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成长的过程——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生命成长的过程——从《我的兄弟》到《风筝》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鲁迅是一位文章大家，大概因此，经常有年轻人向他请教文章应该怎么写，于是鲁迅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题目却是“不应该那么写”，介绍了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的主张：“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家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

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

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

这是应该删去的。

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

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鲁迅说“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那么，他是充分肯定了这样的学习写作的方法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在鲁迅的启发下，写了一本《跟鲁迅学改文章》（岳麓书社2005年版），将鲁迅的原稿与改定稿一一对照，从而显示鲁迅是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的。

其中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都是语文课本里的选文。

老师和同学在学习这两篇课文时，不妨看看朱正先生这本书，琢磨琢磨鲁迅何以如此这般修改，这对我们加深对鲁迅写作用心的理解和学习写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鲁迅提到的“作家的未定稿”，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作家对同一个写作素材、同一个题材，会在不同的情境下，两度，甚至几度重写，形成多个文本。

将这些从同一素材生发出来的不同文本对照起来读，是很有趣味的，而且也可以学得写文章的方法。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汪曾祺，在上世纪40年代写了《异秉》《职业》两篇小说，到80年代，由于这两个文本均已散失，他又以同名、同题材重写了一遍。

研究者后来找到了40年代的文本，就将这两种文本对照起来读，读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对读》）鲁迅也有过这样的两次写作。

1919年鲁迅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连续发表了七篇《自言自语》，其中有三篇在他1925、1926年间写《野草》和《朝花夕拾》时，又重写了一遍。

这就有了三篇可对读的文本：《自言自语》里的《火的冰》与《野草》里的《死火》，《自言自语》里的《我的父亲》与《朝花夕拾》里的《父亲的病》，《自言自语》里的《我的兄弟》与《野草》里的《风筝》。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读的方法来学习《风筝》这篇课文。

《我的兄弟》一文不长，照录如下——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

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

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

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

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

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我们现在就来对照阅读。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写作时间和文章题目：作者在1919年写了《我的兄弟》，为什么时隔六年，到1925年又写《风筝》？不过是童年的一段生活，这样一直念念不忘，一写再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写同一件事，为什么要把题目由“我的兄弟”改为“风筝”？这大概是我们一开始阅读就要提出的问题。

但我们不要急于求答案，还是先细读文本，最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的兄弟》共分九段，《风筝》则有十二段。

我们就分段来对比阅读。

一、“回忆的套子”的设置《我的兄弟》第一段第一句就直接进入回忆：“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

”而在《风筝》里，第三段才有类似的叙述：“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

”也就是说，《风筝》在进入故事的叙述之前，还有两段描写，而且我们注意到，写的是作者写文章时的外在景物和内在的“惊异和悲哀”的心情。

《我的兄弟》在文章结尾写到请求兄弟原谅就煞住了，而《风筝》又多出一段：回到开头所写的自己的心情上，还是“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如果说，《我的兄弟》是一篇单纯的客观叙述，那么《风筝》却外加了一个“套子”，将全篇的回忆笼罩在“我”回忆时的主观心境里，以“悲哀”始，又以“悲哀”终。

这样一个“回忆的套子”的精心设置，是《风筝》一文的最大特点，作者的写作旨意正蕴涵其中。

这是我们读懂这篇文章的关键，是应该紧紧把握住的。

但我们还是不能立刻进入“套子”的细读与分析：其含义只有读完了正文，才能理解。

二、变叙述为描写正文的故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我”和“兄弟”冲突的由来：《我的兄弟》的第一、二段，《风筝》的第三段。

《我的兄弟》第一段只有短短的两个叙述句：“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尽管直截了当地点明了“我”和“兄弟”的冲突的由来，但是却过于简单了：“我”为什么“不喜欢”，怎样“不喜欢”，“兄弟”为什么“喜欢”，怎样“喜欢”，都省略了。

这恰恰是《风筝》要大做文章之处。

《风筝》里不仅有“我”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而“嫌恶”放风筝（注意：这是为下文埋伏笔）；而且有“兄弟”的动作和心理描写：为风筝的起落，忽而“出神”，忽而“惊呼”，忽而“跳跃”；还特意强调了“兄弟”的年龄（“大概十岁内外”），描写他的外貌：“多病，瘦得不堪”。

这都是为下文作铺垫的。

于是，我们又知道了《风筝》与《我的兄弟》相比，在写作上的变化：变叙述为描写，变简陋直书为精心经营文字，周密安排文章布局。

不过《风筝》也有删削，比如《我的兄弟》第二段谈到“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这层意思在《风筝》里却没有说及，大概是为了集中笔墨谈兄弟之间的冲突，就不提父亲了。

（二）“我”和“兄弟”的冲突：《我的兄弟》三、四、五段，《风筝》第四段。

依然是变简单的叙述为具体、丰富的描写。

比如在《我的兄弟》里，只是这么一句：“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到《风筝》里就发展成为一个过程描写：先是“我忽然想起”多日不见小兄弟；然后，记起了“曾看见他在后园拾枯竹”；这才“恍然大悟”似的赶到那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

有了这样一番曲折，就为下文“我”的不满的大爆发，以及粗暴的行为，作了情绪上的铺垫。

紧接着的冲突，在《我的兄弟》里也是三言两语就交代完了：“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但在《风筝》里，却演化成了充满戏剧性的紧张的场景描写：先是小兄弟的“惊惶”，“失了色”，以至“瑟缩”；接着是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和“愤怒”中的一系列动作：“折断”“掷”与“踏扁”——注意：这里的用词比《我的兄弟》里的“踏碎”“拆”“撕”都要重得多狠得多，使人感到被折断与踏扁的，不只是风筝，更是小兄弟的心。

或许更要注意的，是“我”在踏扁了风筝以后的心理描写，这恰恰是《我的兄弟》里所省略不写的：“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

”这里的“长幼”与“力气”，正是和上文的“十岁内外”与“瘦得不堪”相呼应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突然出现的“敌”与“胜利”这样的描写战争的词语，这就暗示了这场冲突的“战争”实质：这是典型的长者对幼者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欺凌：下文提出的“虐杀”的概念，已经逐渐形成了。

还有“兄弟”的反应。

《我的兄弟》是这样写的：“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风筝》则写道：“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由“哭”“悄然”到“绝望”，分量显然重了许多，这说明：兄弟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或许是更为严重的。

这也为下文提出“精神的虐杀”的概念作了铺垫。

问题更在于“我”的反应。

《我的兄弟》写得也很简单：“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就不知道了。

”《风筝》在写了“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以后，又加了一句：“也没有留心”，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小兄弟“以后怎样”，他的感情有没有受到伤害，是没必要“留心”的。

这样，从《我的兄弟》到《风筝》，鲁迅的描写不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而且还加强了力度，这场兄弟之间冲突的内在的严重性就逐渐突显出来。

这就孕育着下文感情的爆发，我们读者的阅读心理也随之沉重起来。

（三）成年后的反思和补救：《我的兄弟》六、七、八、九段，《风筝》五、六、七、八、十、十一段。

这一部分的篇幅和分量，在《我的兄弟》里和前面两部分差不多，而《风筝》却篇幅更大，分量也更重。

可以看出，这成年后的反思和补救才是《风筝》描写的重点。

先是反思。

《我的兄弟》也说得很简单：“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仅仅是“错”，“错”在哪里，没有交代。

但《风筝》却说自己轮到了“惩罚”，那就不只是“错”而可能有“罪”。

而且也十分严肃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我”接受了西方新的现代儿童观，“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在这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映照下，原先“我”所坚持的“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的观念，就显得陈旧而荒谬，不攻而自破了。

这样，觉悟的“我”，再反观“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的“这一幕”，前文所写的对风筝，更是对小兄弟心灵的“折断”“掷”“踏扁”，以及“我”的“愤怒”“傲然”，一下子都露出了狰狞面目，“我”终于猛醒：这是“精神的虐杀”！这一判断，是全文最浓重的一笔。

这件事在《我的兄弟》里，仅仅是幼时兄弟之间的冲突，但在《风筝》的反省中，就成了一个“精神的虐杀”的事件。

这有点出乎我们读者的意料，因此特别具有震撼力，但由于作者在前文的具体描写中已经作了足够的铺垫，所以这又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这就是作者用笔的力量。

由此引发的，是“我”的，其实也是“我们”读者的沉重之感：“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但又并不“断绝”，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一再地重复“很重很重”，这都是对人的心灵“很重很重”的“惩罚”。

鲁迅对自己的解剖，是很锋利，也很残酷的。

于是又有了“补过”的努力。

《我的兄弟》的叙述依然只有一句：“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

”到《风筝》里就有了更为细致也更有层次的过程性描写。

先是“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

——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童年游戏的时代已过，再也追不回，补不过来了，虽然“嚷着，跑着，笑着”，心却是痛着的。

这令人心酸的一笔，是《我的兄弟》里所没有的。

于是，又有了另外的补救，就是《我的兄弟》里写到的：当面表示“抱歉”，但《风筝》里却揭示了抱歉背后的心理：希望接受“宽恕”而获得心的“宽松”。

但结果却是“他什么也不记得了”，这也是《我的兄弟》写到了的，但却没有写到“我”的反应，而这正是《风筝》所要着力强调的：“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慌罢了。

”“无宽恕之可言”，这就意味着，童年时所犯下的“精神虐杀”的错误，以至罪过，不仅无法补救，而且无从宽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