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
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国际关系理论
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体系的变革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近年来，一些新兴大国的崛起，如中国和印度，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变革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探讨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一、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体系是指各国间相互联系形成的社会系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体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例如，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是以美国与苏联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而今天的国际体系则比较复杂，存在多极的趋势。
国际关系理论则是对国际体系变革的理论分析。
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变革有不同的解释，这也反映了理论本身的不同取向。
二、现代化理论与崛起中的大国现代化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理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现代化是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逐步提升、工业化加快、国内市场扩大时，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会相应提升。
因此，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实力是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案例。
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这种崛起使得国际体系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
三、结构现实主义与晋升中的大国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影响国际政治行为的关键因素。
结构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视为国家利益的竞争场所，认为大国和小国的地位和行为都受到国际体系的限制。
近年来，印度的崛起也是一个研究结构现实主义的案例。
在国际体系中，印度的地位得到晋升。
然而，印度的发展也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限制。
印度与中国的竞争，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都显示出国际体系对印度的制约。
四、后现代理论与大国崛起后现代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比较新的一种理论取向。
后现代理论认为，国际政治行为是由各种社会构建和文化影响塑造而成的。
因此，强调文化多元性和文化的影响。
后现代理论强调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使得后现代理论得到了更多的应用。
诺思的国家理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诺思的国家理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作者：高秉雄林大祥来源：《江汉论坛》2018年第12期摘要：21世纪初，诺思等人搭建起一个由社会秩序、国家发展、暴力、组织、制度、信念、人际关系化和非人际关系化等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并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历史上存在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
他们运用暴力、组织、制度和信念等变量考察三种社会秩序的内在差异，探究国家的“两个发展问题”，即权利限制秩序的内部发展问题以及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问题。
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21世纪初诺思的国家理论在理解国家、划分国家类型、分析国家经济绩效差异以及研究国家发展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关键词：诺思;国家理论;社会秩序;国家发展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CCNU14ZO2008）中图分类号：D097.12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2-0060-05人类历史上诸种社会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存在鲜明的绩效差异，由此产生出富国穷国现象。
对富国穷国现象产生的原因，社会科学提出了多种解释。
①道格拉斯·C·诺思团队②在借鉴和反思其他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理论，这一新的國家理论与其他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不仅关注到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背后的制度原因，而且增加了对暴力、组织、信念等因素的考察;二是它将国家视为一个内生变量，论述了国家对于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诺思的国家理论聚焦于国家的起源、定义、特征、目的和作用。
到了21世纪初，诺思并未满足于已有的理论发现，而是在理解国家的基础上与瓦利斯、温格斯特等人共同探讨了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关于国家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诺思的国家理论是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一大支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战争与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考察
战争与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考察摘要：一直以来，在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阈中，对军事力量的追求是国家对安全和权力最大化追求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安全程度和权力大小也在军事力量的层面上获得统一，军事力量也因此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构成和象征。
长久以来存在的将军事力量视同大国权力象征与安全保障的倾向，实际上暗含着大国通过战争崛起的逻辑，以至于大国被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
应该说，军事力量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负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地位既靠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赢得，也因它的过度使用而丧失。
如果说，从大国的崛起方式和挑战国意识中可以找到大国崛起与战争相伴而生的国家单元层面的原因的话，那末，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分析路径出发，新兴大国的崛起将既是体系结构变革的产物，同时它又必然导致现存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引发持久的权力转移，其间必然伴随着大国冲突和战争。
应该说，无论是从单元路径还是从结构路径出发，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持以下观点：正在崛起的国家大都有奉行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倾向。
同时，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将招致国际体系的震荡不安。
关键词：军事力量；权力；大国崛起；历史；单元；结构一、军事力量与权力之间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权力和军事力量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现实主义理论中，权力通常被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而军事力量则是国家必备而具体的物质性强制力量，属于构成权力组成的资源要素或潜在权力。
二者之所以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于权力尽管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或衡量。
而构成权力组成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具体和容易衡量，于是通过枚举权力得以行使与运用的基础性资源来衡量国家所拥有权力的大小就成了度量权力的惯常做法。
尽管权力的资源种类繁多，但在现实主义看来,军事力量确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言到：“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此话道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军事力量使用背后必然存在着政治的目的和功能，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存在。
国家理论
• 2、国家的基本目的 、
• • • • • • （1）安全 ） 首先，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的。 首先，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的。 其次，国家的安全必须基于基本的正义之上。 其次，国家的安全必须基于基本的正义之上。 最后，安全导致不安全，不存在绝对的安全。 最后，安全导致不安全，不存在绝对的安全。 （2）秩序 ） 现实证实秩序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因而也是国家 现实证实秩序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前提， 的重大目的。没有秩序就没有国家。 的重大目的。没有秩序就没有国家。如果一个团体能够被认为是 一个国家，必须满足基本的正义。 一个国家，必须满足基本的正义。 • （3）正义 ） • 一个国家只有满足了基本的正义要求并继而获得了权威， 一个国家只有满足了基本的正义要求并继而获得了权威，这 个国家才能存续下去。 个国家才能存续下去。
二、国家与社会
• 国家从社会中而来。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中，国家的 国家从社会中而来。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中， 形成方式是不一样的。 形成方式是不一样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形成的 最初的国家，在国家成长过程中， 最初的国家，在国家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民族国家 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战争和掠夺。在这个意义上， 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战争和掠夺。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是有组织的具有暴力潜能的一套制度装置。 国家是有组织的具有暴力潜能的一套制度装置。国家 形成的过程充满着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和互动， 形成的过程充满着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和互动， 结果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结果产生出不同能力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国家能力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主要是指中央政 府能力，而不是统指公共权威的能力，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 府能力，而不是统指公共权威的能力，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而 其他公共权威以及地方政府是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国家能力可概括 其他公共权威以及地方政府是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 为四种能力： 为四种能力： 第一，汲取能力，指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 第一，汲取能力，指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 第二，调控能力，指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二，调控能力，指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三，合法化能力，指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政治共识，进而 第三，合法化能力，指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政治共识， 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能力。 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能力。 第四，强制能力，指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 第四，强制能力，指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威胁等方式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 力。 在上述四种能力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财政汲取能力，因为财政汲取能力弱， 在上述四种能力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财政汲取能力，因为财政汲取能力弱， 调控能力就差，进而对统治的合法性造成冲击。 调控能力就差，进而对统治的合法性造成冲击。若统治阶级总是以强制力维护其 统治，统治成本就过高，政治也难以稳定。 统治，统治成本就过高，政治也难以稳定。 财政汲取能力固然重要， 财政汲取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国家为了财政收入 而大规模地侵害社会利益和遏止有效产权组织的发展， 而大规模地侵害社会利益和遏止有效产权组织的发展， 其代价就是国家发展的停滞。因此，从经济层面看， 其代价就是国家发展的停滞。因此，从经济层面看，国家能力 最终是建立在有效的产权制度基础上的。说到底， 最终是建立在有效的产权制度基础上的。说到底，有效的产权 组织和有利于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是国家能力的根本保证，是 组织和有利于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是国家能力的根本保证， 提升统治能力的基础。 提升统治能力的基础。
国家崛起的理论支撑团课
国家崛起的衡量标准
国家崛起的衡量标准包括经济规模、军事实力、科技水平、文化影响力等多个方面。
国家崛起的意义
国家崛起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家 的综合实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奠定基础。同时，国家崛起也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竞相追求 的目标，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政治经济学理论
政治制度
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政 治制度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
政治经济学强调，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国际关系
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关系对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应该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共同发展。
课程核心内容回顾
本课程重点介绍了国家崛起的 定义、特征、影响因素以及评 估指标等内容，通过案例分析 、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 ，深入探讨了不同国家崛起的 路径和模式。
学员收获与成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员们对 国家崛起理论有了更加全面和 深入的认识，掌握了分析国家 崛起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工具， 为未来的学习和实践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03
国家崛起的实践经验
发达国家的崛起历程
工业革命与现代化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成为首 个世界强国。其成功经验包括技 术创新、制度变革和资本积累。
美国的崛起与霸权
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 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实 现了崛起。其在科技、金融、军 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为其赢得了
国家理论
（3）在近代社会契约学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霍布斯是奠基者，洛克是发展者，而卢梭是集大成者。尤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问世，使人们将社会契约学说主要同卢梭的名字联结起来。他所宣扬的人民主权和民主法治的思想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照亮着法治国家前进的道路。
卢梭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人们没有危害他人的邪恶和欲望，只有自爱心和对同类的怜悯心。因此，自然状态不是像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像狼一样”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人们的行为受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以理性为基础，赋予人类一系列普遍的和永恒的自然权利，即生存、自由、平等、追求幸福、获得财产和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但自然状态仍存在种种弊端：“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12）“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存在，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13）而“这种力量的总和，只有许多人的汇合才能产生；但是，既然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生存的主要手段，他又如何能致身于力量的总和，而同时既不妨碍自己，又不致忽略对于自己所应有的关怀呢？”（14）于是，唯一的办法是自由的人们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和政治共同体。
霍布斯国家理论
霍布斯国家理论
霍布斯国家理论是一种新的现代国家学theory，它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一系列
国家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相关的力量，包括民族认同、民族资源和统治权力。
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力量在一起时，它就会变得更强大。
因此，国家学家通过系统地研究国家的分析方法，来达到对国家间竞争力可以更好地了解和预测，并实现其最大化。
霍布斯国家理论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论，它认为，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影响力和
权力，政治家可以通过改善国家结构和政策，以保证国家的发展。
国家理论认为，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是密切联系的，而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宪法改革，来实现最大发展。
基于霍布斯国家理论，在高等教育中可以衍生出一些有用的政策模式，以实现
国家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结合。
例如通过加强教育政策，以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孤立的经济体进行改革，尽可能的减少物质水准的差距，吸引外国投资等等。
同时还可以利用科技手段，开展在线教育及跨国教育，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实现国家的发展。
归纳起来，霍布斯国家理论在当今的高等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促进
国家和经济发展，提高教育水平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其原理，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以实现最大的发展效果。
“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
构 作 为 国家 的替 代 品 。 与 此 同 时 ，全 球 化 和 贸 易
自 由化 的 迅 猛 发 展 更 弱 化 了 民 族 国 家 的 重 要 性 和
主导性 。
然 而 ，历 史 的 发 展 总 是 充 满 了辩 证 性 和 摇 摆 性 ，就 在 新 自 由 主 义 大 力 抨 击 “国 家 论 ”、 “ 最 小 国家” 理论 大 行其 道 的 同时， “国 家 论 ” （ ｔｔ ｍ） 却 以 国 家 能 力 为 论 说 ｘ－ 的 方 式 回 归 ｓａｉ ｓ － ， ｊ 象
一
主 义 政 治 思 潮 居 于 了 统 治 地 位 。 作 为 治 理 手 段 和 政 策 丁具 ， 国 家 和 政 府 机 构 逐 渐 受 到 质 疑 而 为 市 场所 取代 ，“ 公 共管 理 ” 运动 以及 “ 公共 服 新 新 务 ” 运 动倡 导 “ 国家退 回去 ” 将 代 理 机 构 、 将 ， ＮＧＯ 甚 至 跨 国 机 构 或 者 诸 如 欧 盟 这 类 超 国 家 机
从 国 家 自主 到 国 家 能 力 的 理 论 演 变 ， 由 嵌 入 性 自主 、 治 理 性 互 赖 、 国 家 与 社 会 协 调 和 领 导 与 治
理 关 系 四 个 命 题 组 成 。核 心 能 力 、 能 力 提 升 机 制 、 能 力 启 动 因 素 构 成 了 国 家能 力 问题 的 理 论 研
杂 的 政 治 经 济 形 势 来 看 ，还 是 从 国 内政 治 发 展 与 社 会 管理 的 实 际
出发 ，研 究和 分 析 国 家 能 力 问题 都 将 具 有 重 大 的 借 鉴 和 启 示 意 义 。
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张文木
【期刊名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00)004
【摘要】国家的崛起需要硬实力的支撑,需要首先保障国家的安全.中国的崛起必须理性看待全球资源的短缺,以全球战略的眼光谋发展,认真汲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的经验,明晰基于实力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学说及其大国制衡理论,构建自己的治理世界的能力.
【总页数】6页(P27-32)
【作者】张文木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08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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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领导力铸就国家能力
以党的领导力铸就国家能力作者：祝灵君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2019年第4期祝灵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的成功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版本，同时还有不少预测中国未来走向的论说。
客观地讲，尽管今天的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离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仍有较大距离，但无疑是成功治理的国家。
一、国家能力的理论研究国家能力问题，从国家诞生就开始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时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国家产生的基本前提——国家必须拥有超越并整合不同社会利益、构建社会秩序的能力，同时也指出了国家能力发展的永恒性、利益矛盾的永恒性决定了国家能力的永恒性。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尤其是法家对国家能力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研究过城邦能力问题。
他指出：“国势强弱与其以人数来衡量毋宁以他们的能力为凭。
有如人们的各从其业，城邦也得各尽其用；凡显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算是最伟大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之后，对国家能力的思考逐渐式微，尤其是当欧洲进入神学政治时期后。
公元1500年后，随着民族国家逐步诞生，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研究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
二战以后，随着发展理论的兴起，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国家能力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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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曹海军韩冬雪2013-03-21 15:17:55 来源：《思想战线》2012年5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国家最小化”为口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居于了统治地位。
作为治理手段和政策工具，国家和政府机构逐渐受到质疑而为市场所取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及“新公共服务”运动倡导“将国家退回去”，将代理机构、NGO甚至跨国机构或者诸如欧盟这类超国家机构作为国家的替代品。
与此同时，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迅猛发展更弱化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和主导性。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辩证性和摇摆性，就在新自由主义大力抨击“国家论”、“最小国家”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国家论”(statism)却以国家能力为论说对象的方式回归到了理论的中心。
两个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这一判断。
其一，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自由放任”的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的同时，有关要素过度流动性导致的恶性市场后果，令更多的市场至上论者意识到有效管制的必要性。
自2008年以来，始自美国“两房危机”直至“欧债危机”的一系列经济事件，更强化了作为国家能力之一的金融管制的必要性。
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推动的“反恐”战争却导致了诸如阿富汗、伊拉克这类“失败国家”，同时，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想实施政治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陷入脆弱国家、崩溃国家的陷阱，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国家构建和国家形成中国家能力构建的持续重要性。
一、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就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而言，国家能力通常被定义为国家塑造和执行实现某一社会经济目标战略的能力。
此外，在规范的意义上，国家能力的概念，实际上是韦伯主义国家观有关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的延续。
简单地说，合法性就是在不动用武力的前提下赢得被统治者的服从和同意。
根据大卫·毕瑟姆(David Beetham)的观点，合法性体现为两个维度：法律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合法性。
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指按照既定的规则获得和实施权力，这种权力就具备了合法性。
道德上的合法性来自服从者对权威的秩序与其对正当性(rihtness)认知的认同。
①霍尔斯蒂(Holsti)则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纵向合法性关系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自愿服从关系；横向合法性则关系到实施正式规则的政治共同体的边界问题。
其中，纵向合法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在“汲取要求、服务供给预期以及参与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②从国家论的发展线索来看，第一波“国家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代国家论者(statist)对国家问题的关注，主要源于力图将其与依附论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失败的解读区分开来的学术努力。
国家论者不满意依附论和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修正和延伸)将政治还原于社会经济变量，从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国家行为者(state agency)核心作用的做法，他们试图重申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的重要性。
国家论者认为，国家行为者具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偏好，而且会运用国家权力和资源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国内或国外行为者的利益。
埃文斯(Peter B. Evans)、鲁西齐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斯科切波(Theda Skocpol)的《把国家找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ln)一书出版以来，“国家论”强势回归，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了一波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研究范式转换。
斯科切波批判以前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国家作为独立行为者的作用。
她认为，就依附论的方法而言，“由于这种定义性的裁断，自主性国家行为的许多可能的形式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
③功能主义国家理论倾向于将国家描绘成社会的产物，“政治体系”的概念的使用频率也高于国家的概念。
斯科切波将国家概念化为一个行为者或者能够塑造社会产出的一项制度(一个机构)。
在这一意义上，自主性(autonomy)的概念在理解为何有些国家而非其他国家能够越过社会的边界，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方面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来自于国家的自主性：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
只有国家确实能够提出这种独立目标时，才有必要将国家看作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
这里面出现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性即国家及其官僚体系与社会的隔离是如何与发展型国家的成功联系起来的。
早期的国家论者一般是将国家自主性等同于国家能力，将国家的或强或弱归因于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后期的国家论者则对自主性和能力之间的复杂逻辑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自主性命题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强势而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的发展状况是有着显著差别的。
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成功和拉丁美洲威权政体的崩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主性概念在解释范围上的局限。
针对将能力化约为自主的概念这一现象，鲁西齐迈耶和埃文斯强调，某些看似具有较高程度自主性(即与社会的高度隔离)的国家实际上却无法执行和实施所预想的目标。
于是就有了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概念。
④相对自主性的概念在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弥补了简单化地将各种机构视为或具有自主性或具有渗透性的做法，展示了某些国家是如何能够像公司行为者一样有效地涉入社会利益的。
这样，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就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一类是具有隔离性，但却未必具备有效性(effective)的国家，另一类是具有较小隔离性，但却可能具备更高有效性的国家(这类国家也可能面临被社会利益集团俘获和腐败的风险)。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两类国家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更重要的是这种权衡取舍要充分考虑到多样性的社会背景设置，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强度(strength)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概念。
就这方面而言，对“专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加以区分颇具启发意义，因为这一区分不仅涉及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而且揭示了这种关系的产生是如何以社会背景为条件的。
由这一区分得出的启示就是，低能力的国家由于无法构建有效的国家行政机构，从而在某一固定的领土上实施中央所意图的行政管理，因此主要依靠专制性权力而非建制性权力。
由此可见，强度和自主性之间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设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方面是考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构建其自主性的国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则是考察在不失自主性的同时构建了强大建制性权力的国家。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在《强社会和弱国家》中，米戈达尔(Migdal)发现，在面对抵制政治改革的强大社会集团的意义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软弱无力的。
他的分析提醒国家论者注意到，在国家性受到严重挑战的对抗性的社会条件下，讨论刻意的国家行为是徒劳无益的。
⑤就第二个方面来说，以“第一代”发展型国家理论为代表的学者，主要考察的是东亚国家如何利用自主性去设定连贯的发展型目标，并通过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去指导一个弱势的工业部门的。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主要被视为国家刻意行为的结果，国内产业被用于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工具。
这一视角符合了国家论者所强调的，国家只有在推动独立于主要社会行为者的政策之时才是强势的观点。
而“第二代”发展型国家理论则是对这一单方面强调国家行为的理论反思。
其中，埃文斯和琳达·维斯(Linda Weiss)的著作通过对东亚国家和产业部门之间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发现，国家能力更集中体现了合作而非强制的作用。
(二)嵌入性自主的命题与早期国家论者将自主性作为一个强国家的核心宗旨之一的看法不同，埃文斯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国家论者的研究路径。
他提出了一个强调社会和国家具有互惠可能性的备选方案。
⑥从网络社会学大师格雷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入手，埃文斯假设，为了实现发展型国家的目标，国家必须将自主性与社会的某一部分建立紧密的联系。
从理想的意义上来看，这种联系可以为国家提供有关发展问题的前后一致的信息，以及如何运用政策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同时，官僚结构隔离政治家和社会集团的自主性提高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凝聚力和有效性。
为了实现这一有效性，国家必须嵌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之中：“仅仅具有自主性的国家既缺乏智力资源，也缺少依靠分散化的私人执行的能力。
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内部机构，紧密的联系网络就会令国家无法超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部门的利益去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
”⑦按照埃文斯的上述观点，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并不是来自于与社会行动者的隔离。
反之，自主性是与具备高度凝聚力和优良品质的中央行政部门相应的位置使然。
埃文斯对国家嵌入性的运用并没有具体描述工业和国家之间所具有的特定关系是如何演化而来，其具体特征又是如何的，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可能是一个适用性的问题。
因为嵌入性的概念是基于东亚国家的经验构建出来的，如果要适用于更广泛的系统之下，就需要更高程度的细化说明。
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埃文斯对东亚国家中嵌入性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更为翔实的解释。
⑧嵌入性的产生是由于一个政治领导集团能够对国家发展构建出一套集体规划，但他随后又指明，紧密联系的具体发展较之官僚体系本身的演变更加令人费解。
这一进程涉及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审慎的博弈因素，显然，如果缺少官僚和公司经理之间确实的互动基础，各项产业政策也就无法得到切实的执行。
上述论断的模糊性在于，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是由嵌入性的程度预先设定的，但嵌入性本身却是偶然性的，它取决于体现了这些具体角色定位的政治家和官僚群体。
那么，嵌入性是渐进领导的结果，还是跨越公私界限的共享利益的精英网络的结果呢？嵌入性难以从经验上加以描述，埃文斯对于嵌入性的实际操作性也是寥寥数笔、语焉不详。
虽然如此，嵌入性自主的概念相对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传统二分法而言仍然是一大进步，因为这一概念弱化了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之间具有直接因果联系的假设。
(三)治理性互赖的命题在《软弱无力的国家神话》一文中，维斯试图从国内产业的关系中阐明埃文斯的嵌入性概念。
其中，转型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被定义为“制定和执行能够扩大社会可投资的盈余的政策能力”。
⑨她力图表明的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才是国家能力的关键所在，为此，根据埃文斯嵌入性自主的构想，她引入了“治理性互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用以说明国家和社会之间那种独特的制度性连接关系，这种连接关系强调的不单纯是国家的“强度”或“嵌入性”，更强调的是国家如何将权威委托给社会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