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珠玉词》中的士大夫文化

浅析《珠玉词》中的士大夫文化〔摘要〕：宋王朝是中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以文官治国，再加上对文化教育以及科举取士的重视，士大夫文化在宋朝得到完善和发展。

晏殊位极人臣，是士大夫文人的典型代表。

因此士大夫文化在他的词作《珠玉词》中有多种体现。

特别是文人反俗求雅以及政治生活对他们文学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士大夫文化珠玉词晏殊〔正文〕：北宋开国后，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积极吸取唐藩镇割据致使灭亡的教训，重文抑武，优待文士。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

宋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上上下下的官员几乎都由文人担任。

不仅执政的宰相非文士莫属，连主兵的枢密使亦用文人。

宋太祖认为:“五方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生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有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1〕他还曾立下戒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对文人士大夫的重视可见一斑。

宋高度文人化的社会和较为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文化体制，必然要求其有强大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作为官员来源的保证。

宋不仅兴办官学，私学亦十分兴盛。

这从根本上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养。

还有宋代的科举，以贡举为常科，大体沿袭唐代制度，设进士、明经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

明经科试“帖书、”“墨义”，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

帖论、验实学，诗赋看词章，前者定去留，后者分高下。

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宋朝科举考试打破了门第限制，以个人才能为录取标准，寒门学子也能凭一己之力入仕；科举制度较前朝之变革，对宋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产生深远影响，形成公正平等、崇文重学、经世致用和忧国忧民的价值观，并以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为了鼓舞尚学之风，宋真宗赵恒亲作《劝学文》，全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学校教育、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

“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

政府官员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成为政客、学者、作家等全方位发展的人物。

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使作为封建社会文化主力军的士大夫群体更加精英化。

晏殊是士大夫精英群体中的代表，是宋王朝士大夫集团的缩影。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

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

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

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

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

’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殊奏：‘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

’帝爱其不欺，既成，数称善。

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

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每称许之……已而薨，帝虽临奠，以不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篆其碑首曰‘旧学之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

累典州，吏民颇畏其悁急。

善知人，富弼、杨察，皆其婿也。

殊为宰相兼枢密使，而弼为副使，辞所兼，诏不许，其信遇如此。

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

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

”〔2〕晏殊长期身居高位，虽有起落，但一生悠游富贵，又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佳客必留、”“亦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寄情歌酒，流连光景。

他能诗、善词，文章、文赋、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

他的词，吸收了南唐尤其是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

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6首。

《珠玉词》集名取“珠圆玉润”之意，于自然中有一股雍容娴雅之境。

由宋王朝对文人的重视、教育、科举的发展引起的士大夫精神的完善，而晏殊的词集《珠玉词》是士大夫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士大夫精神亦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示，。

首先，《珠玉词》反俗求雅的特征展现宋文官风貌。

晏殊与词人柳永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画墁录》所载者：“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日‘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

’柳遂退。

”晏殊作词，不愿意作柳永那种“针线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式的不太雅致的句子。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界限的消失。

寒庶一旦晋身为士大夫阶层，对自身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

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第一要务。

宋人在文化艺术上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3〕上文晏殊对柳永的对话，既是士大夫这一行为的生动例子。

晏殊词虽延续花间词和南唐词，不外乎歌舞升平、宴饮游乐、感事伤怀、相思离别、男女爱情之类，描绘富贵气象，词中从不出现金玉锦绣等字眼，而作者闲暇自在的神情，从容不迫的气度，大家的高华气象，自然而又委婉地流露了出来，表现了雍容典雅的阶级情趣。

词平淡而富有韵味，清新而澄明温润，明净圆融，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

吴处厚曾评曰：满纸金玉锦绣，这是贫儿乍富。

晏元献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才是真正的富贵。

（《青芜杂志》）。

《宋朝事实类苑》亦有：“晏元献公虽起于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

”如晏词《蝶恋花》描绘闺中思妇：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4〕抒写的不仅是思妇寂寞孤独的淡淡轻愁，还因为他营造了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表达一份闲雅的无可奈何情调和少许敏感而旷达的惆怅，与花间派写女子相比，更添高雅澄明之气韵。

反观柳永，不同于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词为游戏之作，他是“职业词人”，又多俗词俗语，自然会受到捍卫士大夫地位的文人的打击。

其次，《珠玉词》蕴涵的人生体验和哀愁怅惘之情，是政治活动在士大夫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中国古代文人想实现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抱负，唯一的途径就是出仕做官。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得不但不可分割，而且无可选择。

由于士大夫的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再加上宦海变幻莫测，士大夫在官场得意失意都不可避免。

所谓“物不平则鸣”、“不愤不作，不启不发”文人的不幸往往是文化之幸，许多千古词章都诞生于文士失意之时。

个人认为，晏殊词中哀而不伤的惆怅，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受到他政治身份影响的。

晏殊被看作一生富贵无虞之人，但他政治上也有升贬、大起大落，这都会对他产生心理上的影响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他大致有三次遭贬经历：“……忤太后旨。

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

……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衮冕者，太后以问，殊以《周官》后服对。

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迁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

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

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颖州。

”〔5〕他三次因言获罪，或是为国为礼，或是坚持自己中庸处事之道，并无大的过错，却屡屡遭贬。

晏殊的词作,正是“失路情结”储于中才能易感于外，当心理上积淀的那种无所依托的迷惘惆怅之情,一旦遭遇了生活中的奢华与客观景物的变更,胸中所怀的一切情思与感触就在心物感应的过程中产生思维闪光,形成词作,即于富贵气中尽显惆怅之情。

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晏殊又拥有相对于普通文人而言的理智和内敛，处事圆通，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能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

这一点也是宋朝士大夫普遍特征。

因而《珠玉词》情感理性节制，含蓄委婉，体现了政治家超越个人哀愁理性。

所以他的词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悟与精细描述，表现了乐极生悲的人生哲学;宣泄情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了擂家学说的中和之美;写男女艳情、离愁别绪，思深而不滞，意高而不俗，达到了情中有思、物中有我的境界;写饮宴祝颂，能透过富贵安逸的生活表象揭示深藏于内心的隐秘和苦痛。

词风清新闲雅，意境澄明圆静。

《珠玉词》所反映出的士大夫精神和情趣，还有很多，再次不再一一赘述。

《珠玉词》上承花间、南唐此风，下启北宋词坛。

清新澄明，要眇宜修而又不失哲理，实为宋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1〕冯琦、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中华书局〔2〕元脱脱著《宋史晏殊传》,宋史三百十一卷,列传七十〔3〕连心达《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文史哲》2009年第四期（总第315期)〔4〕张草纫《二晏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