生有 价 值 的 东 西 毁灭 给 人 看 ” ＿（Ｏ 会 义 务 ，具 有 自我牺 牲 的 献 身精 神 和 拯救 世 界 的道 德 理 想 ，而 ２Ｐ ３ ］２ ）
使 读者 产 生 怜悯 之 情 ，使 感情 得 以升 华 以达 到 审美 的价 值 追 最终 使 这 些价 值 观 归 为 主体 的世 界观 。这 也 是秦 汉 之 际形 成
将 人物 放 于 大历 史 的 背 景之 下 ，通过 他 们 对 自我价 值 的 努 力 追 求 以及 这 种 理 想信 念 的 毁 灭 来 展现 人 物 的悲 剧性 命 运 。 尊 严 而 做 出 的主 体 勇气 的释 放 。 于 是 ，不 同 背景 、阶层 的人 物为 了各 自的价 值 信仰 在 生 死 之 际采 取 不 同 的模 式 来 达到 个
体 地 呈 现 出世 事 的沧 桑 。
最 后却 完 全 不是 预 期 的结 果 。 ” ｌ ｛ ３ ｌ
这 种 “ 史 的必 然 要 历
《 记 》 中时 刻 笼罩 着 一 股 无 可名 状 的 悲 凉之 气 ， 屈 子 史 披 发徜 徉 最 终抱 石沉 江 ； 豫让 为报 知 己之 恩屡 刺 赵 襄子 终 而 伏 剑 自杀 ；项 羽 乌江 自刎 ；周 亚 夫 绝 食 而亡 ；李 广 不愿 受 辱
多年 的 历 史通 过 笔 下 四千 多 个 人物 的悲 欢 离合 得 以展现 。他 况 。行 动 的 目的是预 期 的，但 是行 动实 际产 生 的结果 并不 是预 通 过 为 历 史人 物 立传 将 他 们 所 存在 的历 史 空 间铺 陈 展 开 ，立 期 的 ，或者 这种 结果 起初 似乎 还和 预期 的 目的相 符合 ，而 到 了
《史记》的悲剧精神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价值以及对后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先是家族没落，再是仕途多舛，最后是被赋予宫刑。
如此不幸的人却立志完成自己的著作—“草创未，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不得不让我们每一个人敬佩。
同时，司马迁的人生遭遇也使史记也充满了悲剧色彩。
所谓“悲剧色彩”，是指《史记》中的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悲剧结局；即使不以悲剧致死，也往往带有一种悲剧的气氛。
从空有一身才华,却终身不得大用的冯唐，到一身战功,功高震主,死于妇人之手的韩信;从虽赫赫战功，但最后却猝死狱中的周亚夫；从贵为丞相,死于阉人之手的李斯，到名将之后,无意真反,被屠全家,永不入关的李陵……《史记》中所写的悲剧人物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
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成六类：粗略计算，其一，他们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陈涉、晁错。
其二，他们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齐桓公、项羽。
其三，他们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蒙恬、韩信。
其四，他们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牺牲，如屈原、侯嬴。
其五，他们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坚持自己的理想而终生奋斗、终生坎坷的人物，如孔子、孟轲。
其六，其本人功成名就，看起来是胜利者；但从其他角度看，也仍是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人。
如秦始皇、刘邦。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在司马迁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涵盖下塑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悲剧精神。
面对一位又一位有才能却最终命运悲惨的人，联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司马迁总会自己评论一番。
如：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说道：“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表面上来看司马迁是在为伍子胥的悲惨命运抱不平，但是，仔细揣摩一下，也不失是在痛斥西汉皇帝。
略论《史记》人物的悲剧性
略论《史记》人物的悲剧性摘要：中华民族千古流传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史记》,已经存在于世间两千余年,它对我国乃至世界史学、文学、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被古往今来众多名家所承认。
当时西汉的社会条件、司马迁自己的际遇共同影响了本书的创作，使得全书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史记悲剧性悲剧原因正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具有为后人所惊叹的众多研究价值，它对后世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漫长的时间里流传下来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而且还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演进中产生的第一部，这厚厚的一部《史记》，具体分类则是：十二本纪：如《项羽本纪》、十表：如《六国年表》、八书：如《河渠书》、三十世家：如《陈涉世家》、七十列传：如《商君列传》，数一数这些篇目的总数，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在《史记》中生动卓越地再现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首次精心梳理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统一国家的正统系列。
”（黄镇伟《历史的黄钟大吕——〈史记〉》导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在历代被人们所称颂。
“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是古人总结出的，十分简明扼要的，《史记》重要特点，体现出司马迁，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的伟大。
《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也极为突出，其中《史记》的悲剧性是其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共有112篇纪传作品，其中以悲剧人物为标题的有50余篇，近二十篇叙写悲剧人物，全书呈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这是《史记》所独具的美学特征。
”[2]明朝散文家茅坤在《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中提到“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慷慨者尤多”。
不啻在一方面有所成就的李贽则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
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3]这是古人对《史记》悲剧性的认识。
但是，这不是一种理论化的认识。
直到现代，我国学者吸收西方悲剧理论成果，再与我国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才使关于《史记》悲剧性的研究变得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史记》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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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悲剧精神
目的性。
志士仁人为拯救社会而抗争，英雄 豪杰为夺取江山而抗争，刺客游侠为快 意思仇而抗争，贩夫走卒为改变命运而 抗争。抗争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具有普 遍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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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悲剧精神
《魏其武安侯列传》与《李斯列传》 异曲同工，人物品质不同，性格有异， 结果都一样。田蚡倚势弄权，害死灌夫 和窦婴，而自己精神崩溃，被窦婴和灌 夫索命而死，三人依次死于非命，同归 于彻底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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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究 一古天 家今人 之之之 言变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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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审美情趣
四、悲壮之美
悲壮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悲剧性的 人生和慷慨悲壮的气质。或义薄云天， 或功过参半，或暴戾恣睢，他们的故事 都惊心动魄，引发人们的怜悯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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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悲剧精神
《史记》的悲剧精神表现 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的顽强抗争，顽强抗争具有目 的性、坚韧性、超越性、彻底 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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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生死观
用泰人 之山固 所，有 趋或一 异轻死 也于， 。鸿或 毛重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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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审美情趣
一、阳刚之美
阳刚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的进取精 神，无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还是锐意 进取的小人物，都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 流，奋发向上。
谈谈《史记》中的三类悲情人物
创新平台《史记》是一部富有悲剧意味的作品，主要以描写人物来记载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三类具有悲情意味的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他的悲剧情怀与独特的审美意识。
司马迁继承父志，以史官之笔撰写《史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在《史记》之前的史传作品里，史官往往隐于文本之后叙述，几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不会夹杂个人的态度与观点。
司马迁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打破了史官隐身记述历史的传统，率先扩大了史书所能容纳的人物的规模，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史记》之前的史传作品纯粹是为贵族或者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无不是在记叙君王、大臣、贤士的经历和功绩，即使其中也有寺人、仆从、婢女等人物，往往也是为衬托主要人物服务的。
司马迁则完全改变了这种写法。
他在记录君臣贵族言行的同时，将许多充满个性的普通人乃至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带入了史书的大堂，并让他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再现历史的进程。
这使得《史记》焕发出了独特的生机。
纵观《史记》全书，司马迁一共刻画了三类悲情人物形象：一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二是和项羽、李广一样命运跌宕的英雄，三是游侠、刺客等侠义之士。
一、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伯夷列传》里不肯食周粟、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和《屈原贾生列传》里因美政理想不能实现而举身赴死的屈原都是《史记》中充满悲剧意味的殉道者。
这类人物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他们为实现某种理想或者坚持某种信念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区别于在斗争中受难的人物，这些殉道者往往是因为知道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或精神追求而选择自行毁灭。
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
他们不屈服，不妥协，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展现出了特殊的人格魅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西方神话中的悲剧人物西绪福斯。
西绪福斯因狡猾机智而闻名。
诸神罚他在地府里将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平地滚到山顶上去。
当他每次用尽全力将巨大的岩石推到山顶时，石头就会从其手中脱离，再次滚到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