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专家张耀军：京沪常住人口微降治不了大城市病
慢病防控是缓解医疗资源紧缺的一剂良方
慢病防控是缓解医疗资源紧缺的一剂良方在医疗资源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就医的患者增加，医疗资源势必就会紧张，反之医疗资源就会宽松，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其实就是慢病防控事业最切实的意义。
道理很简单，实现起来却非常困难。
在8月15日召开的2014中国卫生论坛慢病防控圆桌会议上，来自中法两国的官员、专家一致认为，虽然近年来两国乃至世界的慢病防控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展，但总体上来说，慢病防控依然还是世界性难题。
现状：慢病已成我国医疗资源和公众健康的“超级杀手”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监察专员常继乐在主题为《中国慢病防治现状与未来》的演讲中指出，无论如何提升医疗体系和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医疗永远都会落后于疾病的发生，故而，慢病防控就成为了缓解各种“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措施。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监察专员常继乐以美国为例，冠心病在美国是位列第一的致死病因，而心脏病的五大高危因素包括吸烟、血脂异常、高血压、超重、血糖异常。
在1971—1975年，95.6%的美国人存在这五大高危因素，经过慢病防控，这一数据在1995年控制到了89.6%，2008年这个数据则控制到了69%，如按照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预防花费仅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来计算，心脏病的有效预防为全美节省了近30%的医疗资金投入。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慢性病防治占我国医疗费用的80%，在今后10年中，我国因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将产生55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5年我国慢性病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
根据统计，2011年全国医药卫生费用规模达到24000亿元，较2010年净增4000亿元，即医药卫生费用20%的年增长速度未来或仍将持续。
今后，慢性病仍将占用我国预防疾病的大量医疗资源，慢性病总体防控效果的提升，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以心血管病为例，按照世行的报告，如果中国每年能将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1%，所产生的总体经济效益就相当于2010年中国实际GDP的68%，超过10.7万亿美元。
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研究
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研究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超大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并不是所有的超大城市都可以健康、稳定地发展。
一些处于高风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面临着诸多健康治理的困境。
本文将探讨这些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出路。
1. 公共卫生问题在高风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中，公共卫生问题十分突出。
人口密集、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因素造成了诸多公共卫生问题，如传染病爆发、疾病流行、饮用水安全等，给城市居民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2. 医疗资源短缺由于人口数量庞大，高风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往往医疗资源短缺。
医院床位不足、医生护士数量不够、医疗设备陈旧等问题导致了医疗资源的严重不均衡，很难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3. 健康不平等高风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中，存在着严重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困难的居民往往享受不到良好的医疗资源和保障，导致了健康水平的失衡，并且恶化了城市的社会稳定。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困难在高风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中，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流行病、环境污染等，由于管理和应对能力有限，常常难以有效地应对，造成严重的后果。
5. 城市规划与建设不合理由于超大城市人口众多，城市规划与建设通常难以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导致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紧张，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6. 管理体系薄弱高风险背景下的超大城市中，由于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监管制度不健全、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了城市管理体系的薄弱，对健康治理的实施产生了重大障碍。
针对公共卫生问题，应加强对超大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和改善。
增加卫生设施、提高环境卫生、强化预防措施等，以应对城市中的各种公共卫生问题。
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资源的投入，扩大医疗设施建设，增加医生和护士的数量，提高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以保障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政府应推动健康平等，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倡导公平就医，建立健全的医疗救助制度，以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
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放大效应”的应对举措
35中国发展观察智库论坛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能够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但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城市治理的社会经济成本上升，公共安全风险面临“放大效应”。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突发传染性疫情威胁较大、暴力恐怖及群体性时有发生、高新技术引起的事故灾难是重要潜在威胁等新趋势。
应对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放大效应”，要依托超大城市优化城市群功能、健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城市应急设施建设、打造统一的城市公共安全智慧平台、增强全社会的公共安全危机意识等。
超大城市作为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其内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高度聚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强劲活力。
但高度集聚的城市人口规模，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使得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应对的难度成倍增加，任何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都极易造成巨大损失。
目前，我国共有32座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承载了总人口的18.6%，贡献了41.7%的经济总量，由于人口过度集聚和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等原因，这些城市承载能力普遍超负荷，交通拥堵、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放大效应”的应对举措范宪伟 张本波环境恶化、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问题突出，公共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放大效应”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短短40年间形成了30多座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这些超大城市形成过程中，人口快速向单一城市集聚，城市治理能力、制度和法治以及基础设施水平无法匹配快速扩张的人口规模，大城市病集中暴发，并促使这些超大城市在公共卫生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前更加脆弱，一旦出现突发公共事件，防控难度增加，往往易发影响更大的“次生事件”，甚至“事件链”，公共安全风险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公共安全事件的扩散性更强。
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大、流动性强、人与人之间接触更频繁等，导致公共安全事件扩散性更强，比如应急公共卫生事件传播面更广、传播性更强，疫情的扩散往往更难控制。
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率及原因分析癌症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
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率及原因分析癌症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率及原因分析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期望也随之增长。
然而，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癌症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将探讨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率的情况，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率总体情况根据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
城市地区的死亡率为X‰，农村地区的死亡率为Y‰。
与上一年相比，城市地区的死亡率下降了Z%，农村地区的死亡率下降了W%。
二、癌症是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1. 癌症在死亡原因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据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死亡原因以癌症为主的比例持续攀升。
尤其是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常见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成为人们健康的威胁。
2. 癌症的高发原因癌症的高发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酗酒、不规律的饮食、缺乏锻炼等不良习惯会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
（2）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能引发癌症的发生。
（3）遗传因素：某些癌症具有家族遗传倾向，存在家族中的患病情况会增加个体罹患癌症的风险。
（4）老龄化人口增加：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
三、缓解癌症对健康预期寿命的制约为了缓解癌症对健康预期寿命的制约，我们需要采取综合的措施：1. 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健康的认知和重视，加强对癌症的预防知识普及，引导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完善癌症筛查和早期诊断机制提高癌症筛查和早期诊断的覆盖率和准确性，通过早期发现和治疗，提高癌症的治愈率和生存率。
3. 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控制空气、水、土壤等污染源，减少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降低癌症的发病率。
人口疏解是治疗大城市病的蜜糖还是砒霜
人口疏解是治疗大城市病的蜜糖还是砒霜【摘要】人口疏解是指通过政府引导和调控，将大城市的人口向相对较小的城市或乡村转移，以缓解大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
大城市病是指大城市过度集中的人口、资源、产业等带来的问题，包括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涨等。
人口疏解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各种问题，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
实施人口疏解的方式包括政策引导、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
治疗大城市病的可行性取决于人口疏解的精准度和配套措施的完善程度，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减轻大城市人口压力、促进区域发展等。
综合评价来看，人口疏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大城市病，但需要科学规划和有效实施，否则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关键词】人口疏解，大城市病，治疗，蜜糖，砒霜，背景，作用，实施方式，可行性，影响，综合评价1. 引言1.1 人口疏解的定义人口疏解是指通过政府引导和鼓励人口向相对落后或发展中的地区转移，以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人口疏解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人口疏解不同于简单的人口迁徙或城市转移，它更侧重于政策引导和整体规划，要求在转移人口的同时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确保疏解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疏解的实施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引导人口有序转移，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
同时要加强对接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保障疏解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
人口疏解不是简单地搬迁，而是要确保疏解人口在新地区有稳定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实现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
通过人口疏解，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环境压力，同时促进新兴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人口疏解是治疗大城市病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1.2 大城市病的影响大城市病是指在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足、城市功能布局不合理等情况下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交通拥堵：人口聚集在城市中心地区导致交通拥堵严重，影响市民出行效率，加剧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
城市病的治理措施
城市病的治理措施简介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发展不均衡、环境恶化等原因，造成的城市运行障碍和社会问题的集合。
为了解决城市病带来的种种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治理措施。
本文将介绍几种常见的城市病治理措施，并对其有效性进行分析。
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城市规划是治理城市病的核心措施之一，它通过科学规划城市功能区、合理布局土地资源，帮助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城市规划需要明确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确保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平衡发展。
其次，城市规划需要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土地浪费和过度开发。
例如，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空间比例，减少城市拥堵、污染等问题。
环境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恶化是城市病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环境保护和改善是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需要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能力，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城市的绿化和生态建设，提高城市的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
例如，可以在城市公园、广场等地增加绿化和景观，提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交通管理和优化交通拥堵是城市病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交通拥堵可以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此，交通管理和优化是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首先，需要建设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隧道等，以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其次，需要合理规划公共交通网络，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此外，还可以采取交通限制措施，如交通管制、限行等，减少交通拥堵的发生。
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均衡，一些地区经济相对滞后，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
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是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首先，需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提供贷款、补贴等政策支持，吸引投资和企业到这些地区发展。
其次，需要推动产业升级，引进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提升整个城市的经济水平。
简述城市病的实际例子
城市病的实际例子引言城市病是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它是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产物，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通过分析一些典型的城市病实例来探讨其本质和解决途径。
1. 交通拥堵1.1 实例1：北京市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交通压力巨大。
每天早晚高峰时段，市中心的道路几乎被车辆完全占据，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
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在交通堵塞中，对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1.2 实例2：孟买孟买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也遭受着巨大的交通拥堵问题。
道路狭窄、车辆过多、缺乏交通规划等因素导致了孟买的交通拥堵程度严重，使得通勤时间大大增加，影响到个人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解决途径：•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更多的地铁、电车、公交等便捷交通工具；•推广绿色出行方式，鼓励骑行和步行；•制定合理的交通管理政策，限制私家车数量，加强交通规划。
2. 空气污染2.1 实例1：德里德里是印度的首都，也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车辆排放和工业废气排放是主要的污染源，导致了严重的雾霾问题，对居民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
墨西哥城位于山谷中，周围环绕着高山，形成天然的空气污染容器。
该城市的工业和交通引发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居民长期暴露在有毒有害的空气中，导致多种健康问题。
解决途径：•推行清洁能源，减少对煤炭等污染物的依赖；•加强工业和交通尾气的净化处理；•提高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3. 垃圾处理难题3.1 实例1：纽约市纽约市每天产生大量的垃圾，垃圾处理成为了该市的一项重大挑战。
垃圾填埋场接近饱和，给环境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同时处理垃圾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金钱。
3.2 实例2：拉各斯拉各斯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也面临着巨大的垃圾处理问题。
垃圾处理设施的缺乏和管理不善导致垃圾在城市中堆积，严重影响城市的环境卫生和居民的生活品质。
解决途径：•提倡垃圾分类，减少可回收垃圾的数量；•引进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如焚烧和填埋发电；•加大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
人口变迁视角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挑战与路径
人口变迁视角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挑战与路径目录1. 内容概括 (2)1.1 研究背景 (3)1.2 研究意义 (4)1.3 研究范围与问题 (5)2. 人口变迁的理论框架 (6)2.1 人口变迁的基本理论 (7)2.2 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 (9)2.3 超大城市人口变迁的特点 (10)3.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状 (12)3.1 基层治理的基本概念 (13)3.2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 (14)3.3 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15)4. 人口变迁对基层治理的挑战 (17)4.1 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18)4.2 城市空间布局的压力 (19)4.3 公共服务供给的挑战 (20)4.4 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的挑战 (21)5.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索 (22)5.1 创新治理体制机制 (23)5.2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25)5.3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26)5.4 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 (27)6. 案例分析 (29)6.1 国际经验借鉴 (30)6.2 中国城市案例 (31)6.3 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32)1. 内容概括背景介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超大城市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增长、流动人口增加、人口老龄化等，这些变迁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城市资源压力增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环境承载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流动人口管理难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管理难度加大，社会融入、就业、居住等问题突出。
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养老服务需求增加，基层治理需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问题。
优化城市规划与资源配置：根据人口变迁趋势，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城市承载能力。
加强基层自治与社区建设：推进社区自治，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度，发挥社区在人口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完善人口管理体系：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人口管理机制，实现精准化管理，提高服务效率。
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研究
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研究超大城市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表现形态，其面临着人口、交通、环境等多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城市治理的要求也更加复杂和严峻。
然而，在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问题尤为突出，其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理主体错位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主体错位成为一大困境。
超大城市作为重要的治理对象，在面对危机时，需要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四方面努力，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利益、责任和作用存在差异，如果治理主体选错或是缺席，就会导致治理失序。
例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如果没有协调好市场和社会等其他方面，很容易采取过度控制或者不作为的态度，从而导致市场活力不足或社会生产力低下。
二、治理手段有限超大城市健康治理的手段也面临极大限制的困境。
在高风险背景下，治理方面不能仅仅像以往一样通过物质手段实现治理，还需要依靠智慧和创新等手段，以更好地应对现实情况。
但是，超大城市在资源和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开展创新性的治理，这就会导致治理手段缺乏针对性和针对具体问题的有效性。
三、治理协同不足多方面治理模式的协同也是超大城市治理的一个困境。
在高风险背景下，超大城市健康治理涉及到大量的部门和利益，单一的治理模式不足以解决完整的问题需要。
但是，这些治理者之间缺乏协作和沟通，常常容易引发治理岛和信息孤立，造成治理资源的浪费和从整体上看治理效果的不明显。
为了解决上述困境，超大城市健康治理需要采取有效的出路。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超大城市健康治理需要在治理主体上健全化治理主体框架。
城市治理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多元主体治理的思路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市场、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让他们重视城市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从而让整个城市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协调一致。
超大城市健康治理需要创新治理手段。
在高风险背景下，治理手段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高效协同合作，健全治理体系和治理方法相互补充，通过精准数据、智能信息和高效流程等方式，使资源更加合理分配，取得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为什么在“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指导下,中国的大城市规模却增长很快
为什么在“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指导下，中国的大城市规模却增长很快？在“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指导下，中国的大城市规模却增长很快是由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因其特殊的集聚效应和吸引力而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加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服从于比较利益原则而不断调整空间布局，先进的生产要素仍然突破充斥行政障碍，不可阻挡地向大城市集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具有巨大的魅力，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有着挡不住的诱惑。
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大城市将拥有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资源，将对迁移人口形成更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将造成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大城市的城市化成本将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小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少，难以吸引到真正的优秀人才和企业项目，导致规模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例如：北京的郊县改区等。
事实上，城市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城市规模可以随着技术进步、交通设施改进、城市处理环境污染能力的增强，其城市规模的边界也在逐渐增大。
其次，城市规模往往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具有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其城市规模也会不同，比如我国北方地区普遍缺水，城市承载人口数量也少，城市规模普遍要小一些。
在一定时期，城市规模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城市规模并不能“无限”地扩大。
市场选择下的城市规模有“两级分化”的倾向，在市场的选择下，城市的实际规模会大于最优规模。
干部考核任用和政治体制因素对城市规模的影响，一是民主政治能够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避免人口和资源过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弱化空间的非均衡程度；二是提高了中小城市的政治地位，进而提高它们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三是有助于诸如区划、土地利用控制等制度的改善与透明化，能有效地引导城市规模增长。
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人口、要素和产业的大规模集聚，城市中心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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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显示，2017年，京沪常住人口同时下降，为1978年后的首次。
其中，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下降0.1%，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7万人。
人口的减少，伴随的是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和聚焦。
北京自2014年提出“四个中心”定位，2018年1月24日，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优化提升“四个中心”功能作为首要工作，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大城市病；1月4日，上海市政府正式介绍新城市总规，点明上海市未来聚焦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京沪城市定位的明确，伴随的是非城市定位功能的疏解和控制，人随产业走；而另一边，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亦打起了“人才争夺战”。
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是否已呈趋势？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将会呈现何种格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
“常住人口下降不一院长张耀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定治得了大城市病。
治疗大城市病，根本还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城市的服务、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
疏解非城市定位功能是主要原因
时代周报：本次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庞江倩分析了四大原因，包括
全国范围人口总量的低速增长，城镇化带来的特大城市人口流入下降，以及京沪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低出生率。
你对此怎么看？
张耀军：就北京来说，常住人口下降还是与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关。
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是疏解加工制造业等一般性产业，还包括医院、学校和非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
所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常住人口下降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二线城市例如西安、郑州、武汉等，在京沪疏解人口时，正用更大的力度吸引人才，呈现“一边在输，一边在引”的局面，尽管一边阻力很大，但另一边的引力也很大，会让一些有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流入到吸引人才力度较大的城市。
第三个原因是生活成本的提升。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群租住房，北京的生活成本将越来越高。
第四个原因在孩子的教育问题。
中国父母注重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为了调控人口总规模，五证齐全是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必要条件，这也会让一部分家长因为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
我不认为其他原因是此番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重要原由，生育率可以算一个，但不是主要的。
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人口一定是迁移增长，大部分的外地人口迁入才是最重要的，北京本地的出生率影响不大。
时代周报：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现197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1997年北京也出现了首次下降，但往后持续增加。
就你看来。
目前这种下降是不是一种暂时性现象？北京自2011
年后，人口增速增量双下降，能否就此预测人口拐点？
张耀军：我认为目前这种下降是暂时的，同样以北京为例，是政府背后付出很大代价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结果，但是人往高处走，市场一定是让人口往就业好、收入高的地方迁移，虽然疏解成本高，但是在付出服务和劳动力的时候，相应费用也会提高即收益提高，在这种市场力量下，从长远来看，人口还是会增长。
但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省会城市如郑州、武汉、西安等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好，医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那么京沪对人口的吸引力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大。
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定位不一样，但收入、生活质量差不多，那么人们综合权衡时，如果城市间差距不大，就不会付出高昂成本迁移到另一个城市。
京沪吸引人口能力那么强的原因就在于，其资源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未来如果省会城市乘势而上，提高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水平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拉近与京沪的差距，那么在吸引人口上，中国城市从差距明显走向均衡是有可能的。
但目前还很难预测京沪的人口拐点，无法预知何时常住人口的下降会呈趋势。
这其中有很多变数，一是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变化，再是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例如我刚提到的省会城市，这些城市什么时候能在人们的心理评估中与京沪的差距不大，很难预计。
常住人口减少不一定能治大城市病
时代周报：常住人口减少能否治疗大城市病？在京沪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服务行业其实亟须配套升级，但疏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怎样影响？或者说，人口吸引力能置换人才吸引力吗？
张耀军：两地发展这么快，其实是利用了全国的人口红利，高素质的年轻人流到京沪，稀释了当地的老龄化水平，缓解了京沪的老龄化进程。
但一个城市有2000多万人，通过减少两万人左右，是不能治疗大城市病的，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大城市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就已经不再属于大城市了，也无需在乎城市功能等，问题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常住人口下降不一定治得了大城市病。
治疗大城市病，根本还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城市的服务、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比如现在北京完善地铁等交通服务设施，通过类似基础设施的改善，服务水平的提升，多管齐下，才能整治大城市病。
我一直认为，一个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堵车等现象，就像人吃多了会胖，其实都是正常的，在可控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应该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市政府之前也强调过，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时，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如果还能使生活水平更提高就更好了。
城市最根本的属性还是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生活越来越方便，才是城市发展的方向。
时代周报：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是否产生了外溢，比如人口往周边城市或强二线城市迁移？如果是，这会否进而引发城市格局变化，在国家倡导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新的城市群？
张耀军：是会引发城市格局变化。
中国目前的城市框架是拉开了，但内涵的城市化道路还走得远远不到位，即城市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城市框架下的人口密度、人口居住的舒适程度、便捷程度、城市建设的水平等还没有达到相应水平。
但是城市框架拉开了，未来第一步会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促进这些地区的建设。
此外，国内二线城市的总体综合实力，包括医疗、教育水平等，跟一线城市比还是有些差距，但是“一花独开不是春”，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一定会吸纳、消解大量人口，这是大势所趋，中国人口基数太大，14亿，只靠几个一线城市是不可能的。
二线城市要拉近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中国城市要慢慢走向均衡，所以北京和上海在疏解与定位不相符的城市功能时，恰恰是一些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争抢创新人才的黄金时期，借势而上既减少了京沪人口流入，也能慢慢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时代周报：目前深圳和广州的常住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预测仍在增加。
京沪和广深不同程度的人口调控，是否关系到城市的不同定位？
张耀军：肯定是，北京聚焦首都功能，上海是金融中心等，广州和深圳也一样，城市的管理和调整一定要与定位相一致。
目前，广州和深圳就如双子星座，广州是广东省省会，但其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比不上深圳，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广州不必迷茫，国际上的很多政治中心未必是经济中心，这很正常，是城市分工当中应该走的道路，每个城市都应该突出自己的主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