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应用技术研究

草甘膦应用技术研究目前草甘膦应用浪费问题严重，本文对国内外草甘膦应用技术方面的研究，包括施药最适期的选择，施药技术，发挥最佳药效的环境条件，合理混用技术等进行了论述，以其得到更经济、更广泛的应用。

草甘膦是性能优异的除草剂品种之一，自1974年在美国获得登记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996～1997年，以草甘膦为主的有机磷类除草剂，年平均销售额达到了22亿美元。

目前，草甘膦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量仍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

中国是草甘膦的生产和使用大国，年生产原药约2万t（折纯），是我国产量最大的除草剂品种。

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草甘膦以其杀草谱广，毒性低，在杂草体内易于吸收和传导，对环境生态安全等优点，仍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美国孟山都等公司投入巨资，研究出了抗草甘膦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向日葵等一系列作物，进一步促进了草甘膦广范围使用[1,2]。

然而，在草甘膦等农药的使用过程中，药剂的利用效率很低，在许多情况下未取得应有的防治效果[3～9]。

据估计，在发达国家每年大约有25﹪的农药因使用不当而浪费，在我国则高达60﹪。

如何提高农药的应用技术，充分发挥农药的生物活性，减少农药的使用和浪费，对我国农业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草甘膦是典型的内吸传导型除草剂，对应用技术要求较高。

现将目前国内外对草甘膦应用技术的。

研究综述如下。

1最适施药期的选择在多年生杂草防除时，只有药剂最大量地传导到地下根茎组织，才能起到彻底的除草效果。

草甘膦在杂草体内的传导是随光合产物从韧皮部输导到生长代谢旺盛的部位，属于由“源”向“库”的输导[9]。

多年生杂草生长前期，地上部植株生长迅速，有机物消耗多，而叶面积小，光合效率低，有机物由下而上传导为主。

生长中后期地上部生长减慢，消耗小，光合效率提高，光合产物由上向下传导。

Bowmer研究了空心莲子草植株大小对草甘膦吸收与传导的影响，研究表明大的植株（11对叶）14C-草甘膦传导至根茎中的总量明显多于小的植株（5对叶)[10]。

江国铿研究表明，草甘膦防治荻的效果8月份施药优于6月份施药[11]。

孙锡治试验表明，草甘膦防治白茅的效果也是3叶期施药最佳。

徐声杰总结了草甘膦在森林防火带清理方面的应用技术，其中施药的最适期为4～6月[12]。

因此，多年生杂草生长中后期施药有利于药剂向下传导，是使用草甘膦的最佳时期[12]。

在我国，施草甘膦时对杂草生育期的选择往往不够重视，是未取得杂草最佳防除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2讲究施药技术施药技术对草甘膦除草活性的发挥影响很大。

药液浓度和雾滴大小对于药剂的吸收与传导有关。

Bowmer研究了两种雾滴大小对草甘膦在空心莲子草植株中的吸收与传导影响。

结果表明有效药剂高浓度(5.03g·L-1)细雾滴（20μl）更有利于草甘膦的吸收，吸收率比对照增加16﹪，但往地下根茎的传导量与有效药剂低浓度(1.06 g·L-1)粗雾滴（1.0μl）差异不大[10]。

Liu S和Robert研究了草甘膦在杂草中(Populus tremuloies)的吸收与传导，结果表明，随着药剂浓度的提高，草甘膦的吸收与传导量均增加[8]。

对水量也是影响药效的重要因素。

Stahlman研究了喷液量为93、187、374、561 kg·hm24个条件下，草甘膦防除阿拉伯高粱（Sorgbum bicolor）的效果。

温室及田间的试验结果表明，以93 kg·hm2的喷液量除草效果最好[7]。

孙锡治试验表明，草甘膦防治白茅时，每667 m2药液量15 kg的效果明显优于30 kg和60 kg的效果。

因此，草甘膦宜采用高浓度、细雾喷施，才能取得最佳的除草效果[3,6,13]。

在我国，施药时每667 m2的对水量往往在60 kg以上，未能取得最佳的除草效果。

3发挥最佳药效的环境条件温湿度、土壤含水量明显影响草甘膦的生物活性的发挥。

研究表明，气温从24℃提高至35℃时，宿根高粱对14C-草甘膦的吸收量增加1倍。

Klevorn研究了土壤温度为7、12、18℃条件下14C-草甘膦在匍匐冰草中的分布，结果表明7℃时基芽中草甘膦的量少，18℃时最多，但14C草甘膦向根茎中传导的量在土温12℃时最多[14]。

空气相对湿度大时，延长药液在植物表面的湿润时间，有利于药液的吸收和传导。

空气相对湿度从40﹪增至100﹪时，棉花对草甘膦的吸收和传导量约增加3～6倍，狗牙根对药剂的吸收和传导也明显加快[15]。

土壤含水量少，不利于植物的生长代谢，因而不利于药剂的吸收和传导。

Klevorn研究表明，当土壤含水量从33﹪、22﹪、15﹪下降时，14C-草甘膦从匍匐冰草叶片吸收的量和向基部传导的量均随之下降[14]。

在干旱胁迫条件下，影响药效的原因是引起气孔的关闭和光合能力的下降，伴随内源激素和膜功能的变化。

因此，在气温适宜、空气相对湿度大、土壤含水量充足时施药有利于草甘膦生物活性的发挥。

施药用水的水质明显影响草甘膦的生物活性。

Stahlman与Phillips报道，0.01 mol·L-1的铁离子显著降低草甘膦（0.56 kg·hm2）对高粱的生物活性。

铝离子的影响与铁离子相似。

锌离子与钙离子比铁离子影响小。

镁离子的影响中等。

而钠离子与钾离子则无影响[7]。

因此，应用硬度大的水来稀释药液时，会降低草甘膦的药效，克服水硬度影响的办法是在药液中加入一些硫酸铵，其机理是可以阻止比草甘膦异丙胺盐活性更低的草甘膦盐的形成。

4合理混用技术草甘膦通常难以与其他除草剂混用。

O'Sullivan与Kossatz报道，溴苯睛、麦草畏、甲羧醚、氯溴隆、草净津与草甘膦混用时活性下降，而与草甘膦前后分别使用或液滴不重叠时无拮抗作用。

原因在于其混合后物理或化学不相容性[16]。

Selleck和Bairol报道，敌草隆、氨三唑无论与草甘膦混用或与草甘膦前后分别使用均降低草甘膦除草效果，其拮抗原因在于改变了草甘膦在植物体内的生理生化作用。

硫酸铵对草甘膦具有增效作用。

Aleen报道了用匍匐冰草、香附子、大豆、马铃薯试验时硫酸铵对草甘膦的增效作用。

Fernandez用烟草叶片研究了硫酸铵对草甘膦吸收的影响，表明硫酸铵在实验最初30 min内促进了药剂的吸收，而后24 h内表现出较慢、较稳定的吸收。

草甘膦药液中加入1.25﹪～10﹪（占用水量）的硫酸铵，可明显提高草甘膦防除白茅的效果。

植物生物调节剂影响草甘膦的生物活性。

Waldecker研究表明，在马利筋（Aselepias syriaca）基芽用1mmol 6苄氨基嘌呤（BAP）处理3 d后进行14C-草甘膦处理，14C-草甘膦向基芽积累的量比对照高出7倍[15]。

2,4-滴与14C-草甘膦混合处理田施花（Convolvulus arvensis），促进了草甘膦的吸收以及往地下根部的积累[16]。

仇明华研究表明，三十烷醇（0.02 mg·kg-1）与草甘膦混用后能提高草甘膦的除草活性[17]。

5 我国草甘膦的应用情况及使用建议草甘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首先在茶园、桑园、果园等应用得到推广普及。

在棉花、甘蔗等高杆作物中采用定向喷雾技术也得到了较多应用。

90年代以来，随着轻型栽培技术的发展，草甘膦在免耕、少耕、直播等栽培方式中使用进一步增多。

此外，在水域杂草及非耕地杂草的治理中该药也是主要使用的药剂。

据估计，1995年我国草甘膦的应用面积就已超过了666.7万hm2 [12]。

各地在试验应用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根据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应用技术仍有一些方面需注意。

（1）施药时应选择最有利于药剂输导的杂草生育期和环境条件。

尤其防除多年生杂草时，宜在叶面积较多的生长中后期施药，杂草苗太小会降低对地下根茎的控制效果。

因此，宜在土壤含水量充足时施药有利于药效发挥。

（2）喷液量问题。

以前一些学者认为药液喷湿整株杂草效果最好，但现有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草甘膦在杂草体内传导性能好，只需大部分茎叶接触药剂即可全株受害。

且对水量少可充分发挥助剂降低药液表面张力等作用，减少水中金属离子的不利影响，减少药液的淋失。

因此可推广低容量喷雾技术，除草效果更为理想。

每667 m2的喷液量以不超过15 kg为宜。

（3）施药器械的选择。

现行喷雾用喷头多为1.0 mm的孔径，低容量施药须相应的调整喷头的孔径，如选择孔径为0.8 mm的喷头。

当然，细喷头施药应注意药液的漂移造成附近农作物的药害。

（4）草甘膦可混性比较差。

目前较为明显可以混用的有硫酸铵、2,4-D、调节膦等。

与其他除草剂混用须谨慎，以免降低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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