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文本的文化性意义

《兰亭序》文本的文化性意义吴振锋各位同道:大家好！今天，我想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兰亭序》文本的文化性意义的一些思考。

我想从文化视角看《兰亭序》文本，可能对当下更有建设性意义。

这种思考是从郭沫若与施蛰存的观点开始的。

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的真伪有过这样的论述：至于《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

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

……一点也没有悲观的气氛……即使说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

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合乎王羲之的性格。

……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晋书》本传说他“以骨鲠称”。

他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的。

……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节录于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沫若对王羲之《兰亭序》文本的解读，太过主观，因而有许多误读。

而施蛰存先生的《批〈兰亭序〉》一文则近于强词夺理有些蛮横了。

比如他说，“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全无主旨，是“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等等。

从我直觉来看，这样的话言过其实，说重了。

后又读到祁小春转述的日本吉川幸次郎的观点，“这篇序文从‘夫人之相兴，俯仰一世’这一段开始以后，文章先叙述人生无常的哲学观，然而后来又对这一人生无常的哲学观加以否定，简直不知道文章究竟要说明什么，文章的议论重点究竟放在何处。

”（《迈世之风》上，P281）这一下，我感到有些严重，就想讨论一番，当然，因才疏学浅，只能从文本的释读来谈我自己的理解。

《兰亭序》是公元353年王羲之50岁时的作品。

在魏晋那个时代，天下大乱，瘟疫、灾荒，加上门阀制度下的政治纷争，整个社会不得安宁。

西晋人口1600多万，南渡后才960万人，史家描述叫“十室九空”。

那个时候，人才真正感觉到个人生命的朝不保夕，命运的无常。

这种生死无常在《世说新语》中有大量的记述。

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晋代士人才追求率性、珍惜自我、强调精神自由，所谓“魏晋风度”。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政权更替频繁矛盾斗争激烈的时代。

先是曹氏代汉建魏，后又司马氏代魏建晋。

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掌权者对一些附和，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文人名士，就进行压制和杀害。

著名的文人“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就被曹操以“非孝”之名杀掉了，后来“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也被司马氏杀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士族文人们深感处世之不易，生死之无常，于是以庄子道家哲学为基础的玄学兴起，谈玄之风日盛，有些文人名士聚在一起，大谈“一生死，齐彭殇”的玄理，清谈终日，漫无边际，并以此为高雅。

有些人则放浪行迹，不顾礼俗，纵情不羁，行为怪异，以此为明哲保身。

比如本为文章高手的嵇康，却在家里赤着脊梁打铁，对来访的人不理不睬（比如后来参与平蜀的大将钟会就到他家里看他），而且能做出“青眼”、“白眼”来表示对见的人的喜恶。

（但嵇康最后还是不免于难。

）再比如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更是整天喝酒，大醉不醒，甚至一醉一个多月（以此避开与权势者的交往）。

他在家里喝酒，全身不穿衣服，来访者责怪他，他却说自己是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反怪来人怎么钻进他的裤子里来了。

他外出散步，叫一个仆人扛一把铁锨跟在后面，说“死便埋我！”如此等等。

后人多以歆羡的目光进行观察，而唯有鲁迅看得透彻，他说在魏晋名士们放浪形骸、任性旷达的心灵深处，则是无尽的苦痛与酸楚。

宗白华《美学散步》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西晋灭亡，东晋南渡，大批士族（如著名的王、谢家族）也都随之而来。

这样，清谈之风在东晋时期更趋盛行。

王羲之作为一个士族名士，才高位显（成语“坦腹东床”、“东床快婿”就是说的他的故事）自然参与其中。

实际上，这次兰亭“修禊”，就是一次名士大聚会；聚会中大家“畅叙幽情”，毋庸说也就是“清谈”了。

“清谈”中一定会说一些玄学道（道家）理，对人生的认识。

这样，王羲之在“序”文中接记事之后，发抒人生的感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兰亭序》正是这种精神背景中诞生的杰作。

王羲之在开篇即描述兰亭周围山水之美，渲染了一种祥和安逸快乐的情绪，时间又是绚烂之极而又最容易让人感伤年华流逝的暮春时节，所以，正是在欢乐快活之中，他感悟到了人生的“虚诞”与“无常”。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尤其“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样的句子，似在平静安和的表相底下，揭示了人内心的不安、痛苦和悲情。

“美景不再来”，“好花不常开”“盛年不重来”“岁月人不待”，人生充满了无奈，这种悲才是痛彻心宇的大悲、大哀、大痛，大感慨。

郭沫若认为王羲之性格倔强，就不会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这种思维是不合逻辑的，作为“右军将军”的王羲之，既“以骨鲠称”，“忧国忧民”，那么，他一定不会对“生灵涂炭”熟视无睹，漠然置之，反而更觉人生之无常，岁月之不居，时光之短暂，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珍贵，这正是《兰亭序》“夫人之相与”之后半部分所要揭橥的主旨。

这里特别谈一下“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里的“今”“昔”指代是很明确的，就是上句“每览昔人兴感之由”的“昔人”（古人），览者（王羲之）当然就是“今人”了；“后”指后代的人。

所以这一句倒不能放在“向之所欣”四句之下，因为那四句中的“向”、“及至”只是说的人生中一段时间的“以前”和“后来”，并不是说的古人和今人。

而且这句话感叹的也不是什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哀，反倒是见到古人（览昔人之作），想到来者（后之视今）。

这一句感叹的是：一想到后人看到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会像（犹如）我们今天看到古人的诗文那样，产生同样的感叹，想到这些，是让人动心的。

“悲”什么？感慨而已；不是什么悲哀。

这一句就直接引起了下文：因为我们今天的作为会引起后人的共鸣的，不能掉以轻心，“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编成这本《兰亭集诗》。

后人看到这个，会深有同感的吧。

至于这两句前面的十多句，意思很明白，层次条理很清楚，怎么会是“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呢？所以说，施蛰存先生的《批〈兰亭序〉》，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总之，作者由雅集中的吟咏以及清谈，联想到岁月易逝，人生短暂，进而深思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符合逻辑的。

这一点，无须怀疑。

由此，我想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关“存在”的三个方面：首先是人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这是最浅的层面。

比如一个人站在这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当我们说一个人死了，就是指他的物质的那一部分消失了。

可我们决不能轻言孔子死了，鲁迅死了，因为作为肉体人的消逝并不意味着他的精神的消亡，而他们的思想会留下来影响别人，所以，我们遂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或者，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活”着。

其次，人不仅存在，他还是知道自己存在的存在。

这个领悟很重要。

一个人有存在意识，对个体的生与死有觉悟，或许他的存在就会与他人完全不一样，因为这关乎到一个人选择什么方式活着，怎样活着。

接受了死亡教育的人，对生才会有一种谦卑和敬畏，才会对活着本身怀着一种郑重之情。

一个不真正认识死亡的人，将是狂妄的，“无所畏惧”的。

那种贪婪无度地占有、抢夺、扩张而精神不断矮化的人，问题可能就出在他们忘记了人会死的现实，或者，不敢面对死亡的真相。

死亡，不仅是对活着的终结，也是对存在的否定。

死亡永远是高悬在人头顶上的利器，它嘲讽一切肤浅的快活，也注销一切短暂的价值。

更严酷的是人知道自己会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这是人的最大困境。

也就是佛教上说的“大悲苦”之一。

所以，王羲之说，“齐彭殇为妄作”。

彭祖，传说为颛顼帝的玄孙，活了八百岁。

殇，指短命夭折的人。

庄子认为，生与死、长寿与短命，没有绝对的界限,是相对的,这就是“齐”——“等量齐观”。

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死亡才是平等的。

再次，人存在，也知道自己存在，再进一步，人还知道有一天将不存在，也就是说，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可他的内心又有对无限的向往——存在的有限与渴望无限之间构成的冲突，这便是存在的第三个层面。

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渴望自己存在能够延续得久一点。

在中国，没有宗教传统，多数人也不接受灵魂永恒的观念。

但中国文化体系中却崇尚两件事，一是传宗接代，二是“立言”。

钱穆先生说，“凡超我而存在，外于我而独立，不与我而俱尽的，那就是不朽。

”西方人认为“人死了灵魂还存在”。

中国人则理解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德、功、言”的指向都是现世，这是中国人所理解的灵魂不灭的证据。

早在20年前，我在论文中讲道：艺术的最本质意义是观照生命。

他们对艺术的热爱正是对生命的热爱，他们凭借艺术而表现生命。

反过来，艺术又在最高层次上复现了他们的生命。

艺术成为生命的延续，艺术使他们不朽。

艺术是艺术家的安身立命之所，艺术也是艺术家的生命意义所在。

王羲之“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的思想，事实上，正是对生命意义的观照，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艺术文化性意义的。

因此，不管以何种方式来理解生与死的诘问，人的肉身终有一灭，存在会变成非存在，这是一个严酷的客观现实，也是人所有痛苦的根源。

人无法超越肉身而存在，也无法突破时间的限制，这就是存在的有限性。

张爱玲讲“望远皆悲”，意思是说，只要拨开眼前迷雾，稍稍看透一点，人生不过是悲凉、悲哀而已。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修改的人生现实。

因此，人应该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而王羲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给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这就是《兰亭序》不灭的文化性意义。

雅斯贝尔斯是在介绍奥古斯汀时说这番话的。

奥古斯汀参与了基督教的建立。

概括起来，对生命存在的认知，是这样三句话：我存在。

我知道我存在。

我爱这一存在。

我认为，施蜇存《批〈兰亭序〉》，并没有从形而上的层面，比如哲学的、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层面来解读，而是从语文疏通字句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否定《兰亭序》的文化价值，这是值得商榷的。

魏晋是中国玄学大兴的时代，如果把《兰亭序》文放置晋文化视野中去考察也许会有更多的收获。

审美而能够有哲学的高度，有独特的人生感悟，以及文化批判反省精神，这便是我们所向往的文化自觉和艺术精神所在。

这里还想附带讲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三大行书”的排序，应为《祭侄稿》第一，《寒食诗》第二，《兰亭序》第三。

理由是世界的艺术以悲剧最高，最美。

以为《祭侄稿》最悲愤，而《兰亭序》则相对快乐适意。

我亦不以为然。

《祭侄稿》历代推崇，被誉为“凝刻心魄，收摄血泪之作”，但理性地分析，这种悲伤，与父母亡、儿子死的人生大悲也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