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报人的记忆——读《报海旧闻》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作者：刘宝珍来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05期【摘要】《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
《大公报》发展的鼎盛时期应属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领导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即从1926年至1949年。
《大公报》选贤和发现人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从本报通讯员中选拔；二是从别家报纸中挖掘。
只要认为合适，不论亲疏远近，立即写信约谈，通过试用，正式参加报纸工作。
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里，《大公报》“唯才是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笔、名作家，为后世报界经营者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用人经验。
【关键词】唯才是用；大公报；新记《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三驾马车”是人们对新记公司《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喻称。
在新记《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大公报》能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
这三个人构成了各尽其能的《大公报》领导层：吴鼎昌是银行家，熟悉外汇汇率的变化，他负责向海外购买纸张，从来没有发生失误；胡政之态度威严、办事认真，又是报人出身，所以在总揽人事、发行、印刷的同时，还参与编辑工作，撰写重要社评；张季鸾为人和善，风趣幽默，有“天下第一笔”的美称，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业务。
[1]324特别是在言论方面，三人有约定：“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
[1]337这就赋予了张季鸾先生很大的言论裁决权。
这样，三人目标一致，又各有重心，各尽其才，从而保证了报纸编辑工作的效率和出版质量。
“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李大钊在《晨钟》报本事考信述要
李大钊在《晨钟》报本事考信述要作者：王政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网更新时间：2007年06月11日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8月15日至9月5日在《晨钟》报工作了22天，学界对这段时间内李大钊的行动和思想状况一直众说纷纭，纰误屡见。
这样，就难以把握李大钊早期思想嬗变的脉络，使后面的研究工作容易走入误区。
本文拟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地位、《晨钟》的影响、李大钊的工作情况、交游情况以及李后来离开《晨钟》的原因等诸多方面入手，一一考述梳理，立体化多角度地展示李大钊同志在《晨钟》报的有关史实，从而一窥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变化的全貌。
一1916年7月11日，李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北上至京。
（1）当时的《晨钟》报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进行编辑工作的。
关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职位，各种年谱以及不少研究文章都认为是“总编”、“总编辑”或“主编”，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也称“总编辑为李大钊，经理为汤化龙的私人刘道铿。
”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则认为李当时是“副刊编辑”。
但据黄河著《北京报刊史话》（2）记载，“《晨钟》报是由蒲伯英主持，编辑主任为李大钊。
”按近代报社编制惯例，总编辑（社长）负责报社全盘的内政外交，确定办报的主导思想。
蒲伯英（殿俊）资格甚老，曾当过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在民主党以及进步党内都是要员，而且在1896年就办过《蜀报》，对于报纸业务不是外行，故蒲作主持人（总编辑）的可能性较大。
再加上《晨钟》报是政党报，报纸言论口径当然要统一在自已人手里，李大钊当时只是以汤化龙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担任总编辑一说恐怕难令人信服。
至于刘道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至于经理一职在报社内向来是作为报业经营的财务负责人，不直接干预报纸内容。
确定报纸风格，负责每天报纸编排发稿的是“编辑主任”，地位在主笔（评论员）和访员（记者）之上，故李大钊身当此任比较符合实际。
（3）其地位应在蒲殿俊之下，不然就不会有后来“因意见不合而离去”一事发生。
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
《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一. 教学目标：1、知识与能力：理解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作者在文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
2、过程和方法：抓住文章中重要词句的含义；根据人物的言行分析人物形象。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关注时闻要事，关心国家大事。
二、课时安排：2课时三、教学过程与安排：第一课时、一、教学导入：由听写上课字词引入。
一、展示目标：1、识记文中的恣肆、謇、署名更逊一筹等字词和亦步亦趋、恣肆等词义2、了解人物回忆录和随笔的文体特点。
回忆录，顾名思义，就是回忆过去的事情，并且用文字记录下来；准确地说，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它具有文献的价值。
3、朗读全文，整体感知文章主要内容，分析把握文章结构。
三、预习检测与字词教学：1. 读准下列字词的拼音。
恣zì肆謇jiǎn 署shǔ名更逊xùn 一筹粗糙cāo笨拙zhuō憎zēng 恨2、解释下列词语的含义。
兴高采烈：兴致高。
精神足。
神机妙算：惊人的机智，巧妙的谋划。
形容有预见性，善于估计形式。
理直气壮：理由充分，说话就有气势。
恣肆：言谈、写作等豪放不拘。
勾心斗角：原指宫室结构精巧工致，后比喻各用心机，互相排挤。
亦步亦趋：比喻自己没有主张，或为了讨好，每件事都效仿或依从别人，跟着人家行事。
2、人物回忆录的文体特点。
四、课文内容学习。
1、分别指名多位学生高声朗读全文。
注意不要错读和漏读。
2、引导学生谈谈读了文章的感受，在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的基础上，叫3—5名学生进行全班交流。
《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是一篇回忆录，文章回忆了作者自己是如何开始读报的，写了他这样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报纸的过程和自己对一些报纸、报人的评价。
目的是在读报对人的成长的功用上给人以启示。
3、教师评点并明确：再读全文，在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的基础上，理清文章的结构，叫3—5名学生进行全班交流。
第一部分：（1--2）写“我”最初千方百计地寻觅报纸看的原因。
“报人”徐铸成新闻思想研究综述
“报人”徐铸成新闻思想研究综述刘茜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记者、编辑、评论家、爱国报人。
他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从1927年步入报界到1957年被化为右派被迫停笔，30年的报业生涯中，他“一直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个报里兜来兜去”1，历任《大公报》记者、编辑、总编辑，《文汇报》总主笔、社长、总编辑。
此后，徐铸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
之后，他被调至上海市出版局工作，参加了《辞海》、《汉语大辞典》的编纂。
1980年错划右派得以改正，徐铸成届时已经70 高龄，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撰写回忆录，先后写成并出版《报海旧闻》、《旧闻杂忆》、《风雨故人》、《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哈同外传》、《徐铸成回忆录》、《新闻艺术》、《新闻丛谈》等19部著作，三百余万字。
他还担任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五所大学新闻系的兼职教授，亲自带研究生。
1991 年12 月23 日，徐铸成在上海去世。
徐铸成曾说过，我国新闻史上，曾出现过不少记者与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成为报人。
对于“报人”，他自己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就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
成为报人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
”2观徐铸成先生的一生，他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报人”。
然而，关于这位著名报人新闻思想的学术研究却显寂寥。
一、资料概述笔者找到的有关徐铸成的资料，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徐铸成本人的著作，大多数写于平反之后。
徐铸成平反后，立下“三不主义”为今后立身行事的准则——“不计较过去、不服老、不自量力”。
以“三不”精神投入到新生活中去的徐铸成，在十多年里，高龄著书，笔耕不辍，写了三百多万字，出版了十几本专著或文集，记录他过去几十年经历的许多人和事，总结他30年新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按照徐铸成先生自己的说法，可以分为：1、以回忆个人经历为主。
《报人邵飘萍》 《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教案1
课题：《报人邵飘萍》《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课型：“鉴赏?评论”《报人邵飘萍》1课时课前预习：1、复习新闻常识2、熟读课文，概括内容3、积累本课字词课程标准：“把握新闻的文体常识，重点了解新闻文体的特征和结构，学习分析材料和作者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
关心时政，培养新闻敏感意识，加深对新闻作品的理解。
”教学目标：1、了解邵飘萍作为新闻界奠基人的突出贡献，学习他那种为正义、为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
2、体会本文以新闻笔法写人的特点及作用，学习从新闻中学写作方法。
3、关注时闻要事，关心国家大事评价任务：1、自主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2、再次阅读课文，感知文章的文体特点，体会主旨。
3、比较阅读，深入理解内容和写法教学过程导入新课：一个月内发生三次记者被打事件东方网5月18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记者又被打了。
这已经是一个月内的第三次了。
先是4月21日，《新民晚报》女记者陶邢莹被大连足协官员掐脖踢打；5月11日，雍和等三名记者，在王家码头路一处拆迁工地，拍摄外墙涂鸦时，遭到了数十名拆迁人员的围殴。
昨天是本报记者鲁海涛。
（学生参看新闻并勇敢发表自己看法即进行新闻评论）教师总结讲述：战争年代，也有好多以笔为旗的战士，人称“一支笔胜过十万军”素有“新闻全才”之称的新闻巨擘----邵飘萍。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邵飘萍的报人风采---《报人邵飘萍》（板书课题）一、人物和背景介绍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一个寒儒家庭。
在创办《京报》以前，曾任《汉民日报》主编。
袁世凯称帝后，因为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撰文，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后来不得不亡命东瀛。
1916年回国后，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贪贿弄权的报道，文笔辛辣、诙谐生动。
尤其是他对时局惊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称奇。
1918年在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任社长。
一个报人的记忆——读《报海旧闻》
一个报人的记忆——读《报海旧闻》刘婧婍徐铸成在我国的新闻史上名副其实的“报人”，他一生中有60年都奉献给了新闻事业。
“五十而知天命”。
对于20岁即被胡政之慧眼识中进入新闻行业的徐铸成来说，在他年逾七旬的时候回顾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报海旧闻》当是他对自己新闻事业的“天命”的一个很好的阐释。
读罢合卷，我对这本书的最大感受是作者从个人的经历所展示出的广阔时代。
从形式上看，书中收录的忆文长长短短，并不以系统的顺序排列，而是从细碎的琐事和报界相关之人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一个时代的背景，以及背景下报海中众生相。
正如他所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又因职业的关系，交往一些不寻常的人物，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而他前言里说，经历了复杂的折磨后，许多留存的记录和参考材料已经在十年浩劫中荡然，他靠“冥思苦想”才写出了这一些“断砖片瓦”。
这或者固然是一个遗憾，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推知，正是这些历经劫难后在他头脑中依然存有印象的旧闻，恰恰是在报海中那些日子中最值得被记录的东西，是这些人和事拼凑出了那段动荡和变迁中的岁月。
人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其明暗起落总会受到社会气温变化而变化，并从特有的角度折射出社会的面貌。
但在观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忘了去关注组成它的各个成分，忽略了由滴水折射出的世间百象。
讲到邹容“才华盖世”，“热血满腔”，但二十刚出头就被迫害逝世，而同因“苏报案”系狱的龙泽厚却活到九十高龄，享尽清福。
他又不禁思考，在历史中，“究竟谁常葆青春，谁短命夭折呢？”包括从溥仪到汪精卫，这些在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笔墨的人物在他看来则是“生动的历史辩证法”。
人的命运，尤其是记录历史的新闻人的命运，是和社会的环境息息相关的。
这样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徐铸成这本记录“报海”万象的书里会不时“宕开一笔”，转去写他的“童年鳞爪”，他所成长的环境。
我们也看见，胡政之“巧妙的领导技术”和“资本家的面目”，他在《大公报》复刊初期“废寝忘食，惟日孜孜”和后来“靠报馆享福，求名求地位”都在他的笔下表达出来。
桂林版《大公报》抗战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影响
《大公报》是近代新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学界早已充分关注，其历史价值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桂林版《大公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份报纸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桂林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新闻环境，以“国家利益”为宣传理念，敢于开展舆论监督，积极发表抗战言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特别是抗战新闻事业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多年来，关于《大公报》的新闻史研究，天津版、上海版、重庆版和香港版都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围绕桂林版《大公报》的相关研究却相对匮乏和滞后，留下的学术空白较多。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整理和个别相关性问题的探讨上。
多年来，笔者已围绕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通讯、言论、副刊、广告经营和报人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总结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成因，形成了《〈大公报〉（桂林版）言论选题及其特色》《抗战时期徐铸成在桂林的新闻实践初探》《〈大公报〉（桂林版）新闻专电的特色》《〈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经营特色》等系列论文。
但综合来看，关于桂林版《大公报》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尽管如此，桂林版《大公报》中蕴含的丰富文献资料极具研究价值，有必要继续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发掘。
一、桂林版《大公报》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大公报》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和报业的领军者，备受学界关注。
探讨《大公报》沿革、新闻学史等层面，众研究者贡献著作颇丰。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历史人物》等在内的《大公报》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记述了《大公报》历史上重要的新闻、评论、报刊人物、特约专家文选等。
同年，《大公报》香港馆也完成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的精心编撰与发行。
而在此之前，关于《大公报》的相关史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闻界人物》等，都刊载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回忆内容。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文档资料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做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
”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
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勉励，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坚持独立办报，成为当时报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1]325“三驾马车”的敬业精神令人首肯心折。
报界同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曾评价胡政之“如果把报馆比作一部机器，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行，及时加油，拧紧每一颗螺丝，并竭力设法改进机器的性能与效率”[2]219。
作为《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著名报人、书法家于右任评价他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认为“先生之名，中外宣扬”[1]393-395。
毛泽东赞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推崇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赞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290-291，“先生文字报国，誉满天下”[1]394。
二、“开国五虎大将”掌门：前任元老经验丰富在新记《大公报》的筹备和创刊过程中，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领导运筹帷幄之外，还有五人功不可没，被称为“开国五虎大将”。
他们是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
他们都是胡政之旧部，有着丰富的管理才能和办报经验。
上述“开国五虎大将”为《大公报》的创办和日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大公报》忠实的掌门人。
二、党国报业 一报一社一台.
《中央日报》（1928）
1928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 会主席的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另出版一份《中央日 报》,报刊编号从第一号开始，以别于武汉的《中 央日报》，不久停刊。 1929年又在南京复刊，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兼任社长。 1931年，39岁的程沧波出任社长后，提出“经理部 要充分营业化，编辑部要充分学术化，整个事业当 然要制度化效率化”。从此成为党国第一大报。 重庆报童：“中央”“扫荡”“新华”VS“新 华”“扫荡”“中央”
人生话题
陈香梅在云南会见记者时深情地说：“我出生在中 国，成长在中国，半个世纪生活在美国。中国是我 的祖国，我很感谢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从小受到良 好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战争，祖国人民 的勤劳勇敢鼓舞了我，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英雄 的精神支撑着我，还有很多朋友帮助过我，我没有 理由不努力，不论是甚么样的困难我都能平静地面 对。” “艰苦更能磨炼人的意志。我是历经国难家难，在 艰难困苦中成长的。我日后移居美国能够好不容易 站立起来，这与当年受过抗战洗礼是分不开的。”
程沧波（1903～1990）
江苏武进人。曾就读于圣约翰 大学，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1930年赴伦敦大学政治 经济学院进修。1932年出任 改组后的《中央日报》首任社 长。1939年，调任国民政府 监察院秘书长，后担任中宣部 副部长，曾兼任复旦大学新闻 系主任。抗战后，接管《新闻 报》，任社长。 上海解放前夕赴香港，任《星 岛日报》总主笔，后去台湾。
早期的无线电广播
1922年底，亚洲无线电公司的子公司——中国无线 电公司经理、美国人E· G· Osborn（奥斯邦），携带 一批无线电设备来到上海，与英文《大陆报》 （China Press）合作，组建中国的第一家广播电 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 23年1月23日首次播音，内容包括新闻、音乐、娱乐 等，其中新闻由《大陆报》提供。由于触犯了北洋 政府的有关规定（即无线电器材属于军用品，非经 特许不得进口）而于4月停播。 1931年，全国共有电台80多座，大半集中在上海。
高中阅读练习
听海的心十一年前，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海湾，我遇见一对特殊的看海人。
那该是一对母子吧？一个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中年男人，扶着一个穿黑袍的老妪，从一辆破烂不堪的轿车下来，缓缓走向海滩。
中年男人弯着腰，耷拉着脑袋，步态疲沓；老妪则努力昂着头，将身体拔得直直的，缓缓而行，一副庄严的姿态。
待他们走到近前，我发现老妪原来是盲人！海上波涛翻卷，鸥鸟盘旋，老妪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可她伫立海边，与海水咫尺之遥，双手抱拳，像个虔诚的教徒，祈祷似的望着大海。
扶着她的男人，不时在她耳边低语着什么，她也不时回应着什么。
从他们驾驶的汽车和衣着来看，他们是生活中穷苦的人。
但大自然从来都不摈弃贫者，它会向所有爱它的人敞开怀抱。
在我眼里，一个人的身体里埋藏着好几盏灯，照亮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手，都是看不见的灯。
眼睛是视觉之灯，耳朵是听觉之灯，鼻子是嗅觉之灯，舌头是味觉之灯，而手，是触觉之灯。
当一盏灯熄灭的时候，另外的灯，将会变得异常明亮！站在海边的老妪，她的视觉之灯熄灭了，但依赖听觉，她依然能听到大海的呼吸；依赖嗅觉，她仍能闻到大海的气息；而她只要弯下腰来，掬一捧海滩的沙子，就能知道大海怎样淘洗了岁月，她的触觉之灯也依然是明媚的。
我相信那个老妪感受到的大海，在那个静谧的午后，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强烈，因为她有一颗沧桑的听海的心！看来世上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阻隔人与大自然最天然的亲近感。
我热爱大自然，因为自童年起，它就像摇篮一样，与我紧紧相拥。
在故乡的冬天，雪花靠着寒流，一开就是一冬！雪花落在树上，树就成了花树了；雪花落在林地上，红脑门的山雀就充当画师，在雪地留下妖娆的图画了；而雪花落在屋顶上，屋顶就戴上一顶白绒帽了！在大雪纷飞的时令，我们喜欢偎在火炉旁，听老人们讲神话故事。
故事中的人，是人，又是物；而故事中的物，是物，又是人！在故事中，一个僧人走在夕阳里，突然就化做彩云了；而一条明澈的溪水，是一颗幽怨的少女灵魂化成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一个报人的记忆
——读《报海旧闻》
刘婧婍
徐铸成在我国的新闻史上名副其实的“报人”，他一生中有60年都奉献给了新闻事业。
“五十而知天命”。
对于20岁即被胡政之慧眼识中进入新闻行业的徐铸成来说，在他年逾七旬的时候回顾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报海旧闻》当是他对自己新闻事业的“天命”的一个很好的阐释。
读罢合卷，我对这本书的最大感受是作者从个人的经历所展示出的广阔时代。
从形式上看，书中收录的忆文长长短短，并不以系统的顺序排列，而是从细碎的琐事和报界相关之人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一个时代的背景，以及背景下报海中众生相。
正如他所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又因职业的关系，交往一些不寻常的人物，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而他前言里说，经历了复杂的折磨后，许多留存的记录和参考材料已经在十年浩劫中荡然，他靠“冥思苦想”才写出了这一些“断砖片瓦”。
这或者固然是一个遗憾，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推知，正是这些历经劫难后在他头脑中依然存有印象的旧闻，恰恰是在报海中那些日子中最值得被记录的东西，是这些人和事拼凑出了那段动荡和变迁中的岁月。
人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其明暗起落总会受到社会气温变化而变化，并从特有的角度折射出社会的面貌。
但在观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忘了去关注组成它的各个成分，忽略了由滴水折射出的世间百象。
讲到邹容“才华盖世”，“热血满腔”，但二十刚出头就被迫害逝世，而同因“苏报案”系狱的龙泽厚却活到九十高龄，享尽清福。
他又不禁思考，在历史中，“究竟谁常葆青春，谁短命夭折呢？”包括从溥仪到汪精卫，这些在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笔墨的人物在他看来则是“生动的历史辩证法”。
人的命运，尤其是记录历史的新闻人的命运，是和社会的环境息息相关的。
这样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徐铸成这本记录“报海”万象的书里会不时“宕开一笔”，转去写他的“童年鳞爪”，他所成长的环境。
我们也看见，胡政之“巧妙的领导技术”和“资本家的面目”，他在《大公报》复刊初期“废寝忘食，惟日孜孜”和后来“靠报馆享福，求名求地位”都在他的笔下表达出来。
书里的张季鸾也包括了他的办报经验、处世方法和政治立场，让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人物，比我们平时说的“小骂大帮忙”顿时鲜活了许多。
这样我也想到人本身的复杂。
我相信不管读过多少文章、听过多少人的评价你都不可能完全理解一个人，
更不用说用一句话两句话来概括了。
徐铸成是用几十年来认识张季鸾，简单讲到对他后期政治中陷入罗网的看法时，尚只能以“一孔之见”来形容。
那么我们仅仅通过几篇文章，几部电影就妄想去对一个人下结论，显然是不客观的。
对人尚如此，而对每一段非常的时期，我想更不是通过一句话就能说完了。
如文革时期被人遗忘的成就，发展的背后显性或隐性的代价，怎么能简单地下个定论呢？
读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特别的用词。
徐铸成的书中记录了许多的人物，从政界首脑到商业大亨，从爱国文人到汉奸国贼。
当中许多并不为人熟知，有的与徐亦只有几面之缘。
徐对他们的评价有褒有贬，然而文章中多次用“有所不为”这个词语，来表达他对某人的肯定。
比如有关李伯虞先生，他写到，“不少新闻界中人和所谓‘黄门’（黄金荣）和‘杜门’（杜月笙）有或深或浅的联系，而李先生没有一丝一毫的牵连，”而后评价说，“……李先生至少是一位有所不为的人，是该受尊敬的前辈。
”讲到曾列名西山会议的石瑛，他也说，“（石瑛）晚年从事教育……始终未参加‘宁国府’的凑趣、帮闲勾当。
晚节似乎是不错的，至少有所不为”。
虽然是对他人的看法，但是这能够看出徐铸成的一个标准，即，人所做的事情应该坚持立场，有所选择，有所不为。
联系他本人多次拒绝以出卖报格为代价复刊《文汇报》，以及决然离开不愿随时代潮流改弦更张的《大公报》，我们可以说，这个评价的是他对报格，人格的价值理解。
再联想前些时日在电视新闻专题课上讨论过一个问题，老师提出，当一个新闻节目为了所谓的“收视率”而改变了原则，娱乐性大于责任感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上司让你去做这样的节目，你是“为”还是“不为”。
我们会深恼于商业效益和社会责任的矛盾。
而退后一些日子，我们看看前辈们的选择：南京沦陷时因拒绝日方的新闻检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宣告自动停刊，《新闻报》中进步记者路诒脱离了报社去了前线，编辑郭步陶等愤而辞职，宁愿失业而不愿丧失气节；更不用提以生命献身新闻事业的邵飘萍、林白水、朱惺公等人。
我们现在这些现实的考虑在他们看来可能其实是不用有丝毫犹豫的。
很多时候我们讲“身不由己”，不管是半个世纪之前还是现在，其实有成就的人并不少，而真正能“有所不为”却是难能可贵的。
徐铸成写的是别人，字里行间却都是他个人价值观的体现。
不管是《报海旧闻》，还是其他文字，都如他所说那样，“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
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罢。
”兴许从将做“报人”作为最高境界的他的文字中间，我们应该读到的也应该是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