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重要文学批评思想

论孟子的重要文学批评思想

摘要：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知人论世＂、＂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对推动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孟子；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以意逆志

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一生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把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思想。在文学方面，孟子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学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二者作为关于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理念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提出的。孟子在谈到交友之道时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在孟子看来，读古人的诗书，实际也就是与之交友(当然是神交) ，而要交接古人，只是读其诗书是不行的，还必须了解他们的为人行事，以及他们生活的时代，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才能和古人心契神交，成为知音。

孟子把士当作一个精神上独立的特殊阶层，他们要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为友，当现实中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时，他们便到古人的作品中寻找知音，通过颂其诗，读其书，和古代贤人的精神相沟通，从而建立起完善而充实的精神生活。“知人”是读书的目的，“论世”是“知人”的途径。孟子认为人的心灵是可以相互理解、沟通的，读者通过阅读活动去知其人，论其世，与千古之上的作者产生共鸣。也就是说，正因为古代的文学作品本身就突出含蓄深邃，加上古人喜用互文、倒装、用典等手法，使得文学作品晦涩不明，所以，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就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这种批评方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鲁迅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掌握“知人论世”的原则，还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北宋梅尧臣在《和淮阳燕秀才》中说：“惭予廷荫人，安得结子，心虽羡名场，才命甘汨没。”他认为自己由恩荫出身，和燕秀才由进士出身不一样，因而感到很惭愧。可是杜甫却完全不同，他在《壮游》中说：“气磨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杜甫考不上进士，便浩然归去；梅尧臣考不上，却半辈子感到委屈。这是因为唐代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宋代主要的就是这一条路，即使由他途出身，头衔上总得加一个“右”字，例如“右迪功郎”之类，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不知道唐宋两代的风气，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

进士的得失杜甫全不关心，梅尧臣却痛心疾首。只有了解他们的时代，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所以“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够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

二、＂以意逆志＂的文学接受思想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 ，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

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黻其皇”是也。《( 既醉备五福论》《，苏轼文集》卷二)

这里苏轼主张要“深观其意焉”，而不是只了解诗的字面意义，“深观其意”