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散文史

浅论中国散文发展史论文摘要：中国散文史，源远流长。

如果从《尚书》中初步成型的作品算起，至今也有近四千年的历史。

期间经历古代、近代、现代这样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积累的散文精品和相关典籍，浩如烟海；各阶段涌现的散文作家，灿若星群。

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无论古代散文、近代散文，还是现代散文，都是作家们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感悟的结晶，也是我们观察世相，观察人生的窗口。

这些散文，尤其是那些散文精品，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体裁万殊，章法各异。

而这其中的演变更是一个长远而复杂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散文史古代现代影响散文史中国文学中最大的一个家族，种数繁衍最为庞杂，甚至古今散文概念也不一致，但是中国散文史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产生、发展和演变的。

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有半封建办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自形成了散文的若干特色，也积淀了一些共同特质。

具体来说，中国的散文史可以分为四个大时期：上古期（先秦、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现代期（“五四”运动以来至今）。

一、上古期（先秦、秦汉）先秦首先，是先秦时期。

先秦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文章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简单记事到长篇大论，由官府独占到百家争鸣，这是一次飞跃的发展。

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

从现有的材料看，中国的文字记事，大约是从商代开始的。

这是不仅有了甲骨刻辞，而且有了铜器铭文。

《尚书•盘庚》等篇章，虽有后代润色附益的辞语，但那文章基本事实，也是写于商代的。

这些卜辞和铭文的特点是单纯，质朴，据事直书，无所文饰。

到了西周，奴隶制社会达到极盛时期，但物盛而衰，由于礼乐大备，这时的文章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内容增加了历史经验和道德说教，形式也更重文采了。

一志一文，可以说是从殷商到西周散文发展的基本情况。

在这以后，质文递变，也是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条合乎规律的现象。

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阶段。

这时礼坏乐崩，王纲解纽，原来王公贵族曾经独占的文化，这时再也不得专擅了。

这时候私人讲学，处士可以横议。

由于讲学和横议，散文便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

例如代表孔子之文的《春秋》和《论语》。

总的看来，春秋之文是周朝尚文的继续。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的变革更大，战国时代，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比春秋时代更大的变革。

文化上甚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巨变，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文章的变化也是空前的。

从文体的发展变化看，这时的文章，已经由《论语》那样的语录、对话发展为长篇大论以至专门论著，如《荀子》、《韩非子》、《孙子》、《吕氏春秋》等；由《春秋》那样简约的记事发展为《国语》、《左转》、《战国策》等近于纪传的史籍。

从文风的发展变化看，这时各家的论著，有的虽然“尚文”，有的则已开始“尚质”。

文质并存的情况出现了。

孟子、荀子、庄子是尚文的，而墨子韩非子是尚质的。

这反映了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文、质的不同需求。

而在百家争鸣中，其中压倒一切的是论辩文章。

战国文章在用语方面还有一个特征是：散文杂而韵语。

后代所谓散文与韵文、散体、骈体，在战国时代，还没有区分。

特别是诸子的论说文章，常常是韵、散并用的。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从晚周到战国，从王纲解纽到百家争鸣，先秦文章已经发张到极盛的程度。

但是物极必反，文盛至极，也复归于质。

秦汉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秦世不文”，是一大特点。

秦代文化专制的制度施行后，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结束了。

此后，秦王朝统治时期，几乎们没有产生什么文章。

但秦二世而亡，天下又归大乱。

当楚汉之际，百家之学再兴，游学之风复起。

在这一个时期里，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百家之学都无禁忌。

当时尤为时人所重的是纵横之学。

由于从横之学曾经极盛，所以汉初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纵横驰骋，尚有战国之风。

但到了武帝之时，此风开始变化，因为这时的国家形势变了。

武帝将儒学作为新的统治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这样一来，文章发生了新变化，而另外，武帝文政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立乐府，用文人，爱辞赋，因此汉代辞赋特别发达，达到一个高潮。

从文章的形式看，秦汉以后尤其是东汉以后，也有变化。

首先是秦汉以后，文章的篇章结构比较严整了。

不仅论说文章已经完整成片，史传之文也以纪传体而自成篇章了。

其次是，这时的文章，尤其是东汉的文章，用语造句，已开始注重工丽，逐渐出现了骈俪之体。

还有，先秦的文章主要记言、记事和说理，尚少刻画和描写，而到了汉代，则逐渐出现了着力刻画描写的汉字。

这一时期的散文代表作有：说理散文《吕氏春秋》《淮南子》；政论散文《过秦论》《贤良对策》；传记散文《史记》《汉书》；记叙文和小说《说苑》《韩诗外传》。

这就说明，叙述、说理、描写的文章，终于汉代，已经“大备”了。

二、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散文发生又一次大变化的时代。

首先政权变了，由于曹操实掌政权，因此他对当时文章的明确要求直接就导致了“魏初章表，指事造实”而不“靡丽”的特点。

在曹操的“勿得浮华”这类指令的影响下，魏初文章颇有“不尚华词”的倾向。

但是到了曹丕以后，文风又趋向浮华。

而到了两晋时期“精明理”“善论难”是两晋的共同特点，而“析理”之类，则东晋超过西晋。

其特点是“清通简要”。

此外晋人独擅的文章还有“哀吊：之辞，文辞之茂超过前代。

总的看来，晋代文章最商场的仍是议论。

虽然没有嵇康阮籍那样的长篇大论，但多种多样，思想相当活跃，形式也有特色。

到了南朝，文章的发展更加多样。

总的趋势是由质到文，文章更像骈偶发展。

南朝之文，是文章由单体向骈体发展的高峰，这是这个阶段的文章最主要的特点。

但骈体文章不便于议论，所以这时的论难之文仍多是散体。

至于被炒，文章的变化也受南朝影响。

这是因为北方各族的文化水平较低，早期又值战乱相寻，文化受到很大破坏。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作者虽少，而当南北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之际，也产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文章著作。

例如庾信和颜之推的文章，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隋朝隋唐五代是文章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其中隋朝年代虽短，二世而亡，其历史地位，与秦相似，但“秦世不文”，隋则颇有文章。

而且唐承隋制，唐文之发展变化，亦与隋制有关。

隋制对于文章影响最大者，是废除九品中正的官人之法，而行科举取士，为布衣之士开了入仕之门。

在这之后，作者发生了变化，文章自然也要变化。

唐宋的“古文运动”，主要就是一些布衣之士从政治活动在文学上的表现。

还有，隋文帝初并天下，政策曾是比较开放的。

隋世文章，大概曾有四类。

一是歌功颂德之文，如李德林的《天命论》。

二是献策献计之文。

三是牢骚怨愤之文，作者可推刘炫和王通。

四是消极厌世之文，如萧大圆的《闲房之言》。

唐代文章发生根本变化，是在唐朝。

唐承隋制，开科取士，选拔了大批的布衣之士。

所不同者，是隋时作者，歌功颂德；而唐初作者，直言极谏。

这是唐代文章的第一个变化，很值得注意。

但人们论及唐文之变，往往舍此不谈，而专讲文章复古的经过。

现在看来，唐文之变，似可划分更多的阶段，就文风而言，变化之始，可以上溯到贞观年间。

在这以后，从唐末到五代，文章都有变化。

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

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

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

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在安史之乱以后。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

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垍、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

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

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

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

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

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

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

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

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

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

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五代唐代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这时期，军阀割据，彼此互相攻代，政权皆由军人所掌，政局十分的混乱。

这个时期唯美文风高涨，散文没落，不受重视。

这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有杨夔、沉颜、牛希济、孙郃等。

杨夔，为文学《春秋》，精通《文选》，所作叙议兼擅，肉容以关国事，反映现实为主，形式上多为小品文。

又善写寓，言想丰富，下笔琳瑯，至风格之幽隐，则与陆龟蒙类类似。

沉颜，著《聱书》，他十分崇仰元结，工议论，如《象刑解》、《时日无吉凶解》等文章，内容皆与政教有关，善于破除迷信，而且逻辑严密，风格爽朗，颇具特色，故清圣祖誉其“清拔之气，矫然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