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评太平军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观后感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观后感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像一把独特的钥匙，打开了一扇让我们重新审视太平天国运动的大门。
首先呢，马克思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像是在封建统治的大蛋糕上狠狠切了一刀。
那些被压迫得死死的农民，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下子就爆发了。
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一个个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可不想再被地主老财和腐朽的清政府压榨了。
这一点就很像历史长河中其他的农民起义，是底层人民反抗的怒吼。
但是啊，太平天国也有着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也看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一些落后性。
比如说太平天国还是有着很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洪秀全自称天王，还搞什么天父天兄下凡那一套。
这就好比明明想造一个新的、进步的世界，却还拖着封建的大尾巴。
这尾巴一甩，就可能把自己甩得晕头转向。
就像一个人想跑步前进，却穿着又大又沉的木鞋，怎么能跑得快呢？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小瞧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
它就像一场大风暴，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给搅和到了水面上。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也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而且啊，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也是一个警告，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即使是普通的农民，被逼急了也会奋起反抗。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提醒我们，看待历史事件得全面。
太平天国运动既有它进步的一面，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勇敢追求；也有它的局限性，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农民阶级自身的约束。
就像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优点或者只揪着缺点不放，得整体地去打量。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波澜壮阔又复杂多味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入思考。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观后感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观后感读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马克思那时候远在欧洲，却像个目光犀利的智者在眺望东方的这场大运动。
太平天国，那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超级大动静的农民起义啊。
从马克思的评价里，我首先感觉到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强大的反抗精神。
那些农民，被压迫得不行了，就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洪秀全他们振臂一呼，好家伙，那真是应者云集。
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拳头，朝着腐朽的晚清统治砸了过去。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挺热血的，就像看超级英雄电影里小人物站起来反抗恶势力一样。
但是呢，马克思也指出了太平天国的局限性。
这些农民兄弟虽然有反抗的勇气，可毕竟眼界有限。
他们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内部管理有点乱糟糟的。
比如说，他们搞的那些制度，看起来美好，但实际执行起来就像脱缰的野马，没了方向。
就好比一群人要盖一座超级大楼，想法倒是很宏伟，可连基本的建筑图纸都画得模模糊糊的，地基也没打牢，这楼怎么能稳稳当当盖起来呢？再说说太平天国里那些宗教的事儿。
他们把拜上帝教搞得神乎其神，这在一开始确实能团结不少人，大家都觉得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
可到后来，这宗教就有点像个紧箍咒了，束缚了人的思想。
不像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那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是科学的。
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太重，就像是给大家蒙上了一层雾蒙蒙的纱，看不清前路到底该怎么走。
而且啊，太平天国在经济政策上也有点乱弹琴。
马克思肯定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想搞平均主义，这听起来很好啊，大家都有饭吃，都有钱花。
可实际上呢，就像一群人在分一块蛋糕，都不考虑做蛋糕的事儿，光想着平均分配，那最后蛋糕只会越分越小，大家还是饿肚子。
这就是他们没有搞清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光凭一腔热血可不行。
总的来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复杂的历史事件。
太平天国既有那种震撼人心的反抗力量，又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毛病。
这也告诉我们，搞革命、搞建设，光靠激情和简单的理想是不够的，得有科学的理论、长远的规划，还得把大家的思想从各种不合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对太平天国运动认识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太平天国运动认识的不断深化作者：刘海洋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18期【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生涯中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太平天国为立足点，结合当时欧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前后存在着巨大差异，有些论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不过，这也恰恰表现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太平天国认识过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欧洲上，对当时的欧洲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忽略其他地方的问题。
从对二人论著的统计数目来看，他们对中国问题进行论述的文章颇多：在1853年至1862年间，他们一共撰写了大约28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其中有四篇手稿轶失），文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极为广泛，涵盖了太平天国革命、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两次鸦片战争、中英贸易史、中美关系、沙皇俄国对中国侵略、早期中俄贸易史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等方面。
在这些专著及散论中，两位革命导师详尽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将如何发展的问题。
仔细研读这些文章，我们会发现两位革命导师对许多中国问题的认知与评判，前后存在极大差异，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有着一个不断变化、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后不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中国这块伟大的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力，并撰写了不少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提供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一些基本思想，不但在当时有着深刻的意义，对今天的学术探讨和历史问题研究依然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必然会引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注，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章中对此次运动进行了相关的论述，并表达出自己对运动的看法和观点。
马克思论太平天国
马克思论太平天国曹志君袁蓉最近，有报刊发表关于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评价问题的文章，引用了马克思1862年撰写的《中国记事》一文，以此来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我们认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又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认识的局限性等息息相关。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必须对当时历史背景进行具体的全面分析。
一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中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此的，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时刻关注着东方这个古老国度里所发生的一切。
1850年，他根据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带来的消息，对中国的局势作出预测：“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马克思对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充满了信心，他还认为，在“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满怀激情，而对清王朝顽固、守旧、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深恶痛绝，并期待着世界的东方“变革”的来临和“中华共和国”的新生。
1853年6月14日，即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后不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社论，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进行了剖析：“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马克思：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马克思：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160年前，1851年的1月1日，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
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
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
从此，“太平军”这个马克思眼中的“魔鬼的化身”，开始了它征战东南、封土称皇的行程，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
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
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
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
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
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
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克思眼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眼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农民起义。
在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农民阶层遭受着巨大的压迫和剥削。
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思考。
本文将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探讨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解。
在马克思眼中，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积极的反抗运动。
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矛盾和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导致农民生活极度艰难。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通过宣扬平等、公正和农民解放的理念，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农民的参与，并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农民军队。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农民阶级的觉醒和反抗。
在马克思看来，农民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阶级，他们有能力推翻封建统治，争取自己的权益。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为农民阶级争取解放提供了一个范例，同时也鼓舞了其他群体对抗压迫的勇气。
其次，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即在消除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赞赏太平天国运动对社会制度的探索，认为它为中国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然而，马克思同样也指出了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他看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开始阶段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组织和领导，逐渐走向了失败。
他认为洪秀全的领导风格过于个人化，没有建立起一种科学的领导机制和组织结构。
同时，太平天国运动过于依赖农民的蓬勃热情，忽视了其他阶级的参与和支持，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孤立性和易被剿灭的弱点。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眼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眼中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民起义运动。
而对于这场运动，马克思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本文将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探讨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背景、运动特点以及马克思对于这场运动的评价。
一、历史背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困境下，封建剥削和社会不公使得广大农民生活贫困困顿，民不聊生。
1860年代，由洪秀全等人组成的太平军在广东兴起，继而发展壮大，从而形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面。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特点1. 宗教性质鲜明太平军的核心是基督教思想派别太平道，在宣传中强调信仰上帝、打击邪恶和建立理想国家的观念，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这种宗教性质的运动特点赋予了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其他农民起义的独特性。
2. 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和军事纪律，严格规定军纪，实行严密的军事指挥体制。
这种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迅速崛起和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3. 社会主义色彩浓厚在太平军的纲领和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印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素。
太平天国运动试图通过平分土地、取消私有财产，实行等级制度废除，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
这种社会主义色彩使太平天国运动成为一场突破封建社会秩序和开启中国社会变革的有力尝试。
三、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具有革命性质的农民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潜能。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农民剥削和压迫，太平军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表达了他们反抗封建制度的愿望。
其次，马克思赞赏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织和纪律性。
他认为太平军在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的领导下，能够一度占领广阔的领土，并对外展开进攻，显示出了中国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战胜外敌的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评价太平军读后感
马克思恩格斯评价太平军读后感Mao Zedong once said,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This famous quote accurately describes 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d b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Taiping Army, also known as the Taiping Heavenly Army was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at aimed to overthrow the ruling Qing dynasty in China during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movement was led by Hong Xiuquan, who claimed to be the younger brother of Jesus Christ and sought to establish a kingdom based 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tradition. The Taiping Rebellion was one of the deadliest conflicts in human history, with estimates of the death toll ranging from 20 to 70 million people.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太平军是一个由农民和流亡者组成的庞大的群众运动，试图推翻中国封建帝制并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失序。
马克思与恩格斯怎样评价太平天国
以下是整理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怎样评价太平天国》，希望⼤家喜欢！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上，就开始闹⾰命了[注：指太平天国⾰命。
——译者注]。
这种现象本⾝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
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
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个运动*这个王朝呢？运动⼀开始就带着宗教⾊彩，但这是⼀切东⽅运动的共同特征。
运动发⽣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的⼲涉，鸦⽚战争，鸦⽚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银的外流，外货输⼊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
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没有起催眠作⽤，反⽽起了惊醒作⽤。
实际上，在这次中国⾰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没有任何⼝号。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给予⽼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
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这种破坏没有⼀点建设⼯作的苗头。
为了描写这些“災星”，我们把夏福礼先⽣(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的信摘录如下[注：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17⽇“泰晤⼠报”上，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译者注]。
夏福礼先⽣写道：宁波落⼊⾰命太平军之⼿已经三个⽉了。
这⾥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样，破坏是的结果。
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的了。
在他们看来，使⾃⼰拥有⽆限的胡作⾮为的权⼒确实同杀⼈⼀样重要。
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民”和“推⾏基督教”的英国传教⼠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
10年来他们的喧嚣⼀时的毫⽆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正式交往时，⽐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的军队呢？他们的兵⼠没有饷，靠战利品⽣活。
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们就吃饱喝⾜；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
马克思批太平天国
马克思批太平天国：魔鬼化身停滞社会的产物核心提示：“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
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
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文章摘自：《缠斗》，作者：袁伟时，出版社：线装书局太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
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
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
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
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
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
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
从理论上看，洪秀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公有制，“物物归上主”，实行一切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政治上则规定从最基层到中央，层层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政教合一，军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劳动、教育、日常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基层官员严密监控之下进行。
总之，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军事化社会。
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欢喜”“有喙不应声”都“该打”！明白无误是坚持三纲。
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哪里有什么革命气息？从实践看，更为荒唐。
占领南京后，军政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无所不为；杀戮臣下，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夺财物，劣迹斑斑；摧残文化，烧书删书，激起公愤。
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团聚，军政官员则按级别分配女人，无不妻妾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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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正文∙我来说两句(3869人参与)扫描到手机2015-03-14 05:41:00来源：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文｜吕峥∙手机看新闻∙保存到博客∙∙1851年的1月1日，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
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
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
从此，“太平军”这个马克思眼中的“魔鬼的化身”，开始了它征战东南、封土称皇的行程，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
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
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
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
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
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
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
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
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
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
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
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
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
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洪秀全捧着《劝世良言》猛读了一通，却完全无助于科考。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他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挣点粮食糊口。
这期间，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劝世良言》，仔细研读，逐渐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
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由于对教义不通，连《圣经》都没读过，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出有“上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
《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都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远。
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上帝。
”同时，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次“死过去”其实是去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
同时，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
日积月累，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
有了信徒，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歌以咏志：杨秀清急中生智，搭救冯云山唾沫四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
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广州开化较早，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
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
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
可惜，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
失望之余，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
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
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
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引发众怒，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
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
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不仅徒党日多，还有了“拜上帝会”的正式名称。
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岩壑深广，特别适合打游击。
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但他却熟读经史，博览百家，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才干，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
1847年秋，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十分欢喜。
在这些新人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
为了扩大影响，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
在广西民间，“甘王”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
历史上的“甘王”是五代时的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
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冲入甘王庙，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布“甘王”为邪神。
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
他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
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
得意之余，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一经发现，便予以捣毁。
广西迷信这些“神圣”，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
然而，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
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
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
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
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
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
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
可惜，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
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他挺身而出，拯救了拜上帝会。
这个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
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
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
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
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
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
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
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
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来土之争”点燃金田起义事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
思来想去，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
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
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到了1850年，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
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迁延日久的“来土之争”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
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
“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支持“来人”，也有些支持“土人”。
广西作为“化外之地”，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