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答案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1答案一、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

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宋代的讲史话本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

这些话本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也采入一些传说、异闻等，同时也不免虚构，以增强吸引力。

它们的情节往往较曲折，篇幅较长。

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拟话本是明代兴起的短篇小说的一种创作形式，它是由文人模拟宋元话本而创作的。

它与话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白话小说；其不同点是拟话本不再是说话艺人说唱的底本而是专供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

拟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宋元以来的讲唱文学已逐渐脱离了口头创作阶段进而发展成为作家的书面文学。

其代表作品主要有：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简称《三言》），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陆人龙的《醒世言》，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于霖的《清夜钟》以及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等。

二、中国古代的婚姻礼法对女性的贞节向来极为重视，随便翻开一些谈论女德之书，都会看到“妇人以贞为行”、“妇人贞洁，从一而终”[1]、“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之类的训戒。

一个女子若不遵从这些训戒，而与他人“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已婚之妇还会被夫家休弃或受法律惩处。

如《唐律疏议》婚姻条即云：“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

……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离，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妻妾合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

”《明律•户律》也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

”如此一来，妇女便陷于封建贞节观念和法律条文的严重桎梏之中，失去了婚恋自由和离婚改嫁的基本权利。

所以，古人曾慨叹：“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不过，妇女婚恋、改嫁虽不自由，但在不同时代其程度还是有所差异。

大致说来，唐以前，贞节观念和法律条文对女性的羁缚要相对宽松一些，现实中女子与人偷情、私奔而后缔婚者时或有之，寡妇改嫁一般亦不会招致物议。

迨宋以降，女性所受的礼法禁锢便日趋严厉了，甚至连手和皮肤被异性触摸，都会被视为失贞不洁。

至于夫死殉节或望门守贞者更不在少数。

《明史•列女传序》即云，由于统治者大力褒奖贞节，“乃至于僻壤大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坻；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

但这主要是明代前期如此。

及至明中后期，封建贞节观念和统治者的褒奖就不那么灵了。

从当时的通俗小说即可以看到，已有越来越多的女子特别是市井女子，不再驯服于贞节观念的束缚和法律的钳制，她们为了获取婚恋自由和性爱满足，往往甘冒“淫乱”、“私奔”罪名，以大胆的叛逆行为，形象地谱写了贞节与情爱的时代变奏。

1、对少女偷情、私奔的宽容与同情在话本、拟话本小说中，与人偷情或私奔的少女可谓屡见不鲜，如《警世通言》卷29中的李莺莺，《醒世恒言》卷28中的贺秀娥，《初刻拍案惊奇》卷12中的陶幼芳、卷23中的吴兴娘、卷29中的罗惜惜，《鼓掌绝尘》“雪集”中的李若兰，《欢喜冤家》第10回中的施蓉娘等等。

2、对女子失节的原谅与理解较之于少女的偷情、私奔，已婚妇女的失节、犯淫现象在话本、拟话本小说中表现得更为醒目。

仅“三言”、“二拍”所写的失节妇女就约20个。

《型世言》、《三刻拍案惊奇》中也有部分作品以失节妇女为主角。

而《欢喜冤家》，则几乎每回都写了妇女与人通奸或淫奔的故事。

三、从汉魏六朝到唐朝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

这一时期的小说缺少艺术性，但已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两大主题：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描写鬼神怪异的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描写人物的逸闻琐事的小说，也称轶事小说）。

唐朝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繁盛为小说创作注入了活力，使其脱离历史记载或说神论鬼而成为着眼世俗生活的文艺创作。

唐代小说为志怪小说的变异，虽也是依传说而作，有猎奇之意，但“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被称为“传奇文”。

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

传奇小说到宋代逐渐衰落，平话取而代之。

“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

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这些白话小说由说书人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并形成了文字形式的“话本”。

在宋以前，中国小说多为文言短篇，宋代话本的出现使白话长篇小说也跻身主流。

中国小说发展史自此呈现出文言和白话交相辉映的态势。

宋代的话本经过后世文人加工变成了后来的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至元代和明代发展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话本小说带有说书人的语言风格，以描绘扣人心弦的情节、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见长，所以深受欢迎，流传甚广。

同时，宋代文言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传奇文的余绪；二是志怪体，这是志怪小说的延续；三是笔记体，这是志人小说的演化。

明代小说承袭了宋代小说的题材和形式，也延续了志怪、志人的脉络。

明初，历史题材的神异小说、英贤小说、武侠小说盛行，它们是以流传下来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八仙过海”、“封神传”、“杨家将”、“白蛇传”等故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创作的小说；同时，“人情小说”（或称“世情书”）兴起，描写“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

其中著名的是《金瓶梅》；及至明末，出现拟宋代的话本小说而作的通俗小说，描摹“世态人情之岐”。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2答案请自行完成。

1、《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否农民起义探讨《水浒传》的主题，还要着眼于《水浒传》本身。

从内容看，《水浒传》描写的是发生于北宋未年的一场正义阶层反抗非正义阶层的斗争的全过程。

这场斗争，并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因为在斗争过程中，既看不到农民——依附于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人的影子，也看不出任何与农民革命有关的动机与追求；这场斗争，也很难称做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因为组成正义一方阵容的大部分人恰恰出自统治阶级内部，无论是“林教头”、“武都头”、“鲁提辖”，还是“宋押司”、“杨制使”、“秦统制”，这部分人甚至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于普通大众的生杀予夺之权。

从身份上看，这几乎就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但是，这决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场斗争的特殊性正是《水浒传》的主旨所在：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中，展现市民文化的风貌和特质。

一方面，纯粹的市民阶级做为辅助的、从属的、但也不可忽视的力量加入了正义一方；另一方面，正义一方的主力虽然出自统治阶级，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级却本非水火不容的社会集团，就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而言，两大集团是颇多近似之处的，从这些主力所体现的文化本质来看，他们无疑都是典型的市民人物。

因此可以这样说，《水浒传》中的正义阶层，是以市民为主体组成的。

《水浒传》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尤其着力刻画了以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为代表的水浒英雄形象，揭示了他们最终参加反抗统治阶级斗争的原因，描绘了他们曲折离奇的斗争经历。

水浒英雄身上，体现了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对公正、正义的朴素向往，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精神品性，恩怨分明、表里如一的人格素质，当然也包括使性逞气、狡黠油滑、贪图享乐的市民陋习。

他们的斗争行为，既不出于农民式的“均贫富、分田地”的经济愿望，也未达到推翻封建政权的政治自觉，而是导源于外力压迫下的自由释放人性的冲动。

在走上反抗道路之前，水浒英雄们大多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一般并未遭受经济上的剥削，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常常以不正当手段侵夺他人利益，甚至以此为生，比如时迁，在把自己的偷盗技术融入梁山泊的正义事业之前，显然只是一个卑琐的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施恩则借助老子的淫威在快活林欺行霸市；而孙二娘和张青，李俊和李立，分明就是孟州道和揭阳岭上卖人肉的江湖屠夫。

阮氏三兄弟是遭受过经济压迫的，但这种经济压迫却不是导致三兄弟走上反抗道路的根本原因。

做为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水浒英雄所遭受的政治压迫和人格歧视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市民阶层做为一支富有生命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其生存与壮大，必然意味着对于固有社会秩序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甚至破坏，因此必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从而也必然招致统治阶级的禁锢与打击。

而禁锢与打击，必然引发市民阶层的反抗与斗争。

“替天行道”的正义幻想、江湖义气和张扬个性的激情冲动是促使水浒英雄团结起来并走上反抗道路的内在原因。

要说明这一问题，须从宋江谈起。

宋江是维系水浒英雄群体团结与合作的核心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梁山事业的性质和命运。

出身刀笔小吏的宋江，文不及吴用、公孙胜，武不及林冲、鲁智深，沙场征战几无尺寸之功，但靠着“仗义疏财”、“济弱扶倾”的豪侠义气和善解人意的天然秉赋，他极其顺利地赢得了所有水浒英雄近于赤诚的拥戴，就连李逵这样暴烈不驯的汉子，也不得不对他俯首贴耳，他甚至把这些散漫的、一向习惯于单打独斗的英雄凝聚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集体。

当然，水浒英雄之所以不计个人恩怨死心塌地地追随宋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为宋江“替天行道”的政治鸟托邦所吸引。

宋江是深知这一政治鸟托邦的号召力与说服力的，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宣传和推广，效果也相当明显。

宋江的政治鸟托邦，虽然不免带有扬空高蹈的迷幻色彩，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不但把水浒英雄杂乱无章、是非难辨的个人豪侠行为纳入了正义规道，而且对于壮大梁山正义队伍的力量也是大有助益的，显然，如果不打出“替天行道”这一政治招牌，仅凭“义气相投”，呼延灼、关胜等出身高贵的朝廷大将是不可能甘心归顺的。

在决定梁山事业的前途和水浒英雄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替天行道”的政治理想和水浒弟兄的江湖情谊敉平了各路英雄在是否接受朝廷招安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使梁山队伍继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对宋江而言，“招安”是唯一的救赎之路，虽然有种种猜测和担忧，这条道路仍然是最为理想的，因此领受了天道启示并自觉肩负了为水浒弟兄找寻安身立命场所重任的他也就不能不冒险踏上去；而吴用、武松、鲁智深等人，明知前途险恶，也不能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追随着宋江走上招安之路。

总而言之，“替天行道”的政治理想和江湖义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浒英雄群体和个体的行为抉择，在关键时刻，这种影响甚至变成了主宰。

水浒英雄向往的人生境界，是具有深厚人文主义特质的人生境界，但他们最终选择的达到这一境界的手段和途径——接受招安，却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宋江在柴进庄上送别武松时嘱咐道：“日后到得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

”这种人生蓝图，武松也许并不在意，宋江却是一直揣在怀里的，封建势力的迫害，非但未能改变他对这付蓝图的热诚，反而促使他更迅速地把这幅蓝图强加到每一位水浒英雄身上，从而使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正义行为，变成了暂避山林、专等招安的“忠君”心迹的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