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散文史

浅论中国散文发展史

论文摘要：中国散文史，源远流长。如果从《尚书》中初步成型的作品算起，至今也有近四千年的历史。期间经历古代、近代、现代这样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积累的散文精品和相关典籍，浩如烟海；各阶段涌现的散文作家，灿若星群。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无论古代散文、近代散文，还是现代散文，都是作家们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感悟的结晶，也是我们观察世相，观察人生的窗口。这些散文，尤其是那些散文精品，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体裁万殊，章法各异。而这其中的演变更是一个长远而复杂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散文史古代现代影响

散文史中国文学中最大的一个家族，种数繁衍最为庞杂，甚至古今散文概念也不一致，但是中国散文史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有半封建办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自形成了散文的若干特色，也积淀了一些共同特质。

具体来说，中国的散文史可以分为四个大时期：上古期（先秦、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现代期（“五四”运动以来至今）。

一、上古期（先秦、秦汉）

先秦

首先，是先秦时期。先秦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文章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简单记事到长篇大论，由官府独占到百家争鸣，这是一次飞跃的发展。

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的材料看，中国的文字记事，大约是从商代开始的。这是不仅有了甲骨刻辞，而且有了铜器铭文。《尚书?盘庚》等篇章，虽有后代润色附益的辞语，但那文章基本事实，也是写于商代的。这些卜辞和铭文的特点是单纯，质朴，据事直书，无所文饰。

到了西周，奴隶制社会达到极盛时期，但物盛而衰，由于礼乐大备，这时的文章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内容增加了历史经验和道德说教，形式也更重文采了。一志一文，可以说是从殷商到西周散文发展的基本情况。在这以后，质文递变，也是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条合乎规律的现象。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阶段。这时礼坏乐崩，王纲解纽，原来王公贵族曾经独占的文化，这时再也不得专擅了。这时候私人讲学，处士可以横议。由于讲学和横议，散文便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例如代表孔子之文的《春秋》和《论语》。总的看来，春秋之文是周朝尚文的继续。由春秋到战国，社会的变革更大，战国时代，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比春秋时代更大的变革。文化上甚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巨变，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文章的变化也是空前的。从文体的发展变化看，这时的文章，已经由《论语》那样的语录、对话发展为长篇大论以至专门论著，如《荀子》、《韩非子》、《孙子》、《吕氏春秋》等；由《春秋》那样简约的记事发展为《国语》、《左转》、《战国策》等近于纪传的史籍。从文风的发展变化看，这时各家的论著，有的虽然“尚文”，有的则已开始“尚质”。文质并存的情况出现了。孟子、荀子、庄子是尚文的，而墨子韩非子是尚质的。这反映了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文、质的不同需求。而在百家争鸣中，其中压倒一切的是论辩文章。战国文章在用语方面还有一个特征是：散文杂而韵语。后代所谓散文与韵文、散体、骈体，在战国时代，还没有区分。特别是诸子的论说文章，常常是韵、散并用的。这也是这

个时代的特征。从晚周到战国，从王纲解纽到百家争鸣，先秦文章已经发张到极盛的程度。但是物极必反，文盛至极，也复归于质。

秦汉

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秦世不文”，是一大特点。秦代文化专制的制度施行后，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结束了。此后，秦王朝统治时期，几乎们没有产生什么文章。但秦二世而亡，天下又归大乱。当楚汉之际，百家之学再兴，游学之风复起。

在这一个时期里，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百家之学都无禁忌。当时尤为时人所重的是纵横之学。由于从横之学曾经极盛，所以汉初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纵横驰骋，尚有战国之风。但到了武帝之时，此风开始变化，因为这时的国家形势变了。武帝将儒学作为新的统治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样一来，文章发生了新变化，而另外，武帝文政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立乐府，用文人，爱辞赋，因此汉代辞赋特别发达，达到一个高潮。从文章的形式看，秦汉以后尤其是东汉以后，也有变化。首先是秦汉以后，文章的篇章结构比较严整了。不仅论说文章已经完整成片，史传之文也以纪传体而自成篇章了。其次是，这时的文章，尤其是东汉的文章，用语造句，已开始注重工丽，逐渐出现了骈俪之体。还有，先秦的文章主要记言、记事和说理，尚少刻画和描写，而到了汉代，则逐渐出现了着力刻画描写的汉字。这一时期的散文代表作有：说理散文《吕氏春秋》《淮南子》；政论散文《过秦论》《贤良对策》；传记散文《史记》《汉书》；记叙文和小说《说苑》《韩诗外传》。这就说明，叙述、说理、描写的文章，终于汉代，已经“大备”了。

二、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散文发生又一次大变化的时代。首先政权变了，由于曹操实掌政权，因此他对当时文章的明确要求直接就导致了“魏初章表，指事造实”而不“靡丽”的特点。在曹操的“勿得浮华”这类指令的影响下，魏初文章颇有“不尚华词”的倾向。但是到了曹丕以后，文风又趋向浮华。而到了两晋时期“精明理”“善论难”是两晋的共同特点，而“析理”之类，则东晋超过西晋。其特点是“清通简要”。此外晋人独擅的文章还有“哀吊：之辞，文辞之茂超过前代。总的看来，晋代文章最商场的仍是议论。虽然没有嵇康阮籍那样的长篇大论，但多种多样，思想相当活跃，形式也有特色。

到了南朝，文章的发展更加多样。总的趋势是由质到文，文章更像骈偶发展。南朝之文，是文章由单体向骈体发展的高峰，这是这个阶段的文章最主要的特点。但骈体文章不便于议论，所以这时的论难之文仍多是散体。至于被炒，文章的变化也受南朝影响。这是因为北方各族的文化水平较低，早期又值战乱相寻，文化受到很大破坏。但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作者虽少，而当南北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之际，也产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文章著作。例如庾信和颜之推的文章，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隋朝

隋唐五代是文章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中隋朝年代虽短，二世而亡，其历史地位，与秦相似，但“秦世不文”，隋则颇有文章。而且唐承隋制，唐文之发展变化，亦与隋制有关。

隋制对于文章影响最大者，是废除九品中正的官人之法，而行科举取士，为布衣之士开了入仕之门。在这之后，作者发生了变化，文章自然也要变化。唐宋的“古文运动”，主要就是一些布衣之士从政治活动在文学上的表现。还有，隋文帝初并天下，政策曾是比较开放的。隋世文章，大概曾有四类。一是歌功颂德之文，如李德林的《天命论》。二是献策献计之文。三是牢骚怨愤之文，作者可推刘炫和王通。四是消极厌世之文，如萧大圆的《闲房之

言》。

唐代

文章发生根本变化，是在唐朝。唐承隋制，开科取士，选拔了大批的布衣之士。所不同者，是隋时作者，歌功颂德；而唐初作者，直言极谏。这是唐代文章的第一个变化，很值得注意。但人们论及唐文之变，往往舍此不谈，而专讲文章复古的经过。

现在看来，唐文之变，似可划分更多的阶段，就文风而言，变化之始，可以上溯到贞观年间。在这以后，从唐末到五代，文章都有变化。

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垍、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五代

唐代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时期，军阀割据，彼此互相攻代，政权皆由军人所掌，政局十分的混乱。

这个时期唯美文风高涨，散文没落，不受重视。这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有杨夔、沉颜、牛希济、孙郃等。

杨夔，为文学《春秋》，精通《文选》，所作叙议兼擅，肉容以关国事，反映现实为主，形式上多为小品文。又善写寓，言想丰富，下笔琳瑯，至风格之幽隐，则与陆龟蒙类类似。沉颜，著《聱书》，他十分崇仰元结，工议论，如《象刑解》、《时日无吉凶解》等文章，内容皆与政教有关，善于破除迷信，而且逻辑严密，风格爽朗，颇具特色，故清圣祖誉其“清拔之气，矫然自异”。洪迈亦把他与孙樵、刘蜕并称。牛希济所存散文，全为论辨体，是针对当时时政、文学的积弊，提出一连川改革的方针文采博辩，洞识深刻，有助于教化生民。孙郃，为文慕韩愈，所作议论侃侃，譬贴，切法度尤为严谨。

这些作家作品所存数量多寡不一，风格亦迥然各异，然而作品体类样，结构严密，有的技巧灵活，有的文采勃发，在五代是较为突出的作家。

一般而言，五代时期的散文成就，比不上前代的唐，及后继的宋。

宋代

宋初，承唐末五代的陋习，“四六文”盛行，学者只知道雕琢字面，堆砌辞藻，外型虽然装饰得美丽，但却没有真实的情感，在文学上实在没什么价值。柳开、穆修、尹洙等，要变更当时的文体，只因能力薄弱，没有多大影响。直至欧阳修出，倡导师法韩愈、柳宗元，力扫雕琢堆砌之弊，才使宋初华丽的风气为之一变。

晚唐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所倡导之三十六体骈文乘韩派散文衰败而起；至北宋初，与西崑体诗歌并行，形成华美文风之再度全盛。李商隐名其文集为樊南四六甲集、樊南四六乙集，四六文遂承唐末、两宋骈丽文字之定名，且隐然与六朝骈文有别。

四六文至宋初臻于鼎盛，实得力于西崑诗之推波助澜，两者体制虽异，然其重视对偶用典，致力于雕琢字句，则并无二致，故能相得益彰。仁宗庆历以后，欧阳修所领导之古文运动大盛，文坛开始出现散文独尊的局面，四六之势渐衰，然两宋应用文字仍以四六为之，终宋之世，此体不废。北宋散文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皆有四六之作。南渡之后，犹有汪藻，洪迈、周必大、綦崇礼、叶适等工为四六。不过，“组织繁碎，文格日卑”，较北宋之作又有逊色。

元代

元代的散文，仍是沿袭着唐宋古文的发展，虽不能有宋代那样辉煌的成就，但散文作家仍是不少。元初的散文，虽没有各树旗帜，互相攻击，却也没有一个公正是非作一般的标准。元代中叶的散文，以吴澄的弟子虞集、许衡的弟子姚燧以及马祖常等最为知名，为文仍承袭元初路线。此时期出现了文学四杰：虞集、杨载、范谆、揭徯斯。四杰为诗本源于江西，而稍著之以清丽，为文亦各有其特色。

元代中叶以后，则以柳贯、黄溍、吴莱三人最为重要。而中叶文人，亦即明文所自出。他们三人，一方面承受元初前辈的文学余润，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其后的文路，也为王伟、戴良、宋濂作了良好文学典范。其中，以吴莱的成就最高。

到了有明一代，文学辉煌，其散文创作领域，亦高手如林，风格多样，流派分呈。不过，明初较佳的散文，多以前人为模式，时或别出心意，但仍旧不脱昔人窠臼; 较下等的散文则多剽窃抄袭，或务艰涩，或饰外华，较不具文学价值。

明初至中叶

明初的散文承继元末的文学，而后出现的台阁体，其弊流为散冗，遂引起了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但后来却又走回句模字拟的方式，食古不化，遂发生了王唐之主唐、宋，规矩谨严，结果这两派一起一伏，直到明末，影响到清代的文学发展。但是，不管如何，明代散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表现上，或是艺术形式的创造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

明代的散文，大致经历了洪武、永乐、弘治、嘉靖、万历和崇禎六次显著的变化。这期

间，出现了众多文学派别，或着意于传统的恢复，或致力于新形式的创造，或强调心灵世界的开拓，或力主对现实社会的反应。总而言之，明代散文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传统文学观点的突破，把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作为文章的第一要义，而不是代圣贤立言。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传达此种文学精神，这是我国散文史上的重要发展之一。二是扭转了宋、元以来唯“道”是尊，轻文贱艺的衰颓文风，恢复并振兴了古文传统。注重师法唐、宋，同时博取先秦、两汉、六朝，拓宽了古文创作的途径，增强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三是晚明小品文的产生：它突破了正宗古文的传统，使古老的文体出现了新的生机及气象。

中国传统古文的发展到了中唐、北宋，已进入其辉煌的顶峰，“唐宋八大家”正代表它伟大的成就。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统治了思想文化界，重道轻文，视辞章为末技的观念弥漫文坛。许多作品呈现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内容陈腐，质木无文，又模仿语录体的腔调，读来令人生厌。而明代散文的发展，正好把散文创作从宋、元古文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重新使传统的古文闪耀出艺术的光辉，就成了明代散文的重要责任了。

明代著名的散文家，以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儒等人为代表。他们携带著一股清新刚劲的文风。他们大部份从事创作于元末，多起于民间或下层官吏，亲身感受过民生的疾苦、社会的疮痍，抱有匡时济世的理想，并且学识渊博，善著文章。虽然在学术思想上仍为脱离宋、元理学的轨辙，但由于他们有着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故能超越理学的束缚，写出反应时代精神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感叹人生变故，或渴求天下治安，或记叙高人奇事，或探索兴衰之道，将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活毕现其中。其文风苍劲悲凉，闳深雄丽。

三、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

明后期

面对明末的社会现实，古文家们怀着匡时济世的抱负和亡国易代的悲痛，奋发挥毫，感时而作。一时之间，文坛上名手四起，雄文如林。当时的散文风格，多的是正气凛然之作。明代近三百年来的散文创作，就在明末国破家亡，异族入主的情形之下，悲壮的结束了。明朝的遗民孤臣在清初文学创作上，便继续着雄健高迈，慷慨激昂的散文风格，直到另一种散文革新出现。

清朝

清代是女真人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朝代，而清初的文学发展乃承袭着明末的文学风格，充满复国中兴的思想。不过，在清朝开国皇帝的良好奠基之下，清代的发展逐渐走上轨道，而散文的发展也产生另一番局面。大体而言，清代是一个学术昌盛的时代。于各种思想与学派在清代都找到它的继承者。因而清人一般以治学为第一要务，清代文人要立足于士林，首先便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清代的散文在桐城派的领导之下，自成一格。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散文发展史之一。清代的散文，可说是桐城派的天下。除了清初时候的几位名士，以唐宋八大家为宗。清中叶以后，受到桐城派影响的先后有阳湖派与湘乡派。而桐城派文人以他们鲜明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便是格守程、朱理学的立场。桐城派在清初不满阳明之学，与颜、李学派立异，迎合了统治者提倡理学的意图；嘉靖时期，他们不受世风所染，笃守宋学，与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派对峙；道咸年间，则于程、朱理学中融入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洋务派、改良派有某些共通之处；在清末，他们又以程、朱理学为武器对抗新思想、新文化。桐城派历时两百多年，几与清朝的统治相始终。前期桐城文人的经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对文人恩威并施的政策，而清代中叶之后，桐城派文人与政治的关係更为密切，其中有像曾国藩这样的辅弼大臣，历次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 也有向薛福成、吴汝纶这样的洋务派成员；还有像严复、林紓这样对于传播西方思想

起过重要作用的翻译家。总之，桐城派文人在清代史中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相当肯定的。研究桐城派的文学历史，也就相当于研究清代散文的发展史。

清代后期，正值西方文化入侵的时期，许多传统的文化都遭受到严重的冲击。散文发展到此，已经准备迈入另一个新阶段了。民国建立，白话文学运动的提倡，使得散文由传统的古典散文进入到白话散文的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散文创作。

四、现代期（“五四”运动以来至今）

现代

中国现代散文三十年丰富多样、起伏变迁的发展，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整个生活面貌，而且从各种典型的散文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出作家的心灵轨迹，个性特色，郁达长说：“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的发展变迁深受时代的推动和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主流，现代散文作家队伍在时代的变迁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的分化的组合，各人的选择不一，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就因人而异、对现代的中国文学，现代的中国散文史作出的贡献也不同，这一时期作家有：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主要的奠基人，鲁迅的散文，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学的奇葩。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1949年间的文学，中国现代散文也同样如此，在这三十多年中，散文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从五四新文学革命至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开创了现代散文关注人生、参与历史变革，其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艺术上创建了各式各样；有效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适合现代读者审美需要的散文，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1928－1937，以阶段斗争为主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逆转，新文学阵营地也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广大作家的创作面临了新的考验和选择，这一时期散文取材的范围扩展，写实性，战斗性增强，社会政治思想主题深化，使现代散文沿着反帝反封建的方面继续前进，并为下一阶段的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阶段，1937－1949，以抗日战争、抗日救亡主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的状态，由于这一时期客观上不同政治区域，文化据点不同，作家的创作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上海的“孤岛”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各地的散文创作及特点也有不同。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这些理论观点，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五四”时期的新型散文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五四”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它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

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在20世纪20年代末，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周作人等人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路径，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谢冰心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当代散文

当代散文同样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以及隐含在语言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新时期散文的创作在内陆主要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实为主的记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极盛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诗”化的散文创作的热潮，在前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散文创作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为了摆脱这样的框架和模式，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形成热潮。

在台湾，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文章中有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风格的“闺秀散文”,随着政治禁忌的减少,散文中意识形态的杂然并呈,实为七十年来所未见，出现了“山林/乡土散文”、“生态环保散文”、“政治散文”和“私散文”。

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文“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重新恢复

散文的大度和洒脱。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在台湾，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追求一直未曾中断。早在六十年代，余光中就提倡过“散文革命”，他的散文文体革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比较全面。八十年代兴起的都市散文不再耽溺于以抒情为主流的叙述模式，突破抒情散文第一人称的主体中心，改以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发掘其背后潜藏的多重形而上意义，因而越来越趋近于当代小说形构的思维，并明显地寓言化。

内陆作家在散文文体实践上最大胆也最有创新的是钟鸣，他的《旁观者》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品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散文文体革命潮正悄然勃兴于台海两岸文坛，这就是文类的跨越与整合。

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此，中国散文的流变发展已有了一个大概的梳理。在这里，将明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散文文体八股文单独提出来介绍一下——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中国明、清两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它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首先，在古代散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主要表现就是科举所用的时文，其前期为骈文，后期为八股文。且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同时也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但是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由于程朱理学占了人们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甚至成为官方哲学，因此八股文在作为科举之法的同时也就成了士子功名富贵之所系，成为官方文体，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其他散文虽也流行，毕竟难与八股文抗衡。明代的唐宋派散文、清代的桐城派散文，都未免受到理学的影响。明清散文流派始终是在时文(八股文)这一强势文体存在的文化环境中谋求发展，导致多数散文流派与诗歌流派同体，有的流派(如秦汉派)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是长于诗而短于文。因此，明清之文已难以有新的开拓，八股文已将古文引入将死之路成为散文发展的巨大的阻碍，知道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才将其取代。由此看来，八股文对我国的散文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散文产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虽然有积极的成分在，但总的来说还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八股文的存在不但限制了人们的创作形式也禁锢了人们的创作思想，这是极不利于文学作品的创新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中国散文史》郭预衡著，《中国散文史纲》刘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