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传统武术“走出去”

如何让传统武术“走出去”当今时代，世界呼唤着中华文化有新的作为，需要中华文化的诸多载体有更多的使命担当。

中国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独特的贡献。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武术应将推动文明互鉴、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效益，转化为各国发展与交流中双边或多边的人文交流黏合剂。

这样才能通过武术，产生在“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构建过程中民心相通的动力源泉，进而使各国间的文化认同提质增效。

相关专家学者则应对中国武术所蕴含的中华理念、气度、神韵等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向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深度诠释，阐发武术修身养性的独特效益。

这样才能真正促使武术中所蕴含的“以武载道”“以武化人”的中华身体文化智慧，惠及世界各国民众，进而为新时代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实践应答。

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历史较为久远，纵观其近百年来的国际化传播总体成就，可谓“喜”“忧”参半。

之所以对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有如此评价，主要是其长期以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传播所呈现的整体效益使然。

中国武术显示出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身体文化认同等多种效益，在“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综合能力建设中，其海外传播不断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因此，我们要从历史视野对中国武术“走出去”的综合效能进行整体考量。

我们应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学理论的应然逻辑为旨归，探寻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历程中的成就与不足。

这样才能促进新时代中国武术更为深入地“走出去”，推动武术向海外民众的心里走，并实现武术的在地化发展。

人际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能够直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际传播兼具“信息交流”“社会协作”“文化传承”等多元社会功能，可以使建立在自愿、合意基础上的传播活动的效益最大化。

在中华文化中，中国武术具有典型符号载体效益，从微观视角对其人际传播效果进行客观考量，对其承载的多元社会功能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全方位明晰其成就与不足。

就人际传播而言，中国武术以拳种为媒介进行不同层次的传播活动，为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赢得了良好的世界声誉。

同时，人际传播提高了众多海外受众的武术技艺参与积极性。

比如，很多埃及人民积极参与武术运动，仅在开罗就有47家俱乐部开设武术课程，约有1.2万名习武爱好者，在埃及全国范围内，至少有15万人在学习中国武术；武术运动在摩洛哥日益普及，越来越多摩洛哥青少年通过学习武术技艺深入感知中华文化，并以此了解中国；菲律宾武术协会主席陈著远说，“中国武术为菲律宾争光，成为（菲律宾）国家运动的一部分。

不仅在体育界，在民间也传播很快。

武术协会有三个分会、20多个会员单位，在马尼拉和外省也有一些武馆，在学校和社区推广武术。

菲律宾教育部还将武术列为公立学校体育选修课的一个项目，让更多学生有机会练习这项强身健体和提高国家竞技体育实力的运动项目”。

近些年，咏春拳在全球发展更为迅速，全世界学咏春拳的估计已超过200万人。

而太极拳目前已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练习太极拳者近3亿人，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太极拳组织。

以拳种为媒介开展武术国际人际传播活动，在开启海外民众深度认知中华文化智慧殿堂大门的同时，更促使他们由本国文化者，逐渐也成为中华文化传播者。

这种“文化复合体”角色，为中国武术海外在地化发展的相互认知度提升，植入了新生力量。

这一点在中外人文交流、合作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非洲加蓬武术明星吕克·本扎，他在中国的30多年时间里创立了自己的武术门派，现在任职于国际武术联合会，致力于推广中国武术和中国文化、促进中非武术交流。

诚然，上述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利好消息，足以使我们为长期以来中国武术人际传播所取得的成就点赞，但人际传播的动机存在复杂性，中国武术的海外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场景。

对此，中国武术研究院院长高小军曾做过相关论述，即在武术国际推广过程中，尚存在组织和动作不统一、个人行为不规范、各自划界独自经营的不团结等现象。

更有甚者，有些在国外进行武术教学的老师，“借助中国武术世界受宠的诱惑，在移居和留学之前，仅在国内进修两三个月，就跑到国外打着某某传人的旗号，招摇过市，严重损害了中国武术的声誉”。

此类功利之举，俨然已成为制约当前中国武术深度国际化发展的极大障碍。

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以此审视中国武术群体传播的历史进程，我们能够发现，虽然武术群体传播的宣传较为有力，但管理的松散导致其效能产生了一定弱化。

中国武术的群体传播活动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就传播学层面的群体传播内涵而言，中国武术的群体传播活动尚存在一定问题。

比如，自发性的国际武术社团和民间武术家群体，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武术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增强了中国武术的海外知名度和美誉度，但也使中国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团结等发展困境。

这种状况既是参与武术群体传播的个人，对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共同价值取向的应然表达，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联系松散与自发形成的传播群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所产生的问题。

当前，中国武术群体传播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武术群体传播借助民间力量所形成的传统武术组织（如民国时期在上海成立的“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致柔拳社”等武术组织），对促进中国武术海外发展展现出巨大的推动力量。

这为世界范围内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武术的受众，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

另一方面，通过多种类型的国外中华武术节和武术活动，中国武术的海外受众群体和文化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比如，“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武术进一步走向世界”为宗旨的欧洲中华武术节，吸引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等多个国家的几百名运动员参加。

中国武术已成为海外民众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并且其名片效应也在全力彰显。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华文化的载体非常丰富，而国际民众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为中国武术、中餐和中医。

中国武术在国外取得的成就，足以使我们为之喝彩。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国外受众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的狂热追求，使中国武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出现了难以避免的负面现象。

就传播主体而言，鉴于传播者的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以及个人综合实力展现程度，当前中国武术海外传播呈现出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无序竞争等特征。

就传播内容和方法而言，虽然“以竞技武术为主导，太极拳和传统武术为坚强支撑，并延用了武术赛事、舞台表演和培训推广等形式”进行传播，使中国武术不断走向世界。

但在武术传授过程中“精、气、神”的严重缺失，不仅致使中国武术越武越寂寞，而且还使国外武术受众习练中国武术的热情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消退。

除此之外，权威性的武术组织的缺失，以及为抢夺武术生源所导致的诋毁对手的行为常有发生，使海外习练中国武术的受众难以分清武术传播者“孰真孰假”。

这些负面因素，不仅使中国武术的公信力有所下降，而且还对未来中国武术在海外的离散式良性传承产生不良影响。

长期以来，内涵丰富的大众传播方式，为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相关理论水平提升和实践成就取得，贡献着令人欣喜的正向效能。

但是，受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作用机制影响，以报刊、书籍、电视、电影等为代表的中国武术大众传播，遭遇着因过度解读所引发的价值认知偏差，进而消解中国武术国际认同，使其遇到发展困境。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局限于新闻和影视作品，以武术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对中国武术海外传播文化认同效应形成，彰显了其独特的身体文化媒介贡献，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致使国外民众借助大众传媒，对中国武术习练群体在自身心理层面产生了随意放大，从而使海内外目标受众对中国武术的认知产生了偏颇。

中国武术题材的影视作品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武术、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已成为海内外民众认识中国武术、了解中国文化的典型载体，成为中西方人文交流合作的桥梁，并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增添了强大助推力。

自李小龙以来，中国武术题材电影在西方广受关注。

这或许应归因于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主题鲜明的价值立场、引发共鸣的文化认同，其中所传递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对个人修为的提升、社会矛盾的消解、民族精神的提振和“美美与共”和谐世界的营建，彰显出其独特的贡献。

然而，在武侠影视作品的创新性发展方面，倘若不是经过像《卧虎藏龙》此类电影所展现的中华文化智慧，使海外目标受众被由衷打动，或许现阶段的中国武术题材电影有可能还停留在“动作片”层面。

如果只有扣人心弦的打斗场景，则无法使其有效抵达目标受众的内心，更谈不上营造坚实的民众基础。

因此，对近代以来作为一种改造的力量，且能够对现代人的意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众传播而言，正因其透显的“公开性、权威性、显著性和直达性”，大众传播对中国武术传统的传播方式（如血缘传承、师徒传承、代际传承）带来了巨大冲击。

20世纪30年代以来，进入大众传播场域的中国武术，借助如期刊、报纸、书籍、影视作品等形式，在对自身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宣传与推广过程中，率先肩负起彰显“尚武救国”“强种强国”精神动力的民族文化符号载体使命。

此种效能，不仅是该时期相关机构创办、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国术期刊（如《武术》《精武》《国术周刊》等）对武术界“摈弃门户偏见，联络感情，促进习武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武术界的整体凝聚力”的良性策动，更是以强健国民体质、增强民众爱国意识为目的，借助武术的社会化进程，实现对广大民众“人人都有自卫的能力，都有强键的身体和敏捷的拳脚，谋求人类先进和谐的大同世界”的思想文化教育。

正是源于“双刃剑”效应，大众传媒在助推中国武术中所蕴含的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的价值导向、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在获得海内外民众由衷赞许的同时，也遭遇着“失真”的尴尬处境。

比如，近年来借助计算机图像技术完成并发行的中国武术题材影视作品，由于受到大众传媒“单向度”传播模式的影响，使得很多有情感和心性的交流回应不再可能，这种无回应的传播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的系统”。

如李连杰曾表示，“国外青少年一看到我，立刻就会摆出一副格斗的架势，打打打、踹踹踹。

我觉得是我误导了他们对中国武术的理解”。

“打打杀杀”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民众对中国武术价值和功能的整体评判，而中国武术所透显的知行合一之理、气血调理之功、道法自然之效，在多元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挤压下，被尚炫的打斗场景、飞檐走壁的绝世武功等特效所“吞噬”淹没。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在2013年以来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中国武术的海外认知度、好感度和影响力，逐渐排在了中医和中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