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思想观念透视
三国演义中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
三国演义中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瑰宝。
作为一部描写三国时期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小说，它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蕴含着丰富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的作品。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三国演义中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
首先，三国演义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忠诚与义理观念。
在小说中，刘备、关羽、张飞等人以及他们的部下都以忠诚和义气为核心价值观。
他们对君主忠诚，对兄弟义气重于一切。
这种忠诚和义气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道德准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和义气被视为高尚的品德，被广泛推崇和倡导。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这些英雄人物的忠诚和义气，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价值观念。
其次，三国演义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
小说中的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和争权夺利都是基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展开的。
小说中的人物在追求权力和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出各种权谋和策略。
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权力和地位的重视。
第三，三国演义中强调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选择的重要性。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性格各异，既有忠诚正直的英雄，也有狡诈奸诈的反派。
他们在面对各种困境和选择时，常常需要权衡利弊，做出道德决策。
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道德选择的重视。
同时，这也提醒着读者，在现实生活中也要面对各种道德困境，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力。
最后，三国演义中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观念。
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相处之道常常以礼仪为基础。
无论是尊重长辈，还是对待朋友和敌人，都有一定的礼节和规矩。
这种礼仪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视。
通过描写人物之间的礼仪交往，三国演义传递了一种和谐相处和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念。
总之，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
宗教信仰与思想观念三国演义中的宗教元素分析
宗教信仰与思想观念三国演义中的宗教元素分析宗教信仰与思想观念─三国演义中的宗教元素分析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以三国时期中国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塑造众多英雄人物和激烈战争描绘了动荡的时代。
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宗教元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映了人们对于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以及个人命运的探索。
本文将对三国演义中的宗教元素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一、佛教元素的体现三国演义中描绘了许多人物与佛教有关的经历和事件，这显示了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
例如道教的创始人张角以及关羽、刘备等人在危机时刻多次拜佛寻求庇护。
此外，在三国演义中，佛教也被描绘为世俗的力量。
例如，在杀害董卓之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等人来到寺庙中，让和尚为他们念经超度亡灵，表现了佛教背后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二、道教元素的刻画在三国演义中，道教被视为智慧和超凡力量的象征。
道教徒常常被描绘为具有超人能力和智慧的人物。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德曹操之争中出现的草头神，他能够预知未来，并在关键时刻给予关羽重要的指导。
在这个故事中，草头神的神奇力量以及他对众多人物命运的影响展示了道教在三国时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三、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思想被广泛地运用在三国演义的塑造人物和情节中，反映了三国时期中国人民对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尊崇。
在这个时代，尊重长辈、忠诚孝顺等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准则。
例如，曹操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虽然有时行事冷酷无情，但他仍然重视礼仪和孝道，这在他治理国家时得到了广泛认可。
而关羽、张飞等人的奉献精神和对义气的追求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四、现实追求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命运与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
宗教信仰与现实追求之间的矛盾使得人物在抉择时陷入了困惑。
例如，刘备虽然宗教信仰深厚，但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他不得不权衡个人信仰和政治利益。
同样，关羽在回避曹操追杀时，对他的信仰也产生了一定的动摇。
三国演义思想总结
三国演义思想总结《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述三国时期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罗贯中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丰富多样的思想内容。
这些思想内容涉及到了政治理念、道德观念、人性本质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思想进行总结。
首先，政治理念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
作为三国时期历史背景下的小说，政治斗争是其中的主导线之一。
无论是刘备、曹操还是孙权，他们都致力于争取天下霸权的目标。
刘备提出了兴汉复旧的政治理念，他将自己的统治称为“振兴汉室”。
刘备在卧龙诸葛亮的辅佐下，注重贤能之才的重用，坚持仁政，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曹操则倡导了一种辅佐天子的政治理念，他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致力于统一天下而不惜一切代价。
而孙权则采取了“以民族联合对内，以敌对外”的政治战略，通过联合各地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江东地区。
从这些政治理念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对于政治斗争的描写相对较多，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
其次，《三国演义》也包含了丰富的道德观念。
在这个时代，伦理道德的观念对于人们的行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以其高尚的品德和道德准则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楷模。
他们忠诚、勇敢、仁爱，对待朋友、对待敌人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
同时，《三国演义》中也塑造了一些道德败坏的人物形象，如吕布、董卓等，他们以自私、残暴和虚伪的行为展现了人性的阴暗面。
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小说表达了作者对于道德准则和人性本质的思考。
此外，《三国演义》中还涉及到了人性本质的思考。
人性的本质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也是《三国演义》中探讨的重要思想。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各具特点，他们的行为常常受到利益和权力的驱动。
曹操以权谋之道为根本，他的人性本质体现了权力的欲望、嫉妒心理和对他人生死的操纵欲。
关羽、张飞则体现了忠诚、勇气和信义等高尚品质的人性本质。
此外，还有如司马懿等人物，他们以智谋和计谋成为了战争中的重要角色。
三国演义中的智谋与智慧
三国演义中的智谋与智慧《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它以其丰富的人物形象、复杂的情节和精妙的智谋而广受赞誉。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不仅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战争与政治，更深入探讨了智慧和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分析《三国演义》中的智谋与智慧。
首先，智谋在《三国演义》中是各方势力争夺胜利的重要手段。
刘备、曹操、孙权等角色都展现了出色的智谋。
刘备以“仁德之君”的形象赢得了众多忠诚的臣子，通过巧妙的联合和策略，成功夺取了益州。
曹操则以其卓越的智谋和军事才能，统一了中原地区，并建立了强大的政权。
孙权则凭借睿智的决策，成功地将东吴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些智谋的展现，不仅给读者带来了悬疑和紧张的阅读体验，更展示了历史人物在复杂环境中应对挑战的能力。
其次，智慧在《三国演义》中是智谋的基础。
智慧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它代表了人物的聪明才智、对事物的洞察力和正确的判断力。
在小说中，智慧往往与善行、仁义等价值观相结合，如刘备的仁德和孔明的智慧相辅相成。
刘备以其仁德感化了众多忠诚的臣子，而孔明则凭借其聪明才智和深思熟虑的决策，为刘备提供了支持和指导。
智慧与善行的结合，使得智谋在小说中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道德的追求。
此外，在《三国演义》中，智谋与智慧的展现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观察。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虚构的情节和对历史的夸张处理，但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传达了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
智谋和智慧在小说中的展现，既是对历史人物智慧的赞美，也是对历史事件智慧的总结。
通过对智谋与智慧的描写，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历史人物的智慧和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智谋与智慧在《三国演义》中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审美的享受。
小说中的智谋和智慧展现了人类智慧的辉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智谋的巧妙和智慧的深邃。
这种审美的享受不仅仅是对智谋和智慧的赞美，更是对人类智慧的赞美。
【三国历史】益州土著士人与刘璋刘备集团
【三国历史】益州土著士人与刘璋、刘备集团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构成向来深受史家的关注，学界已有从其构成的地域集团和新旧势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如田余庆先生从蜀汉政权建立后新人与旧势、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矛盾，论述了李严的兴废与诸葛亮的用人政策。
雷近芳先生从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性，探讨了蜀汉政权内部各种地域集团的矛盾。
张承宗先生则进一步从蜀汉政权对各级士人的任用，论述了蜀汉政权的兴亡。
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同刘焉、刘璋父子一样，都是外来势力，面对先后两个外来势力，土著士人又持怎样的态度呢?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益州土著士人对待这两个外来势力的态度出发，来分析汉末至晋间这两个外来势力在对待土著士人的不同政策和土著士人与外来势力的矛盾。
一、益州士人与刘焉、刘璋父子集团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一统的国家局面趋于崩溃，而地方政权的黑暗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握有地方大权的官员“货赂为官，割剥百姓”（刘二牧传)。
这样的政局不仅引起了地方刺史被杀，如并州刺史张壹，凉州刺史耿鄙，而且还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有远见和势力的士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地方，想割据地盘，独霸一方。
如作为宗室的刘焉就建议汉灵帝“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刘二牧传)，并以“避世难”请求到边远的交趾当州牧，但是东汉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
刘焉的愿望被益州籍侍中董扶（广汉人)所支持，于是就建议刘焉求益州牧，而恰好原益州刺史邵俭的黑暗统治激起了益州民众的起义。
东汉政府就以监军使者的身份派刘焉领益州州牧，同时，刘焉也得到了另一位益州籍太仓令赵韪（巴西人)的支持，于是刘焉就在董扶和赵韪的陪同下入蜀。
刘焉在入蜀之前已得到了在京任职的益州士人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益州土著士人对他入蜀也会支持。
那么，在刘焉入蜀的过程中益州土著士人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刘焉入蜀之时，益州就爆发了马相、赵?领导的农民起义，势力发展迅速，并攻杀了益州刺使?俭，但是却受到了州从事贾龙家兵的镇压。
三国演义与中国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文化
三国演义与中国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文化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其丰富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战争描写和复杂的政治情节而闻名于世。
然而，除了这些方面，三国演义还融入了中国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文化，这使得它在历史背景和人物行动上更具有深度和意义。
首先，三国演义中的地理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绘各个地区的地理特征和地势，展示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理环境的重视和利用。
例如，小说中的长江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水道，扮演着交通和军事战略的关键角色。
作者在描写长江时，不仅展示了其壮丽的景色，还强调了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长江的重视和对地理环境的利用。
其次，三国演义中的地理文化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域的认同和归属感。
小说中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和地方特色，这些地方文化不仅体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域的情感认同。
例如，小说中的荆州被描绘为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而蜀地则被描绘为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
这些描写不仅展示了各地的地理特点，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此外，三国演义中的地理观念还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理环境变化的认识和应对策略。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绘气候变化、地理灾害等情节，展示了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应对策略。
例如，小说中的赤壁之战是在冬天进行的，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寒冷的天气和大雾的特点，使得曹操的军队在战争中处于劣势。
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对地理环境的应对策略。
最后，三国演义中的地理观念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理环境与人文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绘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展示了地理环境与人文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小说中的江南地区被描绘为一个经济繁荣、人杰地灵的地方，而北方则被描绘为一个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地方。
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地理环境与人文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认识。
三国演义读书思想总结思想工作总结
三国演义读书思想总结思想工作总结《三国演义》读书思想总结《三国演义》是一部描绘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的长篇小说。
作者罗贯中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解为基础，再结合民间的三国故事传说与宋元话本、戏曲等多种元素，进行深入加工和再创作，使这部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事件。
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我得到了以下的思想总结：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为开端，接着是连年战乱，最后以西晋统一天下而结束。
这个过程中，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合作和冲突不断。
这让我理解到，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各种矛盾和冲突存在。
但是，在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也存在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只有通过合作和对话，才能找到解决矛盾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佳途径。
二、以人为本，尊重人才在《三国演义》中，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才的参与。
无论是刘备、曹操还是孙权，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都离不开身边一群忠心耿耿、才华横溢的人才的支持。
这让我认识到，以人为本、尊重人才是一个组织或团体成功的关键。
只有重视人才，给予他们充分的发挥空间和良好的待遇，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为组织或团体带来更大的价值。
三、谋略为先，策略为后《三国演义》中充满了各种谋略和策略。
无论是诸葛亮、周瑜还是司马懿等人物，他们都是运用谋略和策略的高手。
这让我理解到，在处理复杂的问题和面对强大的对手时，谋略和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有通过深思熟虑和分析形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策略，再通过精心的谋略实施，才能取得成功。
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三国演义》中，很多人物都具备了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他们不仅有出色的才干和能力，还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
这让我认识到，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有资格和能力去治理国家、服务人民。
三国时期的文化与思想
三国时期的文化与思想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与思想也是非常独特的。
在这个时代，诸侯割据、战乱不断，各个地方的文化与思想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三国时期的文化在三国时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地域性的特点。
在南方吴国，以孙权为代表的南京文化逐渐崛起。
这种文化注重个性、情感和艺术性，表现出热情洋溢的南方气息。
在北方曹魏，文化则相对内敛、理性，注重客观和实用。
曹魏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不仅流传至今，也成为世界文学的珍品之一。
而在西南的蜀汉，则发展了自己独有的山水画和川剧，这些文化传承至今，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除了地域性外，三国时期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佛教在三国时期达到高峰，这也正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前奏。
同时，道教也逐渐崛起，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大流派。
三国时期的民间信仰也不容忽视，如五斗米道和黄巾起义中的信仰等，反映出时代的精神特征和社会现实。
二、三国时期的思想三国时期的思想体系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点。
在曹魏，儒家思想是主流，官方文化也是以儒家为基础。
儒家思想在曹魏时期得到广泛发展，诸如荀子、魏征、陈群、裴松之等儒家学者均活跃于此。
儒家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庶民尚贤”等，这些思想为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南方吴国则以道家思想为主流。
吴国的文化底蕴与“吴越文化”有密切关联，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道家思想强调反传统、反儒、反变化、反世俗，这与吴国的南方气息相呼应，成为当时文化风向的一种转变。
所谓“老庄之学”，即道家思想，被吴国大量采纳，成为道家观念最为深厚的历史时期之一。
此外，佛教思想在三国时期也逐渐发展，其主张“天人合一”、“四谛八正道”、“菩提心”等，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个时期，佛教被赞誉为“国教”，很多名流和士人都加入了佛教的信仰之中。
总而言之，三国时期的文化与思想不仅体现出了地域特色和多元性，也表现出了丰富的内涵和哲学性，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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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思想观念透视摘要：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地区思想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惜命思想严重；二是谶纬之学兴盛，认为曹魏最终统一天下；三是忠君观念淡漠，择主观念强烈。
这些观念，与蜀汉“兴复汉室”的基本国策相违背。
刘备在时，一方面任用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兴教办学，一方面严格控制不利于蜀汉统治思想的流传。
刘备去世后，蜀汉政府没有继续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思想，还大幅任用这些人兴教办学，这就为刘禅选择投降埋下伏笔。
至于刘璋选择投降，是他本身就已经具有了这些思想。
关键词：益州；思想观；惜命；择主；兴教办学；投降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汉末三国时期，益州作为天府之地，是重要争夺对象。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投降，刘备从他手里夺到益州。
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刘禅向邓艾大军投降，曹魏占据益州。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儒家提倡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的春秋大义，而刘璋、刘禅选择投降显然违背了春秋大义。
问题是刘璋、刘禅这两位益州当时的执权者明知违背了春秋大义，为什么还会选择投降呢？本文以为，刘璋、刘禅之所以选择投降，与流行于当时益州的思想观念，即儒士对国家、百姓、人生的见解和看法在特殊时期发生变化有着重要关系。
在这一时期，两位执政者不再固守国君死社稷的春秋大义，选择了他们认为合理的做法。
而且，后来占领益州的蜀汉政府大幅任用具有这些思想观念的儒士兴教办学、发展文化，又使得这些思想观念在较大范围内得到传播、获得认同，这也是刘禅选择投降虽遇到阻力但依然能得以实施的原因。
一汉末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益州算是一方安定之土。
外界动乱和益州安定这一环境对照，改变了益州儒士对人生的看法。
儒家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积极入世”思想观念一度被许多儒士所放弃，人们纷纷自保，“惜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
惜命的一种表现方式是舍义取生。
许靖，字文休，汝南郡平舆县人。
他虽不是益州人士，但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四起，他四处逃难，“后刘璋遂使使招靖，靖来入蜀。
璋以靖为巴郡、广汉太守……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史。
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
”许靖第一次逃命行为发生在董卓执政时，当时许靖堂兄许与孔同同谋声讨董卓，“靖惧诛，奔”。
刘璋招来许靖后，待他似不薄。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围攻成都，许靖又准备翻越城墙出去投降，这是他第二次逃命行为。
由许靖的行为可以看出，此人爱惜自己的生命。
他在给曹操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
”许靖作为东汉末年具有较高声望的儒士，竟也出现这种违背儒家道义的行为，他在逃奔到孔处后，曾自表曰：“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
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
”可见，许靖的思想观念在特定时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且他这种思想转变也得到社会的认可。
刘备因为许靖想翻越城墙投降一事而不想任用他。
法正劝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
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
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
”法正劝刘备厚待许靖，是基于许靖在天下人心中有很好的名声。
由此可见，天下人并不以这种惜命行为为怪。
惜命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避世。
儒家思想提倡“入世”，孔子就说“学而优则仕”；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儒士出于多种原由考虑，纷纷选择“避世”。
“避世”从表象看是远离政治，不求作为，归根结底，是“避祸”，远离争端和是非，保全自己的生命。
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也。
少受学于广汉任安。
刘璋辟为从事，以疾去官。
及先主定蜀，微常称聋，闭门不出。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
微固辞，而致之。
既致，亮引见微，微自陈谢。
陈寿对杜微这种避世行为是称赞的，《三国志》曰：“杜微修身隐静，不役当世，庶几夷、皓之概。
”将他与伯夷、商山四皓相提并论。
避世思想在益州是有影响的，表现在身处仕途的儒士们身上，就是不多过问政事。
以正为例，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在蜀汉皇宫秘书署任职。
曾写《释讥》一文，表达自己的志趣。
文中写一个人讥笑他不去追求事业和名声，只是偶尔献一策、进一言，表明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官职，但未做到竭尽全力。
郗正反驳曰：“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
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
”他认为贤人君子应当识实务，进退有度。
陈寿认为，郗正的这种做法避免了灾祸。
《三国志》说：“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三国时期，谶纬之学兴盛，相较魏吴，益州更为笃信，《三国志》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
”在研究谶纬之学人看来，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必将属于曹魏。
这是益州思想界流行的关于天下未来趋势的看法。
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也。
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
数被征，终不诣。
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
”谯周曾就周舒所说的“当涂高者，魏也”向杜琼请教。
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
”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
”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
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谯周依照杜琼的说法，触类旁通，将结论更加以论证化：“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
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
”汉末三国时期，特殊的战乱环境改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忠君观念，他们不再固守一定要服膺于某位主公的思想，而是自主择君。
相较魏吴，益州儒士这种观念尤为突出。
首先以法正、张松为例，他们本为刘璋属下，后归降刘备，不是刘璋残暴或者其他什么恶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刘璋不会有大作为。
谯周曾在劝谏后主的疏中，直接表达他对择主观念的认可。
他在劝谏后主不要增广声乐时说：“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
”这就说明谯周是认可贤才智士择主的做法，只不过他以为贤才智士择主的主要条件是看主公“德之薄厚”。
他在劝谏后主不要入南中时又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
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
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谯周认为，圣人知道得失存亡、天命所归。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乐意，也应该重新择主，如微子，虽然是纣王的叔叔，也依然归降周武王。
二上述例子说明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整体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
就算在某段时间益州儒士们感念执政者厚待恩德，尽其力效忠朝廷，也并未改变占据他们头脑中对人生和政治的看法，他们总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观处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
最好的例子是谯周。
诸葛亮领益州牧时，谯周为劝学从事，当诸葛亮病死于敌战区时，“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但当邓艾大军攻克江油时，谯周却并未因为诸葛亮对其厚重，拼死护卫蜀汉政权，而是从天命等思想观念出发，劝刘禅投降。
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放在益州整体思想氛围下，就完全可以理解。
刘禅选择投降从某种程度来看就是受益州大环境思想观念的影响，当时益州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刘备为汉中王时，许靖为太傅。
刘备称帝时，许靖的工作是教育百姓遵守五教和宽厚的原则。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实际的执行者，他又任命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兴教办学。
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
诸葛亮任用他们三人目的明确，他与杜微书曰：“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许慈，字仁笃，先主刘备定蜀后，因蜀中动乱已经一二十年，教育事业荒废，便任用许慈、胡潜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人一起管理古代文献，同时制定有关学校规章制度。
许慈去世后，其子许勋继承他的事业，复位博士。
来敏，字敬达，“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
周群字仲直，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
谯周，字允南，诸葛亮兼任益州牧时，任命他为劝学从事。
蒋琬兼任益州刺史时，调任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全州的学生。
《三国志》载：许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谯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
可见他们对教学工作之尽职。
由于具有上述思想观念的人多从事教育工作，多通过教育方式将自己的思想传给后学者，后学者又多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促使了上述思想在社会上的流传。
陈寿是谯周的学生，谯周劝降之举遭到后人斥责，陈寿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益州当时盛行的思想观念与蜀汉的长期国策——兴复汉室是相违背的，这种思想的流传不利于蜀汉的统治，危害性严重。
刘备在时，曾采取严厉措施。
蜀郡张裕曾对人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
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
”刘备因此杀掉他。
如果说，刘备在时采用了双手抓的策略，一方面任用具有上述思想的人兴教办学，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不利于蜀汉统治思想的流传。
刘备去世后，蜀汉统治阶层没采取合适的措施制止这种思想的流行，忽略了舆论宣传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亮集》有教曰：“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
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
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
后主即位，吾暗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
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
”不仅如此，蜀汉政府还任用这批人士兴教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这些思想流行，为刘禅选择投降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刘禅选择投降与蜀汉政府忽视舆论宣传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大幅任用具有上述思想的人士兴教办学而扩大这种思想的流行有关，那他之前的刘璋选择投降，则是因为受这些思想的潜移默化。
刘璋的父亲刘焉，目睹汉灵帝统治衰败，便想远离是非避难，后因董扶的预言而改变主意，“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
”可见，刘璋的父亲刘焉身上已具有惜命思想和相信谶纬之学，对汉朝的未来不看好。
刘焉的观念完全不影响刘璋是不可能的。
刘备的属下法正曾写信给刘璋，劝他为保全家族而选择投降：“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