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

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第三章毛泽东时代：“灌溉革命”与“保水农业”一、“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

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

保墒,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务泽”，就是“经营水分”。

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

“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

《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下去。

这是为什么呢？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

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

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

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学称作“暄土覆盖法”。

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

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

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

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

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

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

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

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

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

“易耨”（耨：nòu），就是经常锄地。

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

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

“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

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

《管子.八观》写到：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

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

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

“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镇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耕、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

在《齐民要术》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

“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管理。

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

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

---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

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

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20]。

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21]。

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在日本，农史学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22]。

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23]。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

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

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手工方法“结社锄地”的乡村风俗画：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

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

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

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

...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的现代化的起步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中国古典农业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

“保”，只可能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

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过程就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

令人惋惜的是，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

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能力近似于零。

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的千万亩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

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

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

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24]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

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

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25]）。

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

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

总库容4千多亿m3。

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

[26]新中国1949-1979年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体积合多少土石方？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27]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

80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黑暗时代”。

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 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就别提新建项目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49-1987的2164.11亿元投入中，有1800亿左右、甚至更多为1949-1979的投入。

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产队“记工分”完成的。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1800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30%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1137.03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的。

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28]。

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曾做出过“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判断，被广为引用；“保守系数”竟高达12倍！有误导读者的嫌疑，特在此修正并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