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国外发展状况

简述《诗经》在国外的发展状况

《诗经》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包蕴着中华民族古老而华彩的文明，也是全世界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诗经》不仅在国内被广泛研究，在国外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自流传之日起，关于《诗经》的研究便不绝如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卓著，为《诗经》在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诗经》的流传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其中有《毛诗郑笺小雅》的残卷，经考古学家研究证实系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正值“丝绸之路”昌盛的时期，从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诗经》通过“丝绸之路”在国与国之间的流传。“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五世纪，这其中经过了六百多年时间，在此期间因未发现相关史料记载，《诗经》的流传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诗经》通过“丝绸之路”向中东地区传播至迟也应该在公元五世纪。

而《诗经》的东传则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据中国《南史·梁武帝纪》记载，公元541年朝鲜百济王朝派遣使者请求梁朝派遣讲授《诗经》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而在此之前，据中国《宋史》记载，公元五世纪中叶，日本雄略天皇曾向中国刘宋皇帝致表，其中引用了《诗经》的诗句，可见在此之前,《诗经》已经在日本被流传使用。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大约开始于17世纪，通过西方来华的

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起初是以法文的形式出现，直到18世纪才有了英译本，此后便不断有不同的版本出现。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向外扩张的愿望要求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入华的传教士为适应这一要求，加大了介绍古老中国文明的力度，不断出现《诗经》译注。

而北美的《诗经》传入时间比较晚一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诗经》的译注，最早也是由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进行传播，时间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虽然传入时间较晚，但由于美国经济的崛起，拥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加上许多著名学者的加入，使得北美的《诗经》研究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诗经》在俄罗斯的译本最早始于1852年，开始时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后来汉学家也加入译介行列。二．《诗经》在国外的研究情况

《诗经》外传之初，大多是以译介的形式在国外呈现，在早期通常被广泛引用，并未进入到深入研究。直到流传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研究性著作。

“丝绸之路”沟通了我国与中东、罗马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诗经》在中东、罗马地区的传播。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撰写者景净，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就曾引用《诗经》多处。虽然并没有对《诗经》展开研究，但引用本身就已昭示着对《诗经》理解领悟已经形成。

《诗经》在朝鲜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汉代时《诗经》传入，经

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如今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阐释并贯彻了中国孔子的诗教思想。到18世纪，《青丘永言》出版，这是朝鲜第一部诗调集，充满了对《诗经》的引录模仿和借鉴，同时其编撰也是借鉴的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长期的殖民统治之后，到1945年以后，《诗经》研究继续成为韩国学者的进行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些新的评价和译注诞生，其中就有李家源在1972年出版的《诗经》全译本和金学玉1884年出版的全译本。一些研究性著作诞生，金时俊教授的《毛诗研究》（1981年），推重朱熹《诗集传》而批评《毛诗序》另外还有南宫铉的《朱熹文学观研究》、金英美的《诗经赋比兴研究》等，都属于比较传统的《诗经》研究。

《诗经》在日本也得到广泛研究，自公元9世纪第一个日文译本出现后，关于《诗经》的选译、全译和评介从未中断。日本是个的发展也与《诗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其序言中这样写道：“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吟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声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自二十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一批《诗经》研究的专家，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

论》（1936年出版了隋树森所译的中文版），对《国风》、《小雅》、《大雅》与《三颂》作了较为全面而中肯的述评。目田加诚著有《诗经》（1943年），并提出：“《大雅》可说恰是周诗精髓”的观点。冈村繁教授在论文《诗经及其诗人们》（收入《中国诗人论》1986年出版）中，也认为《大雅》中的不少诗篇，忧国忧民，宣扬振兴国家的壮志。白川静的《诗经稿本研究》，则着重用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认为古代歌谣都有祝祷的性质，因而《诗经》中的采草、采薪都是具有预祝意义的行为，而“鱼”与“鸟”则可以理解为神灵的化身

《诗经》在欧洲的研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表现出多样性。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他从1913年开始从事《诗经》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37年出版了《诗经》的译注本。他的研究具有纯文学的倾向，他的译诗以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加以分类并进行编排，使得读者能够从文学的角度了解《诗经》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法国著名汉学家格拉内，又被译作葛兰言，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这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诗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葛兰言致力于中国的古代宗教文化研究,用比较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的祭祀庆典和爱情婚姻的诗歌，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开拓了《诗经》研究的视野。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擅长从中国的方言学与古音韵来研究《诗经》，他在1932年出版的《诗经研究及诗经的韵律》，就是这方面的名作。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对《诗经》的一些

诗章作出较合情理的解释，这是高本汉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诗经》在北美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其在美国的研究状况，最初由传教士进行传播式的引进，到20世纪开始被深入研究，而《诗经》在美国的研究又可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诗体研究方面，耶鲁大学金守拙于1939年发表《论<诗经>中的不合律现象》，斯坦福大学苏源熙于1997年发表《<诗经>中的重复、韵律与置换》。2.艺术特色方面研究：耶鲁大学麦克诺顿教授于1963年发表《<诗经>的艺术：复合意向》等。3.写作手法方面研究：布朗大学的DoreJ.Levy的《对<诗经>中赋的再审视等。4、韩诗外传与三家诗方面研究：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于1948年发表的《韩诗外传与三家诗》等。5《诗经》内容方面的研究：华盛顿大学Mark Laurent Asselin于1997年发表的《通过东汉赋看鲁诗对<关雎>的解读》，以及i于1997年发表的《对<诗经>中鸠的辨析》。可见《诗经》在美国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卓著的。

《诗经》在俄罗斯的研究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俄国著名学者王西里与阿列克谢耶夫是早期的《诗经》译介者与研究者。王西里院士1880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其中便有对《诗经》较为有系统的评述，他认为《诗经·国风》基本上属于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前苏联时期，著名汉学家费德林院士，于1958年出版了《〈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对《诗经》的起源，《诗经》的风、雅、颂，研究《诗经》的历代著名学者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了较有系统的阐释和评述，并对《诗经》中的民歌、故事、传说、谚语、格言、词汇与韵律，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并对《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